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班长,你告诉我实话,我救的那个人,他是不是觉得我周牧野的命不值钱?”电话这头,我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牧野,你别胡思乱想!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林嘉树的声音透着一股压抑不住的焦躁。
我攥着话筒,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那是什么样?八个月!他连派个秘书来说句‘辛苦了’的时间都没有吗?”
“我不能说!”他几乎是在低吼,“你记住,忘了这件事,忘了那个人!对你有好处!”
“我忘不了!”我吼了回去,“我左腿里还嵌着一块弹片,它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我就是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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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深秋,天色灰蒙,像一块浸了水的脏抹布。
我办完了所有的离队手续,一个人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迷彩背包,站在军区大门外。
哨兵的军姿笔挺如松,目不斜视。他或许认识我,或许不认识,这都不重要了。
从今天起,我,周牧野,不再是特战旅侦察营的一名士兵。
我低头,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左腿。
裤管之下,是一道狰狞的疤痕,从膝盖延伸到脚踝。军医说,八个月前那场演习留下的三块弹片,取出了两块,最大的一块因为紧贴着骨头和神经,成了我身体里永久的“纪念品”。
不影响正常生活,但剧烈运动、高强度训练,都成了奢望。
结论是,我不能再当兵了。
七年的军旅生涯,换来一个二等乙级伤残证,和一笔不算丰厚的退役金。
没有人来送我。
战友们大多不在,有的调防去了新的驻地,有的正在边境执行任务。
唯一知道我今天走的班长林嘉树,昨晚来医院看过我。
他坐在我的病床边,点了根烟,抽了一半,又狠狠摁灭在烟灰缸里,像是摁灭了许多想说又不能说的话。
他欲言又止了半天,最后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干涩:“牧野,回去好好过日子,别多想。”
我不知道该想什么。
脑子里像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我只是想不通一件事。
八个月前,我扑向那两颗失手投出的手榴弹时,用整个后背护住的那位大首长,明明就在这个军区。
为什么?
为什么这整整八个月,二百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他一次都没有来看过我?
哪怕是派个警卫员,派个秘书,捎一句话来也好。
我不要什么表彰,也不稀罕什么记功。
我只是想知道,我用一条腿的代价,用整个军旅生涯换来的,到底是什么。
是一场被遗忘的意外,还是一个不值一提的笑话?
西昌火车站人山人海,像一个巨大的、嘈杂的蜂巢。
我买的是最便宜的硬座,三十二个小时,就能回到那个我逃离了七年,现在却不得不回去的四川大凉山。
车厢里,空气浑浊。泡面的香精味,汗味,还有孩子尖锐的哭闹声,混杂在一起,织成一张让人透不过气的网。
我挤过拥挤的过道,找到了我的座位,一个靠窗的位置。
把背包塞上行李架,我坐了下来,看着窗外灰色的站台。
“呜——”
火车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车身微微一震,开始缓慢地向前移动。
站台上的景象开始倒退,越来越快。
再见了,部队。
再见了,我滚烫的青春。
就在我心如死灰,准备闭上眼睛睡这漫长的一觉时,一只手忽然从身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力道不大,却让我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这是侦察兵的本能反应。
我猛地转过头。
身后站着一个中年男人,约莫五十岁上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外套,面容普通得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
但他那双眼睛,极其锐利,像鹰,带着一种见惯了生死才有的沉静和冷酷。
我确定,我不认识他。
“有事吗?”我警惕地问。
男人没有说话。
他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审视,有探究,还有一丝……我说不出的情绪。
然后,他迅速地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对折起来的纸条,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转身挤进了过道里的人群中。
他的动作太快了,像一条滑不留手的鱼。
我愣了三秒,低头看向手心。
那是一张很普通的信纸,被捏出了汗渍。
我下意识地展开。
上面只有一行字,是用钢笔写的,笔迹苍劲有力,入木三分。
“终点站别下车,会有人来找你。”
没有署名,没有抬头,没有解释。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我猛地抬起头,想要在人群中找到那个男人的身影。
可车厢连接处的过道上,人来人往,哪里还有那个穿着旧军装外套的男人?他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死死地攥着那张薄薄的纸条,心脏“砰、砰、砰”地剧烈跳动起来,撞击着我的胸腔。
这张纸条,是谁写的?
