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1955年，香港。
对于前中共高级领导人张国焘而言，这是一个被寒意彻底浸透的年份。
他再次犯了致命的战略误判：笃定朝鲜战争将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遂将全部身家押注黄金，结果局势缓和金价雪崩，毕生积蓄一夜归零。
贫病交加之际，更让他窒息的是，自己的“政治原罪”成了二儿子张湘楚求职路上无法逾越的高墙。为了不让后代陪葬，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统帅，在绝望中向北京中南海低下了头，写去一封卑微的求救信。
不久后，一封来自中央领导人亲自批示的回信，摆在了他的案头。这封信，将彻底改变张家两代人的命运。
01
张国焘把钢笔重重地拍在桌子上，烦躁地抓了抓稀疏的头发。
“老张，还是算了吧。”
身后的硬板床上，传来妻子杨子烈虚弱的声音。
她正侧身躺着，脸上尽是痛苦的神色。前阵子去菜市场捡便宜菜叶，路滑摔了一跤，把那本来就不利索的盘骨给摔断了。家里没钱去大医院，就找了个江湖郎中贴了几贴狗皮膏药，现在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
张国焘转过身，看着妻子那张蜡黄的脸，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当年在延安，杨子烈也是风风火火的妇女部长，骑马挎枪，何等英姿飒爽。跟着自己跑出来这些年，福没享到，罪倒是遭够了。
“不算了能怎么办？”张国焘的声音沙哑，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米缸都见底了，房东赵全德那个老东西昨天又来催租，说是再不交钱，就把咱俩扔到大街上去喂狗。我就不信，他真敢动我？”
杨子烈叹了口气，费力地挪动了一下身子：“老张，醒醒吧。你现在不是主席了，也没人怕你了，在这里，咱们就是没人要的难民。”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抽得张国焘脸皮发烫。是啊，这里是香港，没人管你以前多牛，没钱，你连条狗都不如。
正说着，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二儿子张湘楚低着头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个有些磨损的公文包。他脸色灰败，一看就知道今天的面试又黄了。
“怎么样？”张国焘虽然心里有了底，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张湘楚把公文包往破椅子上一扔，一屁股坐下，双手捂着脸，声音带着哭腔：“爸，以后别让我去了，真的，别让我去了。”
“怎么回事？这次是圣玛丽医院，不是说那个李文山院长是咱们同乡吗？”张国焘急了，站起身来。
“同乡？”张湘楚苦笑了一声，抬起头，眼圈红红的，“人家一听我是张国焘的儿子，那脸翻得比翻书还快，上一秒还笑眯眯地看简历，下一秒就把简历扔垃圾桶里了。李文山指着鼻子跟我说，他们医院还要做生意，不敢招惹政治麻烦。还说……”
“还说什么？”张国焘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还说，让您老人家别在那做春秋大梦了，国民党那边恨您入骨，共产党那边视您为叛徒，谁敢收留您的儿子，那就是两边不讨好。爸，我是医生，为什么他们都要看我的出身？为什么我要背着您的名字过一辈子？”
儿子的话，字字诛心。
张国焘颓然坐回椅子上，半晌说不出话来。屋子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只有窗外的寒风还在呼啸。
想当年，他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那是说一不二的。别说给儿子安排个工作，就是想提拔个师长、军长，那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谁能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这么狠。
这一切的苦难，其实都源于几年前那个愚蠢的决定。那时候朝鲜打起来了，张国焘自诩战略眼光独步天下，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纸币要变废纸。他像着了魔一样，把全家流亡半生攒下的五千美金全部换成了黄金。
结果呢？仗没打大，金价大跌。他又不甘心，死扛着不卖，最后割肉离场的时候，只剩下两千了。
那是三千美金啊！在香港能买栋楼，就这么让他给败光了。
“爸，实在不行，我去码头扛大包吧。”张湘楚抹了一把眼泪，站起来说道，“我有一把力气，总不能看着妈没药吃，看着咱们被赶出去。”
“胡闹！”张国焘猛地一拍桌子，震得桌上的墨水瓶都跳了一下，“你是医学院的高材生！你是拿手术刀的手！去扛大包？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搁？”
“脸？咱们家还有脸吗？”张湘楚吼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敢跟父亲这么大声说话，“脸能当饭吃吗？脸能给妈治腿吗？您守着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能养活这个家吗？”
说完，张湘楚摔门而出。
张国焘僵在原地，胸口剧烈起伏。他看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仿佛看到了自己崩塌的世界。
杨子烈在床上低声抽泣起来。这哭声，像是催命符一样，让张国焘心烦意乱。
他站起身，在狭窄的屋子里来回踱步。不行，绝不能让儿子去当苦力，那是毁了孩子一辈子。可是，路在哪里？
