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京巢鸭监狱的灯光彻夜未熄。七十一岁的美国记者威廉·霍顿站在监狱外的寒风中,手里紧握着那张珍贵的采访许可证。他已经在这里守候了整整一夜,只为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七名甲级战犯即将被执行绞刑。
霍顿是少数几个从头到尾跟踪报道东京审判的西方记者之一。两年多来,他目睹了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的全过程。现在,随着绞刑架上绳索的收紧,这场漫长的正义之旅即将画上句号。
但霍顿知道,真正的故事要从1946年5月3日说起。
那天上午,东京市谷的原日本陆军省大楼前人头攒动。经过美军改造的法庭内,来自十一个国家的法官们身着法袍依次入座。首席法官、澳大利亚人韦伯用木槌敲响了法台,庄严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霍顿坐在记者席上,环顾四周。法庭右侧的被告席上,二十八名日本军政要员面无表情地坐成两排。前首相东条英机、外相广田弘毅、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名字,如今成了战争罪行的代名词。
"这些人发动的战争,造成了超过两千万人的死亡,"霍顿在笔记本上写道,"今天,他们终于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开庭第一天,法庭书记员用了整整两个小时宣读起诉书。五万多字的文件详细列举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破坏和平、违反战争法规、虐待战俘、屠杀平民……每一项指控都有大量证据支撑。
霍顿注意到,当书记员读到"南京大屠杀"部分时,旁听席上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眼眶泛红。一位年轻的中国检察官助理紧握双拳,指节发白。
审判的节奏比预期的要慢得多。控辩双方需要传唤数百名证人,提交数千份证据。每一个证词都需要翻译成英文和日文,每一份文件都要经过仔细核实。法庭每周开庭四天,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中间只有短暂的午休。
霍顿记得,第一个月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开庭陈词。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法律专家用流利的英语,系统阐述了日本对华侵略的历史脉络,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全面侵华,再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每一步都是精心策划的侵略行为。
"这不是偶然的冲突,而是蓄谋已久的侵略,"向哲濬说,"日本军国主义者有计划地摧毁了中国的城市,屠杀了数百万平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向哲濬
法庭上播放了大量影像资料。当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在屏幕上闪现时,整个法庭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尸横遍野的街道、被刺刀挑起的婴儿、成堆的尸体……即使是见惯了战争场面的西方记者,也被这些画面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霍顿看到,坐在被告席上的松井石根低下了头。这位曾经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在南京陷落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庭上一片抽泣声。霍顿放下笔,他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
随着审判的深入,霍顿对这场战争的残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位菲律宾的幸存者讲述了巴丹死亡行军的恐怖经历:七万多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被迫在烈日下行军一百多公里,沿途没有食物和水,稍有不支就会被日军士兵枪杀或刺死,最终超过一万人死在路上。
一位澳大利亚前战俘展示了他背上的伤痕——那是在泰缅铁路工地上被日军监工用铁棍抽打留下的。"我的两个战友就死在我旁边,"他说,"他们因为太虚弱干不动活,被活活打死。"
荷兰检察官提交了关于"慰安妇"制度的证据,证明这是日本军方有组织、有计划实施的性奴役制度,受害者遍及中国、朝鲜、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等地。数十万妇女被强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痛苦。
霍顿在报道中写道:"这些证词揭示的不仅是个别士兵的暴行,而是一个军国主义体制的系统性犯罪。从最高统帅部到基层军官,从战争策划到具体执行,这是一条完整的罪恶链条。"
辩方律师试图为被告开脱。他们辩称,这些军人只是在执行命令,他们个人并不应该为战争后果负责。有些律师甚至暗示,所谓的暴行被夸大了,那些只是战争中的"不可避免的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