那个神秘的男人,是谁派来的?
来找我的人,又会是谁?
难道……
一个被我刻意压抑了八个月的名字,一个模糊的、高高在上的代号,不受控制地从我心底浮了上来。
“司令”。
会是他吗?
时间,倒回二零二四年二月。
西南边境,丛林深处。
一场代号为“利剑”的特战旅联合演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泥土混合的气味,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在山谷间回荡。
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实兵对抗演练,红蓝双方投入了最精锐的力量。
演习指挥部里流传着一个消息,说今天有总部的大首长亲临现场视察。
我叫周牧野,是蓝军侦察营一班的尖兵。
入伍七年,我所有的荣誉和骄傲,都刻在这片亚热带丛林里。
我带领一个三人渗透小组,像幽灵一样穿行在密林中。我们的任务是渗透到红方指挥所附近,进行坐标引导和电子侦察。
下午三点,演习进入白热化阶段。
我们成功绕过了红方的几道封锁线,潜伏在距离他们临时指挥所不到五百米的一处高地上。
意外,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下午三点十七分。
为了模拟战场真实环境,导演部安排了一场实弹投掷训练,就在指挥所旁边的一片开阔地上。
负责投弹的是一个刚下连不久的新兵,看得出他很紧张。
第一颗,顺利投出。
第二颗,第三颗……
轮到他投最后两颗的时候,他大概是太过紧张,手臂一滑。
两颗冒着青烟的手榴弹,脱手了。
它们没有飞向预定的投掷区,而是划出两道短短的抛物线,“咚咚”两声,滚向了侧后方。
那个方向,是临时搭建的演习观察台。
观察台上,正站着几位没有穿军装,只穿着普通作训服的中年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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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来视察的首长。
所有人都惊呆了,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慢放键。
新兵吓得脸色惨白,呆在原地。
周围的军官们发出了惊恐的喊叫。
我离得最近。
我的潜伏点,距离那个观察台,只有不到三十米。
手榴弹从拉环到爆炸,只有三到四秒。
我脑子里什么都没想。
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思考,甚至来不及喊一声“卧倒”。
我的身体,做出了最本能的反应。
我像一头被激怒的猎豹,从潜伏的草丛里一跃而起,用我这辈子最快的速度冲了过去。
一步,两步,三步……
我看见那两颗手榴弹停在观察台的木质台阶下,青烟“滋滋”地冒着,像两条吐着信子的毒蛇。
我猛地向前一扑,将整个身体死死地压在了那两颗手榴弹上。
我选择用我最厚实的背部去迎接爆炸。
我只想,用我的血肉之躯,为身后的人,挡住那些致命的弹片。
在我扑倒的最后一刻,我眼角的余光看到,观察台上,一个高大的身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似乎正惊愕地向我的方向看过来。
他穿着一身普通的作训夹克,看不清样貌,但我能看到,他身边的那些校官、将官,都在下意识地向他靠拢,做出保护的姿态。
那一定就是那位“大首长”了。
然后。
“轰!轰!”
两声沉闷的巨响,几乎连在一起。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一头狂奔的野牛狠狠撞了一下,然后被高高地掀了起来。
剧烈的冲击波瞬间撕裂了我的作训服,灼热的弹片像无数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我的后背和左腿。
我感觉不到疼痛。
我只觉得,世界在一瞬间变得无比安静。
我最后的意识里,看到天空是灰色的,看到周围的人都在朝我冲过来,他们的嘴巴在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然后,整个世界,陷入了彻底的黑暗。
我在来苏水的味道中醒来。
入眼是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
军区总医院,骨科一号病房。
我躺了整整八个月。
前三个月,是最难熬的。
左腿粉碎性骨折,后背被弹片犁开十几道口子,最深的一道,能看见骨头。
我经历了三次大手术,无数次痛苦的清创换药。
那种用镊子夹着酒精棉球,在翻开的皮肉里擦拭的感觉,比子弹打在身上还疼。
可我都能忍。
我周牧野从小就能忍。
在大凉山深处那个叫周家坪的村子,我光着脚在冬天的雪地里走十里山路去上学,我忍过来了。
为了省下两块钱的午饭钱,我连着吃了三年干红薯,我也忍过来了。
疼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我忍不了的,是这种无休无止的、没有回音的等待。
我以为,我救了那么大的首长,总该有人来看看我吧?
