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床转做心理咨询师，她看到医护的另一面

我国医护群体普遍面临着诸多心理难题。他们因何困扰？又该如何解困？

撰文 | 郭雪梅

5年前，在医院工作的杨思（化名）多了一个身份——执业心理咨询师。

早在二十多年前，正在医学院读本科的杨思就对心理咨询充满了兴趣，她读过弗洛伊德的书籍，也曾在大学自学过心理学相关教材。后来，因为在医院工作中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她出现无食欲、心悸、发热、失眠等躯体化反应，于是决定走进心理咨询室。

2020年，原本在医院负责科研工作的杨思转向教学管理，她也因此接触到更多医学生，了解他们在成长中的烦恼，在日常生活中，杨思发现身边的医护也有着诸多类似的心理难题。

通过一位心理咨询师朋友推荐，她参加了一项两年长程心理咨询师培养计划和多项短程培训，并获得了心理咨询师专业技能证书。

怎样去调节临床工作的压力？如何解决医患关系问题？这些是杨思在心理咨询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就连许多医生也不太愿意接受心理咨询，但我鼓励大家有条件都去做做心理咨询。”杨思告诉“医学界”，心理咨询可以帮助提升自我觉察能力，也可以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帮助应对各种情况下的难题。

为医护做心理咨询

在医疗行业内部，有一条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鄙视链”，通常精神科医生处于这条鄙视链相对较低的位置，“精神科的医生可能又会看不上心理咨询师”，杨思对此也深有体会。

然而，多年前走入心理咨询室的那段经历，成为了杨思人生中极为宝贵的财富，也改变了她的认知。

杨思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国内老牌医科大学的免疫学方向，后在国外某知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完成博士学业后，她回到老家的一所三甲医院工作。彼时的她感受到当地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希望把在外面学习到的先进理念带回去，服务和影响更多的人，推动当地医疗环境变得更好。

当时，医院里像她这样在国外读完博士的人少之又少，也没有和她专业匹配的独立临床学科。领导认为，她在科研方面的能力更强，便安排她到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

后来，杨思又出国做了博士后，回国后进入医院管理层，先后在院办、科研处、教育处等多个部门工作。目前，她在南方某三甲医院工作。

经过多年在求学与工作之间的来回转换，杨思深刻感受到了学生时代与工作阶段的不同。

在学校时，老师总是期望学生们能够出类拔萃，好学和优秀是被鼓励和赞赏的。然而，踏入工作岗位后，这些品质并不一定能赢得所有同事和上司的认可，有时甚至可能招致排挤。

她告诉“医学界”，当时回到老家工作，自己曾一心为了科室利益，却遭受了打击报复。于是，她开始参加一些心理学课程，那时还未正式接触心理咨询。后来，为了暂时摆脱压力环境，她选择出国做博士后。

回国后，杨思通过竞聘进入医院中层管理。她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为医院申请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为医院争取到相关科研资助等。

同时，在工作中她觉得自己也得罪了一些人，个人成长被限制了，感受到了巨大的无力感和压力，甚至出现了躯体化症状，如发烧、食欲不振等。于是，她开始接受心理咨询。

经过多次心理咨询后，杨思找到了自己这些困扰的出口。“接受咨询后，我发现在工作中，我能够更好地找到一个平衡点，既关注他人的需求，又不忽视个人的目标。”杨思说，这对自己的帮助很大。

事实上，杨思与心理咨询结缘已久。虽然在医院工作，但她一直对心理学感兴趣。她告诉“医学界”，自己出身于双教师家庭，从小接触过弗洛伊德的书，虽然当时看不懂，但对心理学有了初步印象。

上大学时，因为喜欢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她请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同学帮忙找来了心理学的本科教材，自学了心理学专业课程。

2020年，她通过朋友推荐，参加了长程和多项短程心理咨询师培养计划，获得了心理咨询师专业技能证书。

杨思参加过的心理咨询师相关培训并获得证书/图片来源受访者

杨思告诉“医学界”，她过去的来访者群体中，涵盖了医生、护士等，其中，有些是他人转介过来的，还有一些是其他医院的医务人员。

杨思提到，面对同一个医院的医护来访者群体，他们通常会询问能否帮助缓解压力等问题，但往往不会透露太多具体细节。“由于咨询伦理的限制，我不能为他们正式开展咨询。再加上大家都是同事，人、事、物之间关系复杂，他们也不便向我透露太多事情。”