他在台湾被当垃圾一样扔掉，在香港被当透明人，现在连最后一点积蓄也没了。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开门！开门！张老头，我知道你在家！”
是房东赵全德的大嗓门。
张国焘心里“咯噔”一下，脸色瞬间煞白。
02
张国焘硬着头皮打开了门。
门口站着的赵全德，满脸横肉，嘴里叼着根牙签，身后还跟着两个流里流气的打手。
“哟，张大主席，在家呢？”赵全德阴阳怪气地笑了笑，往屋里探了探头，“咱这房租，是不是该结一结了？都拖了半个月了，我也不是开善堂的。”
张国焘强挤出一丝笑容，拱了拱手：“赵老板，您看，能不能再宽限几天？我也正在想办法，你也知道，我家湘楚正在找工作，等他工作一定下来……”
“打住！”赵全德不耐烦地吐掉牙签，“少跟我来这套，你那儿子找工作都找了一年了吧？全香港谁不知道你张国焘的大名？哪个老板敢用你儿子？别做梦了。我就一句话，今晚之前见不到钱，卷铺盖滚蛋！”
“赵老板，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张国焘试图拿出当年谈判的架势。
“呸！”赵全德一口唾沫吐在张国焘脚边，“跟你相见？你算个什么东西？还当自己是个人物呢？兄弟们，咱们走，晚上来收房！”
说完，赵全德带着人大摇大摆地走了，留下张国焘站在门口，气得浑身发抖，指甲都要掐进肉里。
他关上门，靠在门板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这种羞辱，比杀了他还难受。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门又响了。这次敲门声很轻，很有节奏。
张国焘警惕地问：“谁？”
“张先生，故人来访。”门外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张国焘犹豫了一下，打开门缝。门外站着一个穿西装戴礼帽的中年人，手里提着两盒点心。这人他认识，自称姓王，其实是台湾那边的特务。
王先生笑眯眯地挤进屋里，把点心放在桌上，四下打量了一番：“啧啧啧，张先生，您这日子过得，真是让人心酸，怎么落魄到这个地步？”
张国焘冷着脸：“你来干什么？我早就说过，我不去台湾，也不搞政治了。”
王先生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掏出一根烟点上：“张先生，此一时彼一时，我也不是来劝你去台湾的，上面知道你困难，特意让我来给你送条路子。”
说着，王先生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厚厚的，看样子里面装了不少钞票。
“只要您肯动动笔，写几篇回忆录。”王先生压低了声音，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重点写写当年延安的事，尤其是骂骂那几位。一篇这个数，长期合作，稿费从优。这钱，足够您换个大房子，给尊夫人治好腿，还能给公子开个诊所。”
看着那个信封，张国焘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那是钱，是救命的钱。
只要他点头，眼前的困境立马就能解决。
但是，他心里清楚，这钱烫手。
他在台湾受尽冷眼，早就看透了国民党那帮人的嘴脸。而且，如果在香港公开发文，北京那边会怎么看？
虽然他叛逃了，但他心里对共产党还是有敬畏的。尤其是那个人，那个在长征路上被他逼到绝境的人。
如果彻底撕破脸，搞不好哪天走在街上，背后就会飞来一颗子弹。
“张先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王先生见他犹豫，把信封往他面前推了推，“您那儿子，我看挺可怜的，再这么耽误下去，这辈子可就废了。”
提到儿子，张国焘的心防差点崩塌。
他颤抖着手伸向那个信封。
就在手指快要碰到信封的一瞬间，他脑海里突然闪过当年长征草地上的画面。那一望无际的黑泥沼，那些倒在路边的年轻战士。
他张国焘一生犯过无数错，背上过“叛徒”、“分裂者”的骂名，但他也是个读书人出身，骨子里还剩那么最后一点点的傲气。
给国民党当哈巴狗，写那些捕风捉影的脏东西来换狗粮，这事儿要是做了，他就真的连鬼都不如了。
“拿走。”张国焘猛地缩回手，咬着牙说道。
“什么？”王先生愣了一下。
“我说拿走！”张国焘指着门口，“我张国焘虽然落魄，但还没下作到靠骂街讨饭吃！滚！”
王先生脸色一变，冷笑一声收起信封：“行，你有种，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敬酒不吃吃罚酒，等着饿死吧你！”
王先生摔门而去。
屋子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张国焘看着空荡荡的桌面，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他拒绝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晚上，赵全德真的会来收房。儿子明天还是找不到工作。老婆的腿还在疼。
绝路，这就是绝路。
“老张……”杨子烈在床上喊了一声，“咱们过不去台湾，也留不下香港，天下之大，就没有咱们的容身之处了吗？”
张国焘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那里有一块发霉的水渍，形状像极了中国的地图。
突然，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里炸开。
还有一个地方——北京。
可是，这可能吗？
他可是张国焘啊！是那个搞分裂的罪人啊！
但为了儿子，除了这条路，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他慢慢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叠信纸，拧开了钢笔。
