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锦萍：多方共治是破解行业痛点的现实路径

2024年11月，全国28689位爱心网友先后收到了一笔特殊的退款。这笔总计近59万元的资金，来自曾患白血病的小林和他的家人。五年前，他们在水滴筹平台发起求助并度过难关。五年后，随着小林康复并考出647分的高考成绩，其母亲胡女士申请将当初的爱心款项一一退还给捐助人。
这样的温暖时刻，展现了个人求助平台在连接社会善意、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为了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社会信任，2024年9月，民政部联合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印发《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为行业划定了合规底线。同年12月，水滴筹等三家平台正式成为官方指定平台，标志着大病筹款行业迈入了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
如今，《管理办法》实施已届满一周年。在行业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提出了“多方共治”观点，为构建可持续的信任体系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路径。

1、平台面临责任过载的困境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每年自付医疗费用5万元以上的大病患者近400万人，自付资金总额近2000亿元。大病筹款平台已经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在解决患者“最后一公里”救助需求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与作用相伴而生的是责任。过去一年，《管理办法》明确了平台的审核义务，但在实践中，平台往往面临责任过载的困境。公众普遍期待平台能像政府部门一样，对求助者的房产、存款、车辆等资产进行绝对精准的核验。
然而，金锦萍指出，当前实践中，信息核查与资金使用合规的核心责任被过度集中于平台。
而平台作为社会公司，目前尚无法与政府部门建立顺畅的信息共享通道。这种权责的不对称，使得平台承担了与其能力不匹配的法律与舆论压力。
金锦萍强调，如果将信息核查的全部压力压给平台，一旦出现问题，平台不仅面临行政处罚风险，更会因缺乏履行核验义务的必要条件而陷入困局。因此，她主张在平台已尽到审慎核查义务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其适当免责。
她直言，平台压力过载并非意愿问题，而是制度安排与社会期待落差造成的困境：既要深度核验、又要快速救急、还要低成本运行。在这种高压环境下，不应对平台过度苛责，而应寻求制度层面的解法。
2、多方共治破解行业痛点
近年来，大病筹款平台通过“人工+AI技术”多重审核模式，不断提升筹款真实性。
以水滴筹为例，其组建了百人审核团队与专业医学团队，搭建重大疾病数据库，能够快速评估治疗花费范围并建议合理的筹款金额。一旦发现弄虚作假，平台会采取永久拉黑等严厉措施。然而，即便如此，行业中仍有极少数恶意隐瞒的案例发生。
金锦萍认为，不管是破解信任危机，还是解决平台责任过重的困境，都不能仅靠平台“单打独斗”增加人手，而应构建一个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
她给出的理想分工图景中：政府负责顶层设计与机制建设；平台主要承担信息核实与资金安全；公众参与监督举报；第三方审计提供专业支持。唯有多方共治，才能合力化解信任危机。
而这套治理逻辑的核心，在于打破“信息孤岛”。有专家建议，应由政府主导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打通民政、医保、公安等部门的数据壁垒，让平台能够合法、高效地比对求助人的关键信息，从而从根本上提升核验的准确性。
此外，针对滋生的黑灰产问题，金锦萍特别提到，治理黑灰产绝非平台一己之力可为。当下，虚构事实的黑产与资金挪用的灰产利用信息不对称牟利，由于立案难、民事追偿成本高，往往导致惩戒不足。这需要多部门加强联动执法，建立行业黑名单共享与联合抵制机制，从制度层面遏制违规行为。

3、在协商中完善行业共识
大病筹款行业面临的难题，往往交织着法理与情理。2025年5月，湖南一家庭因火灾重伤筹款300万，在患者不幸去世后，家属申请将余款用于孩子抚养。
面对这种非标准化难题，金锦萍主张通过协商来推动良性机制的形成。她认为，善款用途应取决于筹款文案中的承诺，若用途发生变更，平台应通过征求捐助人意见的形式实现余款的合理分配。这种灵活且透明的处理方式，比生硬的规定更能赢得公众信任。
《管理办法》实施一周年，标志着大病筹款行业步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轨道。但治理难度的显现也提醒我们，信任的构建是一场持久战。
正如金锦萍主任所言，打破平台“孤军作战”的困境，需要明确界定各方权责清单。当政府、平台、公众和社会组织能够形成合力，将分散的社会善意转化为稳固的互助力量时，大病筹款行业才能真正跨越信任鸿沟，成为社会救助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温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