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冈村宁次回忆录》《长沙会战》《中国抗日战争史》《湖南省要览》等相关史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66年9月2日，东京的秋风带着些许凉意。在一间普通的日式住宅里，82岁的冈村宁次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个曾经指挥百万侵华日军的总司令，在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时光。床头的书架上，摆放着他亲笔撰写的回忆录手稿。
21年前的同一天，也是9月9日，他代表日本在南京签署投降书。那一刻，面对何应钦和各国受降代表，他手持毛笔，颤抖着在投降书上写下"冈村宁次"四个字。
因为手抖得厉害，印章盖歪了，这个细节被在场的中外记者记录下来，成为历史的见证。
作为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本应接受严厉的战争罪审判。1945年12月，延安方面将其列为头号战犯，各界人士纷纷要求严惩。
然而，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却作出了令全国震惊的判决——无罪释放。
这个结果如同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颗巨石。《大公报》发表社论质疑，《解放日报》连续刊文抨击，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回到了日本。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表面上逃脱惩罚的战犯，内心深处一直有着难以抹去的记忆。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个省份被反复提及，那就是湖南。
从1939年到1944年，日军在这片土地上投入超过40万兵力，发动了四次大规模进攻，每一次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根据日方战史记载，日军在湖南战场的伤亡数字达到11万余人。前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均未能达成战略目标。
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守军1.7万人面对日军11万人，坚守47天，创造了抗战史上的奇迹。
冈村宁次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失利后，专门找来日本学者神田正雄所著的《湖南省要览》研读。
该书对湖南人性格的描述，让这位日军将领第一次意识到，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武器装备，更取决于人的意志。
在他给各部队的作战指示中，多次强调要注意湖南地区军民的特点。在与部下的谈话中，他也不止一次提到，在整个中国战场上，湖南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一】中国通的野心之路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在东京四谷区坂町街区。这里距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不远，每天清晨都能听到校园里传来的军号声。
冈村宁次后来回忆说，正是这些军号声，让他从小就萌生了当军人的念头。
冈村家是没落的武士家庭。父亲冈村宁永在江户幕府时期曾有一定地位，但明治维新后家道中落。
冈村宁次是家中第二个儿子，父亲给他取名"宁次"，希望他能平安度日。然而，这个孩子从小就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野心。
4岁时，冈村宁永就开始教儿子认汉字。这在当时的日本并不罕见，因为汉字是日本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冈村宁永的教法有些特别，他不仅教汉字，还讲中国的历史故事。这为冈村宁次日后成为"中国通"埋下了伏笔。
1890年，6岁的冈村宁次进入坂町小学。他的成绩在班上属于中等，但有一门课程格外突出，那就是汉文。老师发现这个学生对中国的事情特别感兴趣，经常向老师提出各种问题。
1897年，冈村宁次小学毕业，考入东京专门学校附设中学部。
这是一所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冈村家的经济状况难以承受。仅仅一年多后，冈村宁次就不得不转学，进入学费较低的东京陆军幼年学校。
这个转折改变了冈村宁次的人生轨迹。在陆军幼年学校，他接受的是系统的军事教育。
日俄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时，学校里一片沸腾。年轻的学生们梦想着将来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冈村宁次也不例外。
1904年10月，20岁的冈村宁次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这一期学生中，还有后来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
这些人日后都成了臭名昭著的战犯，但当时他们只是一群怀着报国之心的年轻军官。
毕业后，冈村宁次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正值日俄战争进行之际，他主动申请调往前线部队。1905年4月，他作为新编第十三师团的小队长，参加了库页岛战役。
在这场战斗中，日军击败了俄军，控制了库页岛南部。年轻的冈村宁次第一次尝到了胜利的滋味。