第一个月,没有人来。
病房里除了医生护士,就是偶尔来探望的战友。
我想,也许首长太忙了,日理万机,国家大事都操心不过来,哪里顾得上我这个小兵。
第二个月,依然没有人来。
我的伤情稳定了,能半坐起来了。
我想,也许首-长根本不知道我住在哪家医院,哪个病房。他那种级别,身边的人可能怕担责任,没敢把我的事报上去。
第三个月,我能拄着拐杖下地走路了。
左腿还是使不上劲,每走一步都像针扎一样疼。
我开始怀疑。
也许……也许我救的那个人,根本没有战友们传的那么重要?
也许他只是个普通的机关干部,那天碰巧站在了观察台上?
我实在憋不住了,试探着问来探望我的班长林嘉树。
“班长,那天……那天观察台上的首长,到底是什么人?”
林嘉树正在给我削苹果,听到我问这个,手里的水果刀顿了一下。
他的眼神闪了闪,避开了我的目光,继续低头削着苹果皮。
“牧野,别瞎打听了,好好养你的伤,比什么都强。”
他的回避,让我心里更加不安。
“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是谁。我总得知道我这条腿是为谁断的吧?”
苹果皮“啪”的一声断了。
林嘉树把削了一半的苹果和刀放在床头柜上,沉默了很久。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是谁。”
他撒谎了。我看得出来。
我们俩在一个班里待了五年,他一撒谎,眼神就不敢看人。
“我只听说……”他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谁听到,“军衔很高,非常高。”
“有多高?”我追问。
林嘉-树又沉默了。
这一次,他沉默的时间更长。
最后,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凑到我耳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有人说,是个司令。”
司令。
这两个字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我愣住了。
那是我这种最底层的士兵,一辈子、甚至下辈子都够不着的存在。
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问过。
可我心里,还是在等。
像一个傻子一样,固执地等着。
等着一个我明知道不可能出现的人。
我每天都会把病房的门擦得干干净净,把自己的床铺整理得一丝不苟。
我怕,万一他哪天想起来了,突然来了,看到我邋里邋遢的样子,会觉得我这个兵,配不上他来看一眼。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的希望,也一点点被磨灭。
从期待,到失望,再到麻木,最后,是淬了冰的寒心。
护士苏婉晴是个心细的姑娘,她比我大三岁,总是带着温柔的笑。
她每天来给我换药、做理疗,看出了我的心事。
有一次,她给我按摩僵硬的腿部肌肉时,小心翼翼地问:“周班长,你每天都看着门口发呆,是在等谁呀?”
我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我能怎么说呢?
说我在等一个我用命救下来的人,来看我一眼?
听起来,多可笑,多卑微。
住院的第五个月,我收到了一封信。
在这个人人用手机和微信的时代,信,已经是个很古老的东西了。
可在大凉山深处那个叫周家坪的村子,信号时好时坏,七十多岁的养父周德厚,也不会用智能手机。
这七年,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靠信。
信封上的字迹很娟秀,是村里小学的王老师代笔的。
信的内容很简单,无非是说家里一切都好,猪又长了膘,地里的玉米收成不错,让我安心在部队服役,不用挂念家里。
我一目十行地看完,目光却被信纸最末尾那一行字,死死地钉住了。
那一行字,歪歪扭扭,像小孩子的涂鸦。
我知道,这是养父亲手写的。他只认识那么几个字。
“娃儿,啥时候回来?爹想你了。”
我的手,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不住地颤抖。
盯着那行字,我看了很久很久,直到眼睛发酸。
我今年二十五岁,当兵七年。
我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回过家了。
不是不想回。
是不敢回。
我是个孤儿,是养父周德厚从山里捡回来的。
他是村里的老支书,一辈子没娶妻,没生子,靠着那几亩薄田和微薄的补贴,把我拉扯大。
他省吃俭用,供我读书,送我参军。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我能在部队里出人头地,提干,当上军官,光宗耀祖。
可我呢?
