珠江人寿“海选”高管背后，激进模式退潮，昔日“黑马”深陷困局

洞悉商业本性，直击企业核芯

作者|李平

2025年12月，珠江人寿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发布信息，招聘总经理、财务负责人、首席投资官等高管。在中国保险业，一次性公开招募包括总经理在内的五名核心高管，实属罕见。

这场被业内解读为“市场化换血”的高管招募，背后是这家成立13年的险企连续四年未披露偿付能力报告、房地产投资风险敞口高悬、股权质押率居高不下的多重困境。

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寿险公司，曾凭借激进的“资产驱动负债”模式，在成立的第三年便实现盈利，打破了寿险行业“七平八盈”的惯例，一度被视为市场“黑马”，如今深陷治理与经营双重泥潭。

01

偿付能力报告“隐身”

珠江人寿此次大规模高管“海选”，被寄予了打破僵局的厚望。

从招聘要求来看，新任总经理需统筹偿付能力管理、优化资本配置，首席合规官需具备深厚的风险处置能力，董事会秘书需擅长危机处理，这些职责描述直指公司核心痛点，显示出其通过治理改革化解风险的迫切意愿。

而偿付能力是撬动所有问题的支点，更是保险公司的生命线，和富德生命人寿一样，珠江人寿也将这一核心指标隐藏了四年之久。

截至2021年末，该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仅为52.02%，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04.04%，已逼近100%的监管红线，风险综合评级更是降至C类。

这一数据意味着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已严重不足，无法满足保险业务持续经营的基本要求。

图源：公司2021年偿付能力报告

自2022年起，珠江人寿彻底停止披露偿付能力报告，年报中也不再呈现资产负债表、净利润等关键财务数据，仅以“个别项目五级分类中划定为‘关注类’”轻描淡写地带过风险状况。

这种选择性信息披露，打破了保险行业“阳光经营”的基本准则。

对于投保人而言，无法知晓公司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相当于失去了判断保单安全性的重要依据。

对于监管机构而言，信息不透明增加了风险监测的难度。

对于市场而言，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直接导致信任崩塌，进一步加剧了其经营压力。

而紧张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偿付能力，珠江人寿2019年发行的三笔合计31.5亿元资本补充债券，已放弃首个计息年度末的赎回权，7.25%的高票面利率持续消耗着本就紧张的现金流。

在偿付能力充足率即将逼近监管要求、资本补充渠道受阻的情况下，其流动性风险正持续累积。

信息披露的缺失是当前珠江人寿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只有让外界清楚了解真实风险状况，才能重建市场信心。

02

投资策略失当

珠江人寿的经营困境，根源在于其长期奉行的模式，公司成立于2012年，恰逢中国保险业“资产驱动负债”模式盛行的时期。

成立初期，该公司凭借万能险等理财型产品快速吸纳保费，再将巨额资金投向房地产及相关领域。

这种模式的核心逻辑是：通过万能险等理财型产品快速做大保费规模，获取大量低成本资金，再将资金集中投资于房地产等高收益领域，用投资收益覆盖负债成本并实现盈利。

珠江人寿将这一模式运用得淋漓尽致，规模保费收入从2012年的0.05亿元，一路飙升至2017年的255亿元峰值，在短短三年内便实现盈利，打破了行业内的规律，一度成为保险业的“黑马”。

图源：作者自制

在原保险保费收入方面，2015年，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占规模保费收入的比重仅为0.56%，这在整个行业内都是极其罕见的，意味着其余绝大部分收入是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

2016年，在监管新规要求下，情况只是有短暂改观，并未触及根本。

在投资房地产方面，2015年至2021年，其投资收益合计在250亿元左右，占同期营业收入的30%以上，更是利润总额的十倍以上，形成了“投资收益决定盈利水平”的特殊经营结构。

这种模式在房地产行业上行周期中曾获利颇丰，但随着行业进入下行期，风险开始集中暴露。

据央广网报道，截至2021年末，珠江人寿投资性房地产余额达221.4亿元，不动产类资产占投资资产总额的比例高达26%，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更严峻的是，其逾期投资资产规模累计达30.94亿元，绝大部分与房地产相关，其中一笔通过股权基金投资的房地产项目逾期规模就达3.5亿元。

图源：作者自制

这些逾期资产不仅直接侵蚀利润，已计提的3亿元减值准备进一步削弱了其资本实力，更让其资产变现能力遭遇严峻考验。

在保险资金运用方面，2021年3月18日，原银保监会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珠江人寿存在将保险资金用于土地竞拍保证金，子公司融资借款超过监管比例规定等违规情况，而且涉及金额巨大。

其中一项是在2019年，其向宁波安宸基金投资的5亿元中，有3.37亿元经多次流转后被股东用于土地竞拍保证金。

无论是直接将保险资金投资到不动产方面，还是间接运用于土地竞拍保证金，都严重违反了监管规定，更让保险资金失去了风险管控的底线。

03

公司治理乱象

珠江人寿的治理结构缺陷，是其陷入多重困境的根源所在。

作为一个典型的家族式控股企业，广东珠江投资控股集团、广东珠光集团等关联股东合计控制着公司89.71%的股权，朱氏家族的影响力贯穿公司经营决策全过程。

这种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直接导致其投资策略向股东关联产业倾斜，成为了股东方的“提款机”。

联合资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珠江人寿对关联方的投资余额高达273亿元，大量资金流向股东关联企业，不仅违背了保险资金“安全第一、分散投资”的基本原则，更导致资金回收困难。

这种“内部循环”的资金运作模式，使得保险资金的安全性难以得到保障，最终损害的是投保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说关联风险让公司陷入了困境，那么股东股权质押则是让公司陷入了绝境。

2024年年报显示,截至2024年末，广东珠光集团、广东新南方集团等核心股东已将所持41.3%的股权质押。

高额股权质押不仅让股东失去了增资扩股的能力，更让珠江人寿的资本补充渠道基本堵塞，动摇了公司治理的稳定性。

在偿付能力逼近监管红线的情况下，无法通过股东增资实现“补血”，使得其风险化解陷入被动。更严重的是，股东自身的流动性压力可能传导至保险公司，形成“股东风险—公司风险”的恶性循环。

2026年将是珠江人寿的关键一年，新任高管团队能否快速磨合、拿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直接决定着这家险企的未来走向。

如果能够抓住保险行业转型的契机，彻底化解历史遗留风险，重建合规经营与透明披露的基础，珠江人寿或许能走出困局，但如果只是换汤不换药，那只能在治理乱象与风险泥潭中继续挣扎。

转型的阵痛，治理的难题，沉重的历史包袱，珠江人寿的自我救赎之路注定崎岖漫长。

编辑 | 晓贰

排版 | 伍岳

主编 | 老潮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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