1907年，冈村宁次晋升为中尉，被调回陆军士官学校，担任中国留学生区队的副队长。这是一个特殊的职位，专门负责管理和教育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当时，清政府派遣了大批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其中就有后来叱咤风云的阎锡山、孙传芳、程潜等人。
在与这些中国学生的接触中，冈村宁次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他发现，中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但中国人并没有失去自信。这些留学生渴望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希望回国后能够强军救国。
1910年12月，冈村宁次考入日本陆军大学。这是日本陆军的最高学府，只有最优秀的军官才有资格进入。
在这里，冈村宁次系统学习了战略、战术、军事地理等课程。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问题，这让他有机会深入研究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
1913年11月，冈村宁次从陆军大学第25期毕业，成绩排名第8。这个成绩虽然不算最顶尖，但已经足够优秀，为他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
1915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冈村宁次前往青岛。名义上是搜集日德战争的作战资料，实际上是进行情报工作。不久，他被时任黎元洪顾问的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调至北京，担任助手。
这一待就是4年多。在北京期间，冈村宁次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和文案，但他利用这个机会，深入观察了中国的政局变化。
北洋军阀混战、五四运动爆发，这些重大事件都在他眼皮底下发生。他详细记录了这些事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为日军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
1919年7月，冈村宁次回到日本，在陆军军务局军事课负责中国问题。此时的他已经是公认的"中国通"，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很多中国人自己。
1921年，冈村宁次被任命为驻欧巡回武官。在欧洲，他遇到了两位老朋友——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
三人都是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的同学，从小就认识。10月，三人在德国巴登巴登温泉城举行秘密会议，商讨日本陆军的改革方案。
这次会议史称"巴登巴登密约"。三人认为，日本陆军被长州藩势力把持，人事安排腐败，需要进行彻底改革。
他们主张建立以陆军大学毕业生为核心的新体系，打破藩阀垄断。这个主张得到了当时还是皇太子的裕仁的暗中支持。
回国后，三人组建了"一夕会"，吸纳陆军大学第15期至25期的毕业生加入。冈村宁次担任首领。这个组织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日本陆军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史称"少壮派"。
1932年2月，冈村宁次担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一·二八事变"爆发，他指挥第9师进攻上海。
中国第19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很大伤亡。冈村宁次第一次发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比他想象的要强。
1933年5月，冈村宁次作为日方代表，与中方签订《塘沽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是中国的屈辱。但对冈村宁次来说，这是他外交生涯的一个亮点。
1938年7月，冈村宁次晋升为陆军中将，担任第11军司令官，驻守武汉。此时，中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
日军虽然占领了华北、华中的大片土地，但中国军队的抵抗并未停止。国民政府退守重庆，继续组织抗战。
冈村宁次深知，要彻底征服中国，必须切断重庆政府与外界的联系，摧毁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湖南地处战略要地，是连接华中、华南的关键。控制了湖南，就能威胁重庆，切断西南通道。
1939年9月，冈村宁次决定对长沙发动进攻。他踌躇满志，认为凭借日军的优势装备和丰富经验，拿下长沙不过是时间问题。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
【二】湖南战场的三次挫败
1939年9月14日清晨，日军第106师团及佐枝支队在江西高安以北的奉新地区率先发起进攻。
这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与此同时，驻扎在岳阳的日军第3、第6师团也开始向南推进，目标直指长沙。
冈村宁次投入了约10万兵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在他的作战计划中，这次进攻应该在一个月内结束。他甚至已经在考虑占领长沙后如何进一步南下的问题。