这一夜，注定无眠。
03
夜深了，风更大了。
张国焘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前的信纸已经被他揉皱了好几团。
写什么？怎么写？
称呼就是个大问题。
叫“主席”？显得生分且谄媚。叫“润之”？他现在哪里还有资格跟人家称兄道弟？
他想起1935年的草地。
那时候，他仗着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根本没把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他甚至发密电想要“彻底解决”中央。如果不是叶剑英把密电送出去，中央红军连夜北上，历史可能真的要改写了。
后来在延安，他自己心里有鬼，再加上王明他们的排挤，最后选择了借祭拜黄帝陵的机会，跳上了国民党的汽车，彻底叛逃。
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
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每次想起来都觉得五脏六腑都在焚烧。
可是看着隔壁房间传来儿子压抑的咳嗽声，张国焘的心软了。
“我是个罪人，但我儿子是无辜的。”
他在心里默念着这句话，终于在纸上落下了一行字。
信写得很卑微，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也没有任何当年的傲气。他只是作为一个走投无路的父亲，在向昔日的战友、如今的胜利者乞求。
他请求中央，看在过去的情分上，给他的二儿子张湘楚安排一个工作。哪怕是在广州当个小医生也行。
写完这封信，张国焘感觉自己全身的骨头都被抽走了。
天刚蒙蒙亮，张国焘就戴上那顶破毡帽，把信揣在贴身的口袋里，出了门。
街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扫大街的清洁工。
他一路低着头，像做贼一样，生怕遇到熟人。
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大楼就在眼前。那里飘扬着五星红旗。
他站在马路对面，徘徊了很久。
进去吗？
如果不进去，这封信就寄不出去。
可是进去了，万一被人认出来怎么办？万一直接把他扣下怎么办？万一北京那边看到信，不仅不帮忙，反而把他当年的罪行登报公之于众……
“死就死吧！”
张国焘咬了咬牙，横穿马路，走到了传达室门口。
看门的是个年轻小伙子，警惕地看着这个鬼鬼祟祟的老头：“大爷，你找谁？”
“我……我寄封信。”张国焘的声音在发抖，他从怀里掏出信封，双手递过去，“麻烦你，务必转交给北京的周总理，这非常重要。”
小伙子愣了一下，看了看信封上的名字，虽然他不认识张国焘的字迹，但听到“周总理”这几个字，也不敢怠慢。
“行，你放这吧。”
张国焘如释重负，又像是丢了魂一样，转身就走。
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的煎熬。
每一天，他都守在窗前，盯着楼下的街道。
只要看到有穿制服的人路过，他就吓得浑身哆嗦，以为是来抓他的。
只要听到邮差的自行车铃声，他就发疯一样冲下楼，却一次次失望而归。
房东赵全德又来闹了几次，最后还是张湘楚去卖了一块手表，才勉强凑了一半房租，暂时稳住了局面。
但家里的米缸彻底空了。
杨子烈的腿肿得更厉害了，疼得整夜呻吟。
张湘楚变得越来越沉默，眼神里透着一种让人害怕的绝望。
“爸，要是实在不行……”一天晚上，张湘楚突然开口，手里拿着一把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水果刀，眼神阴狠，“听说赵全德家里有不少现金，我去……”
“啪！”
张国焘一巴掌扇在儿子脸上。
“混账！你想去坐牢吗？你想去吃枪子吗？”张国焘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夺眶而出，“再等等，再等等！会有消息的，一定会有消息的！”
嘴上这么说，但他心里也没底。
北京真的会理他这个叛徒吗？
这种等待，就像是被绑在绞刑架上，绳子套在脖子上，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踢掉脚下的凳子。
终于，在一个阴沉的下午。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入了这条破旧的街道。
那不是香港常见的英式轿车，车头上插着一面小旗子。
车子停在了楼下。
张国焘正在窗前发呆，看到这一幕，心脏猛地缩紧了。
车门打开，走下来两个穿着中山装的男人，神情严肃，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他们抬头看了看楼号，然后径直走进了楼道。
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咚、咚、咚。”
沉闷的敲门声响起。
这声音，在张国焘听来，简直就像是地狱传来的丧钟。
是福？是祸？是抓捕？还是救赎？
张国焘感觉双腿发软，根本站不起来。张湘楚不知所措地看着父亲。
“去……开门。”张国焘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
门开了。
门口站着的中山装男人，目光越过张湘楚，直接落在了瘫坐在椅子上的张国焘身上。
那人的眼神锐利如刀，缓缓开口道：“是张国焘先生吗？北京有信来。”
说完，男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赫然盖着红色的印章。
张国焘死死盯着那个信封，那是审判书吗？
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
屋子里所有人的命运，都装在这个薄薄的信封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