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九四五年八月，重庆那鞭炮皮堆得简直没处下脚，连那湿漉漉的青石板都被染红了。
整座陪都都在狂欢，大家都知道抗战赢了，但这会儿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那栋灰扑扑的小楼里，有个人彻底凉了。
这一天，搞了七年“党务调查”大权的徐恩增，灰溜溜地交出了印信，理由是“养病”。
哪怕是三岁小孩都知道，这是被踢出局了。
几条街外，戴笠的军统局正大摆宴席，甚至狂得开始接收全中国的日伪资产。
这看似是权力的交接，其实是两种活法的最终摊牌，一个是太像“官”而被淘汰，一个是活成了“刀”而上位。
这事儿吧，要是光看这一天，你可能看不懂。
得把日历硬生生扯回到1944年的那个冬天，那时候重庆雾气重得对面看不见人，徐恩增就是在这种天气里，挨了这辈子最大的一记耳光。
起因说起来特简单，就是个“山西商人黄金走私案”。
按理说，这种案子在当时也就是罚款了事，顶多也就是个经济纠纷。
可军统那帮人跟闻见血的鲨鱼似的，硬是把这起商业走私案，给挖成了“中统利用特权倒卖国家战略物资”的铁案。
那证据链做得太绝了，从运输路线到钱款去向，甚至连徐恩增的一个红颜知己都被牵扯进去了。
这不就是现在的“实锤”吗？
当那叠足足三寸厚的罪证摆在蒋介石桌上的时候，徐恩增还在那搞官场老一套。
他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的陈情表，谈什么党国艰难、经费不足，说白了就是想甩锅。
而戴笠呢？
人家根本不搞虚的，只做了一件事：直接让老蒋看到这批黄金流失，对法币崩溃有多大影响。
那一刻，老蒋当场就炸了，直接砍了中统三分之一的年度经费。
徐恩增当时就只能在那鞠躬道歉，冷汗滴在地板上，周围几十号大员，愣是没一个人敢去扶。
从中统局长到“被公开处刑的庸官”，徐恩增只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说真的，这一幕看着都让人替他尴尬。
其实这场败局，早在十多年前就注定了。
好多人不知道，中统和军统虽然都是搞特务的，但“基因”完全不一样。
徐恩增是留美回来的无线电专家，典型的技术官僚。
他建的中统，前身是党务调查科，骨子里就是个衙门。
徐恩增甚至天真地以为，只要把规章制度定好，情报工作就能像发电厂一样自动转。
反观戴笠，这哥们儿是混过码头的。
1932年老蒋让他组建复兴社特务处，也就是军统前身的时候，给的任务就是四个字：“提头来见”。
军统的逻辑简单粗暴：结果导向。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不管合不合规矩，只要把情报拿回来，把人干掉，就是好样的。
这种“基因差”在和平时期看不出来，一旦到了打仗的时候，那就是降维打击。
抗战一开始，国民政府退到重庆，局势乱成了一锅粥。
蒋介石每天焦虑得睡不着觉，他不需要谁来告诉他“某某党员思想动摇”，他急需知道的是“日军轰炸机几点起飞”、“汪精卫今晚睡在哪”。
1941年的那次交锋最经典。
当时徐恩增搜集了几箱子材料，准备告戴笠“贪墨军费、培植私人武装”。
这在官场上可是大忌，按理说戴笠不死也得脱层皮。
但戴笠根本没去辩解贪污的事，他只是把一份刚刚截获的日军南进兵力部署图，连同一份“军统特工阵亡名单”放在了蒋介石桌上，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大概意思：委座，前线吃紧，如果今晚不发军饷，这几条情报线明天就断了。
老蒋看了一眼那份带血的名单，又看了一眼徐恩增那几箱子所谓“贪污铁证”，二话没说，直接把拨款条子签给了戴笠。
徐恩增那一刻才明白，在战争年代，道德和廉洁那是奢侈品，暴力和效率才是必需品。
蒋介石这是在养蛊，他需要一条最凶狠的狗来看家，至于这条狗是不是偷吃了几块肉，根本不重要。
这就叫乱世法则，能抓老鼠的猫才有资格吃鱼，不管这猫身上脏不脏。
到了1942年，这差距已经变成了单方面的碾压。
当时爆发了著名的“汪伪渗透案”，中统好不容易在南京安插的几个内线，一夜之间失联了。
徐恩增还在那按程序发电报查询呢，戴笠的人已经化装成倒爷，直接冲进敌占区把人给“抢”了过来，顺便把中统建立的情报网全部收编。
戴笠事后在茶馆里放了句狠话，大概意思是：刀尖上的买卖，不是靠点头哈腰做成的。
这话传到徐恩增耳朵里，这位大局长在宿舍枯坐半宿，最后憋出一句：“他的路太毒，我学不来。”
这句“学不来”，既是无奈，也是实话。
徐恩增毕竟是个还要点“体面”的旧式官僚，他做不到像戴笠那样毫无底线地利用人性之恶。
中统抓人还要填表、审讯、走流程；军统抓人，往往是先绑了再说，甚至为了一个情报可以把对方全家做局进去。
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讲规矩的人注定玩不过不择手段的人。
但这事儿吧，历史最幽默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从不给任何人永久的豁免权。
1945年徐恩增的下台，看着像是戴笠完胜，其实是国民党特务政治彻底崩坏的开始。
失去了中统这个“磨盘”的牵制，军统这把“快刀”开始疯长，最终长到了连蒋介石都害怕的地步。
就在徐恩增去香港“养病”的那个冬天，戴笠竟然向蒋介石交了一份《治安整肃方案》，想将军统的势力合法化，甚至想插手警察系统。
这一下子就触碰了独裁者的逆鳞。
老蒋要的是一条听话的狗，不是一头能吃人的狼。
也就是半年后，戴笠就在南京岱山坠机身亡。
那场空难到现在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戴笠不死，蒋介石也容不下他了。
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徐恩增和戴笠的争斗，根本不是什么“瑜亮情节”，而是国民党政权内部烂透了的切片。
徐恩增当年站在嘉陵江边感叹的那句“路太毒”，或许不仅仅是在说戴笠，而是在说那个时代。
在那个黑暗的漩涡里，无论是书生还是流氓，只要依附于腐朽的权力体系，最终的结局早就注定了。
徐恩增虽然输了官位，却因为早早出局而苟活到了1985年；而那个赢了一辈子的戴笠，却在权势最顶峰时粉身碎骨。
这大概才是历史给这两人开的最大的玩笑。
一九八五年，徐恩增在台湾病逝，终年89岁，比起那个摔死在岱山的对手，他多活了整整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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