守卫湘北的是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这位广东籍将领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中都有出色表现，是国民党军中少有的能打硬仗的将领。面对日军的进攻，薛岳制定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
薛岳深知，中国军队在装备上远不如日军，硬碰硬只会吃亏。他的策略是利用湖南的地形优势，层层设防，逐次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在日军疲惫、补给困难时，集中优势兵力予以反击。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湖南民众在地方政府和军队的组织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破路运动。
从新墙河到捞刀河，所有能够通行大车和重炮的道路都被挖成了深沟。铁路的枕木被拆除，钢轨被炸毁。公路上的桥梁，无论是铁桥、木桥还是石桥，全部被炸断。
这项工作动员了数十万民众。他们白天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夜里出来挖路、毁桥。在一些地方，老百姓还在路边挖陷阱，埋设竹签，给日军造成麻烦。
9月18日，日军突破中国军队在赣北的防线，占领高安。然而，中国军队并未溃散，而是有组织地向西撤退。22日，中国第32军发起反攻，当晚收复高安。日军在东线的进攻受阻。
在湘北正面战场，日军第3、第6师团从岳阳南下。中国第15集团军依托新墙河构筑防线。
新墙河是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流，河面宽约100米，是天然的防御屏障。中国军队在河南岸构筑工事，配置大炮，严阵以待。
9月23日，日军进抵新墙河北岸。冈村宁次命令部队强渡。日军使用飞机、大炮猛烈轰击南岸的中国军队阵地，然后步兵乘坐橡皮艇强渡。
中国军队以密集的机枪火力还击，河水被鲜血染红。经过三天激战，日军才勉强在南岸建立了几个桥头堡。
突破新墙河后，日军继续南进，很快遭遇第二道防线——汨罗江。汨罗江因屈原投江而闻名，是湖南的重要河流。中国军队在这里又组织了一次顽强的防御战。
然而，真正让日军感到困难的，不是这些河流防线，而是后勤补给。由于道路被破坏，日军的辎重车辆和重炮无法前进。
弹药、粮食只能靠人力搬运，效率极低。更糟糕的是，当地百姓实行坚壁清野，日军找不到粮食和其他物资。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湘北战区的中国老百姓，给日军的作战造成了很大的不利。湖南民众在当地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组织下，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广大地区上可供日军辎重部队通过的道路，全部挖成了沟壑，并且炸断了所有的铁桥、木桥或石桥。"
到9月底，日军主力推进到汨罗江至捞刀河一带，距离长沙只有50多公里。但此时，日军已经疲惫不堪。士兵们饥肠辘辘，弹药消耗殆尽，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
薛岳判断时机成熟，下令各路大军向日军发起反击。第4军、第20军、第37军、第58军、第74军等部队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向日军包抄。日军第6师团陷入包围，前进不得，后退困难。
冈村宁次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妙。10月1日，他不得不下令全军撤退。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在福临铺、三姐桥、青山市等地给日军以重创。10月7日，日军退回新墙河以北，恢复到战前态势。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根据战后统计，中国军队伤亡约4万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虽然自身伤亡更大，但成功守住了长沙，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次失败对冈村宁次打击很大。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在华北作战时从未遭遇过这样的挫折。
在他看来，中国军队装备差、训练差，不应该是日军的对手。但湖南战场的现实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1941年9月，日军第11军在新任司令官阿南惟几的指挥下，再次进攻长沙。冈村宁次此时已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但他一直关注着湖南战场的动态。
这一次，日军投入了约11.5万兵力，并且派遣情报人员事先破译了中国军队的部分电报。日军对中国军队的部署有了一定了解，作战准备也更加充分。
9月下旬，日军突破新墙河、汨罗江防线，9月27日至28日，一度进入长沙城区。然而，薛岳迅速组织反击。中国军队在长沙外围形成包围圈，切断了日军的退路。
与此同时，中国第六战区部队向日军在湖北的重要据点宜昌发起进攻。宜昌由日军第13师团防守，兵力约2.6万人。
中国军队以约15个师的优势兵力猛攻，将第13师团打得濒临崩溃。师长内山英太郎中将一度写下遗书，准备自杀。
日军第11军不得不派出第39师团增援宜昌，削弱了长沙方向的兵力。在湘北战场，日军因补给困难、后路受威胁，于10月初撤退。中国军队全线反击，10月9日，日军退回新墙河以北。
第二次长沙会战又以日军失败告终。中国军队伤亡约7万余人，歼灭日军约2万人。日军虽然一度攻入长沙城，但只待了一天就被迫撤退。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配合东南亚作战，打通粤汉铁路，日军第11军于12月24日第三次进攻长沙。