七年了,我还是个最普通的兵。
现在,我连兵都当不成了。
我这个样子回去,要怎么面对他?
怎么面对那个把一辈子希望都压在我身上的老人?
告诉他,他的娃儿,成了个瘸子,被部队“退”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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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婉晴端着药走进来,看到我捏着信纸发呆的样子,轻声问:“家里来信啦?”
“嗯。”我把信叠好,动作有些僵硬。
“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呀?”她把药和水杯递给我。
我沉默了一会儿,接过药,一口吞下,喝了口水,才低声说:
“不知道。”
我把那封信小心翼翼地收好,压在了枕头下面,像是藏着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当天晚上,我失眠了。
这是我住院以来,第一次失眠。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在月光下泛着清冷的光。
脑海里,养父那佝偻的背影,和信上那句“爹想你了”,像两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忽然很想家。
很想念周家坪的炊烟,想念养父做的酸菜面,想念山里清冽的风。
可我,回不去了。
至少,现在还不能回去。
住院的第八个月,我的主治医生找到了我。
他拿着一沓检查报告,脸上带着公式化的微笑。
“周牧野,恭喜你,你的各项指标都恢复得不错,明天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
出院。
这一天终于来了。
可它来得太快,快得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办手续,结清费用,交还病号服。
我拄着拐杖,在医院的各个科室之间穿梭,动作机械,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终于要离开这个住了八个月的白色牢笼了。
可离开之后,我能去哪儿?
回大凉山吗?
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贫瘠土地,重新拿起锄头,去种地,去养猪,然后娶一个山里的姑娘,生几个娃,像我的养父一样,过完这被困在大山里的一生?
我不是不愿意。
我只是觉得……不甘心。
我的青春,我的热血,我七年的拼搏,就以这样一种方式落幕。
我不甘心。
晚上十点,病房里静悄悄的。
同病房的病友已经睡着了,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我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床边,拄着下巴,望着窗外那轮残月发呆。
明天一早,我就要走了。
这间我曾经无比厌恶的病房,此刻,竟然让我生出了一丝舍不得。
门,忽然被轻轻推开了。
没有敲门。
我转过头,以为是苏婉晴来做最后一次查房。
但进来的,不是苏婉晴。
是林嘉树。
他没有穿军装,只穿了一身黑色的便装,脸色很差,眼窝深陷,像是几天没睡过好觉。
他进门后没有开灯,而是反手把病房的门轻轻带上,并且落了锁。
然后,他快步走到我的病床前。
“班长?你怎么……”我有些惊讶,这个时间,他怎么会来?
“别说话。”林嘉树打断了我,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我时间不多,只有五分钟。”
我看着他严肃的表情,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不由分说地塞进了我的手里。
信封没有封口,沉甸甸的。
“这是什么?”我摸着信封的厚度,心里一阵疑惑。
“牧野,你之前问过我,那天你救的首长,到底是谁。”林嘉树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骗了你。我不是不知道,我是不敢告诉你。”
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
“他……他到底是谁?”
林嘉树深吸了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这八个月,不是他不来看你——是他不能来,也不敢来。”
“什么意思?”我彻底被他搞糊涂了。
“你自己看。”林嘉树指了指我手里的信封,“这些东西,是我冒着上军事法庭的风险,从一个我绝对信任的老领导那里偷偷复印出来的。你看完,立刻烧掉,一个字都不要对外面说。”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
我撕开了那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了一沓文件。
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清冷月光,我看清了第一张纸上的内容。
那一瞬间,我感觉有人用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了下来,脊背一阵阵发麻。
我的手开始剧烈颤抖,纸张发出沙沙的响声。
"这……这不可能……"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嘶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