对于医护来访者群体，杨思一般只会教他们一些呼吸放松法、渐进式肌肉放松法等方法，有时也会运用一些催眠技巧，为他们进行心理暗示，帮助他们更好地放松和应对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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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为何困于心理难题？

经过4年频繁与医护群体打交道，杨思发现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普遍面临着相似的难题。

高压是医护群体面临的难题之一。杨思介绍，医护人员在职称晋升方面普遍感觉压力大。

此外，因临床工作本身强度高且要求严格，许多患者来到医院，不仅希望治好病，还想要服务好、给他们一定的情感关怀，患者的高期望值也会为医护人员带来很多压力。

一些医生甚至因此而深感困扰。杨思就有一位临床学科的同事，因遭遇了一起患者投诉事件，甚至产生了放弃做医生的想法。

这位患者来医院治疗脸上褐色晒伤斑点，医生事先明确告知了治疗方式是按斑点数量收费，每个斑点的收费是物价部门规定的，医院无权自行定价。

治疗前，医生和患者也提前沟通好了要治疗的斑点数量和每个斑点的费用，患者当时也同意了。但治疗结束后，患者却投诉医生，说医生没告知他要治疗这么多斑点，导致他花了冤枉钱，还说医院的收费比其他医院高。

结果，杨思的同事不仅被要求向患者道歉，还要退还部分费用，这位医生觉得非常委屈。

除了这个例子，杨思也听说过一些“不讲道理”的事情。比如有的医生上午坐诊，中途想去上厕所，患者就会言语攻击医生；还有医生因为戴了假发，被患者投诉说医生不应该爱美。

不过，杨思发现，向她咨询医患关系相关问题的来访者并不多。“这可能是因为大家在医患关系上会做一个比较好的情感隔离。”她解释，医患关系虽然并非主要矛盾，但实际上对医护人员影响很大，是他们心理压力的“底色”。

与此同时，与咨询医患关系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中有很多医护会经常向她咨询家庭关系的问题。杨思解释，大多数时候，医护群体在医院的压力会被带回家中，而放大与家人的矛盾。

“比如在医院，医护人员受到委屈时不能发泄，只能不断沟通解释，带着巨大压力回家后情绪容易失控，平时在家庭中的小矛盾也会因工作中的委屈和压力而被放大。”她说。

“人人都应该学点心理咨询的知识”

在我国，医护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有多种心理支持方式，比如有部分医院设立了心理工作室，为临床一线的医护服务。

杨思向“医学界”介绍，目前大多数医院都设有心理科，医生、护士都可挂号接受心理治疗。不过，尽管国内为医护人员提供的心理支持方式日益丰富，但杨思仍然察觉到其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部分医院在心理支持方面配备得更为完善，相关责任人也更加尽职尽责，然而，由于各医院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异，整体上仍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她说。

此外，杨思还发现，对于医护群体，人们常常认为他们应当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她也听到过有业内专家表示，如果一个医生连基本的抗压能力都没有，那就不具备从事这一职业的能力。

杨思接触的大部分医生，虽然都承认自己压力很大，也能够接受心理咨询，但他们往往更相信自己可以调节。“这可能与医生职业有关，他们一直处于权威位置，所以更倾向于相信自己能够调节好。”

杨思也注意到，有些医生甚至存在严重的失眠问题，会选择吃药来帮助睡眠，却不太愿意选择心理咨询。

她向“医学界”解释，这可能是因为部分医生觉得心理咨询只是聊天，看不到明显效果，而且每次咨询50分钟，通常需要进行十几次甚至几十次、上百次，他们缺乏足够的耐心去进行更多的探索。“因此，有医生也会在进行心理咨询过程中选择放弃，即出现脱落现象。”

不过，从杨思角度看，她觉得人人都应该学点心理咨询的知识，或者找个心理咨询师。

“因为这样可以提升自我觉察能力，学会调节情绪，还可以更深入地探索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在特定场景下自己的习惯模式，继而培养足够的弹性来拥抱这个世界的种种，让自己不断成长，成熟。”

例如，当医生在某次手术中失败后，可能会陷入自我否定的情绪中，认为自己能力差、没有价值。但如果他们接受过心理咨询，培养了觉察能力，就能够看到自己沮丧、挫败等情绪背后“我很糟糕”的观念，并意识到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

“他们可以提醒自己，自己已经在医院担任医生，这本身就是能力被认可了，从而缓解对自我的否定，避免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杨思说。

来源：医学界

校对：蔡 菜

责编：汪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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