这一次，日军投入了第3、第6、第40师团及独立混成第9旅等部队，约12万人。薛岳在总结前两次会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天炉战法"。
这一战术的核心思想是：将日军引入包围圈，然后从四面八方反击，就像把敌人关进一个大火炉，让他们在里面被烧死。
具体做法是，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之间设置多道防线，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长沙城作为支撑点，吸引日军主力；然后各路大军从外围向日军反击，形成包围。
12月24日至31日，中国军队依托各道防线，与日军激战一周。日军不断向前推进，但伤亡也在持续增加。
12月30日，日军第40师团的辎重联队遭到中国军队夜袭，联队长森川敬宇中佐战死，该师团的后勤保障出现严重问题。
进入1942年1月，日军主力推进到长沙外围。1月1日至4日，双方在长沙城内外展开激烈战斗。
守城的第10军在军长李玉堂的指挥下，以约1.5万人的兵力，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坚守核心阵地，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长沙外围对日军形成包围。第74军、第58军、第37军等部队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向日军发起反击。日军发现自己陷入了重围，补给线被切断，伤亡不断增加。
1月4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判断无法攻下长沙，下令全军撤退。中国军队全线追击，在捞刀河、浏阳河一带给日军以重创。1月1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以北，双方恢复原有态势。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最大的胜利之一。根据战后统计，中国军队伤亡约6万余人，歼灭日军约5.69万人。
这次会战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是盟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士气。国内外各大报纸纷纷报道，称之为"长沙大捷"。
【三】破解湖南人的秘密
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三战三败。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是罕见的。
冈村宁次虽然在第二、第三次会战时已经调离第11军，但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湖南战场。作为一个军事家，他需要弄清楚失败的原因。
从纯粹的军事角度分析，薛岳的"天炉战法"确实高明。利用湖南的河流水系，构建多道防线，层层消耗日军；然后以长沙城为诱饵，将日军引入包围圈；最后从外围反击，切断日军退路。
这一战法充分发挥了中国军队熟悉地形、兵力较多的优势，弥补了装备上的劣势。
但冈村宁次认为，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他看来，湖南战场之所以难打，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湖南人本身。
第一次长沙会战失利后，冈村宁次专门找来了日本学者神田正雄所著的《湖南省要览》。这本书是神田正雄在湖南考察多年后写成的，对湖南的方方面面都有详细介绍。
冈村宁次最关注的是其中"湖南人之性格"一节。
书中写道："湖南人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气，信仰释、道，笃于崇拜祖先，淡于金钱，反抗心理强，迷信思想深，有嫉妒、排挤风气，多慷慨悲歌之情……"
这段文字让冈村宁次陷入沉思。在中国其他地方作战时，他很少遇到如此强烈的民众抵抗。
在华北、华中的很多地区，日军占领后，当地百姓虽然心有不甘，但大多选择顺从，有的甚至主动配合日军，充当汉奸。
但湖南不同。从日军进入湖南境内开始，就遭遇了民众的强烈抵抗。破路、毁桥、坚壁清野，这些都需要大量民力参与。更重要的是，湖南百姓主动参与这些行动，而不是被迫的。
冈村宁次还注意到，湖南历史上出过很多重要人物。清朝时期的曾国藩、左宗棠，都是湖南人。
曾国藩组建的湘军，是晚清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左宗棠收复新疆，也展现了湖南人的血性。
近代以来，黄兴、蔡锷、宋教仁等革命党人，都是湖南籍。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湖南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湖南这个省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冈村宁次还了解到，湖南人在民间有"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说法。
"霸蛮"是湖南方言，意思是不服输、不认命，有一种倔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深深地根植在湖南人的血液里，代代相传。
在作战实践中，冈村宁次确实感受到了湖南人的这种"霸蛮"精神。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军的补给线多次被袭击。
袭击者不仅有中国军队，还有当地的民团和自发组织起来的百姓。他们使用土枪、大刀，甚至赤手空拳与日军搏斗。
有一次，日军的一个运输队在夜间行军时遭到伏击。袭击者不到100人，武器也很简陋，但他们利用地形优势，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虽然最后袭击者全部阵亡，但日军的损失也不小，运输的物资大部分被毁。
冈村宁次在给各部队的作战指示中，特别强调要注意湖南地区军民的特点。
他写道："湖南民众抵抗意识强烈，与军队配合紧密，不可轻视。部队在湖南作战，除了要应对中国正规军，还要防范民众的袭击和破坏。"
在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虽然在战术上有所改进，但仍然无法解决民众抵抗的问题。
道路照样被破坏，补给照样困难。甚至有些被日军占领的据点，经常遭到当地百姓的骚扰，日军不得不加强警戒。
到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遭失败，本土面临美军空袭的威胁。
为了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摧毁美军在华南的空军基地，日本大本营策划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攻势。
这次作战集结了"中国派遣军"所辖3个军共18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约41万人的部队，后期增兵至51万。这是日本陆军自明治维新以来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作战的重点之一，就是湖南。日军要攻占长沙、衡阳等地，打通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
冈村宁次此时已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统辖在华的全部日军。他深知湖南战场的艰巨性，但在战略压力下，不得不发起这次进攻。
1944年5月27日，日军第11军在新任司令官横山勇的指挥下，以约17万兵力再次进攻长沙。这就是第四次长沙会战。
与前三次不同，这一次日军投入的兵力空前庞大，准备也更加充分。同时，中国第九战区由于兵力调动等原因，实力有所削弱。战局对中国方面不利。
6月16日，日军进抵长沙外围，开始猛攻。守城的第4军奋力抵抗，但终因兵力悬殊，6月19日被迫撤出长沙。经历了三次会战都未失陷的长沙城，这一次终于落入日军之手。
冈村宁次接到长沙陷落的报告时，并没有太多喜悦。因为他清楚，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长沙以南150公里处，有一座更重要的城市——衡阳。
衡阳是湘南重镇，也是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汇点。如果不能攻占衡阳，日军就无法继续南下，整个"一号作战"计划就会受阻。而守卫衡阳的，是在前期作战中屡建战功的第10军。
冈村宁次了解第10军的实力。这支部队的军长方先觉，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作战经验丰富。
第10军参加过南昌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都有出色表现。虽然在前期作战中有所消耗，但战斗力依然强悍。
更让冈村宁次担心的是，衡阳的地理位置和防御工事都比长沙更有利于防守。
守军已经在城外构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形成了一个周长约16公里的防御圈。如果第10军决心死守，攻城将会非常艰难。
6月22日，日军开始对衡阳实施空中轰炸。6月23日，地面部队开始进攻。冈村宁次投入了第68、第116师团及第13师团一部，总兵力约11万人。双方兵力对比约为6比1。
按照日军的估计，凭借绝对的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攻占衡阳最多需要两周时间。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次超出了冈村宁次的预料。
守军的抵抗比想象中顽强得多。日军第一次总攻就遭到了沉重打击。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6月28日的战斗中，日军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被击毙。这是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之一。
一个中将师团长的阵亡，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佐久间为人是日本陆军的精英，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的死，让日军官兵开始怀疑，这座城市真的能够在短时间内攻下吗。
战斗进入7月，日军发起了第二次、第三次总攻。每一次进攻，都使用了大量的飞机、大炮，甚至施放毒气。但守军始终坚守阵地，将日军一次次打退。
冈村宁次在南京的指挥部里，每天都在等待衡阳陷落的消息。
但从前线传来的，却总是伤亡报告。日军的伤亡数字在不断上升，已经超过了预期。而守军虽然伤亡也很大，但士气却没有崩溃的迹象。
到7月底，衡阳保卫战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这个时间远远超过了日军的预期。更糟糕的是，由于兵力被牵制在衡阳，日军在其他方向的作战计划也受到了影响。
冈村宁次开始意识到，他又一次在湖南遭遇了顽强的抵抗。这一次，抵抗来自一座孤城，来自1.7万名中国士兵。他们面对11万日军，没有退缩，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战斗到底。
这场战斗的终结方式、守军的支撑时长、日军的伤亡代价，都将在后续的日子里慢慢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