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3年在我家办年夜饭,二叔今年直接带十几口人来,结局令人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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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份两万块的菜单发过来时,我丈夫周明正因为一个项目连续熬了七个通宵。

他盯着手机屏幕,上面“澳洲龙虾”、“帝王蟹”的字眼像针一样扎着他通红的眼睛。

他没说话,只是把手机默默还给了我。

我小声问:“……怎么办?”

听到这人,他忽然笑了,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干巴巴的笑。

他看着我,慢慢地说:

“还能怎么办?准备呗。二叔不是说了吗,今年要带十几口人来‘监工’,得让他和他的朋友们看看,我们家的待客之道……到底有多‘周到’。”

他在“监工”和“周到”两个词上咬得特别重,我听得心里一寒,知道这一次,事情再也不可能像往年那样收场了...



我们家住在北京一个小区,房子是贷款买的,每个月要还一万多的房贷。

我跟周明都在互联网公司上班,挣得不算少,但活得像两只不停奔跑的陀螺。

只有在夜里,我们俩把孩子哄睡着,瘫在沙发上互相捏着肩膀的时候,才感觉自己是活着的。

过年,对我们来说,本该是唯一的喘息。

但自从三年前的那个除夕开始,过年就成了另一份没有工资的苦役。

第一年,二叔来得很突然。

离过年还有两天,他打来电话,电话里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熟络:

“林薇啊,我跟你二婶商量了一下,今年去你那儿过年。城里冷冰冰的,一点年味都没有,还是你们小家庭热闹。”

我当时握着电话,脑子里一片空白。

周明正在旁边拖地,他抬起头,用口型对我说:“不行。”

我捂住话筒,小声对周明说:“都开口了,怎么拒绝?”

周明把拖把往地上一杵,水渍溅到了我的裤腿上。

“怎么拒绝?就说我们有安排了,我们要回你妈家。”

电话那头,二叔还在兴高采烈地说话:

“你堂弟也去,他好久没见你了。我们就三口人,不多吧?你随便做几个菜就行,千万别麻烦,大家就是图个团圆。”

“随便”和“团圆”,这两个词从二叔嘴里说出来,就像两块石头堵在了我的胸口。我看着周明紧皱的眉头,最后还是对着电话说:“行啊,二叔,那你们来吧。”

挂了电话,周明一句话没说,把拖把扔进桶里,自己回了卧室,门关得有点响。

我知道他生气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办。

二叔是我爸的亲弟弟,我爸这人老实巴交一辈子,总跟我说,长辈就是天,让我对二叔好一点。

那天晚上,周明背对着我躺着,我能感觉到他身体的僵硬。我小声说: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他没回头,声音闷在被子里:

“林薇,你信不信,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一百次。”

我当时不信。

二叔他们是除夕下午到的,带了两箱牛奶和一袋苹果。

二婶一进门就四处打量,嘴里啧啧有声:

“这房子不错啊,比我们那老破小强多了。你们俩就是有本事。”

我儿子当时才四岁,怯生生地躲在我身后。

二叔一把将他捞过去,用胡子拉碴的脸去蹭他的脸蛋,孩子立马就哭了。

二叔哈哈大笑:“这小子,跟他爸一个德行,认生。”

厨房里,我跟周明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忙活。

我们以为的“随便做几个菜”,在二叔到了之后,变成了具体的指令。

他背着手,像个领导一样在厨房门口踱步,说:

“林薇啊,我听说现在流行吃一种汤,叫什么佛跳墙的,你会做吗?听说那玩意儿特别补。”

我跟周明都愣住了。佛跳墙?除夕当天去哪里买那么多干货海味?

周明脸色当场就沉下来了,他放下手里的菜刀,说:

“二叔,那东西得提前一周准备,现在做不了。”

二叔“哦”了一声,脸上有点失望,然后又说:

“那弄个清蒸鱼吧,要活的。还有,你二婶喜欢吃虾,白灼就行,简单。”

那天晚上,我们家的餐桌被十几道菜堆得满满当当。二叔喝高了,搂着我堂弟的肩膀,对着我们说:“看到没,这就是你姐,有出息。以后你也得像你姐一样,在北京扎下根。”

他们一家三口吃得满嘴流油,我跟周明却没什么胃口。孩子因为白天被吓到,一直很闹腾,我只能抱着他,随便吃了几口。等他们酒足饭饱,二婶拍着肚子,靠在沙发上看春晚,嗑瓜子皮吐了一地。我跟周明在厨房里,洗了两个小时的碗。水池里油腻的碗碟,仿佛永远也洗不完。

等我们把一切都收拾干净,已经快凌晨一点了。

他们一家三口在我们主卧睡下了,说是房间大,舒服。

我跟周明带着孩子,挤在小小的次卧里。听着隔壁传来的二叔响亮的鼾声,周明在黑暗中对我说:“林薇,这就是你说的‘就这一次’。”

我没说话,眼泪流了下来,浸湿了枕头。



第二年,周明的话应验了。

有了第一年的“成功经验”,二叔显然把来我们家过年当成了一项固定福利。

这次他连电话都懒得打了,直接在家庭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那个群里有我爸妈,有奶奶,还有叔伯家的各种亲戚。

二叔的消息是这样写的:

“@所有人,今年年夜饭还去林薇家啊,大家没意见吧?想去的一块儿热闹热闹。”

他发完,我妈立刻就在下面回复:

“好啊好啊,国强(二叔的名字)你想得周到。”

然后大伯也回复:“那敢情好,我们也能去凑个热闹。”

一时间,群里响应者云集。我看着手机屏幕,感觉那些文字像一张网,把我牢牢地捆住了。我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如果我拒绝,就成了破坏家庭和睦的罪人。

周明下班回家,看到我坐在沙发上发呆,他拿过我的手机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他没像去年那样生气,只是非常平静地问我:“今年打算请几桌?”

我被他问得一愣,苦笑了一下:“不知道,看样子得有十几口人。”

“我们家那张桌子可坐不下。”周明说。

“那就……分两拨吃?”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荒唐。

周明摇了摇头,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了一眼,又关上。他说:“林薇,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我当然想过。因为面子,因为我爸的嘱托,因为不想让奶奶为难,因为那个叫“亲情”的东西。可这些理由,在堆积如山的疲惫面前,显得那么苍白。

那年的准备工作,我们提前了一个星期。周明请了年假,每天都泡在菜市场和厨房里。我们列了一个长长的采购清单,光是写满一张A4纸。为了省钱,我们开车去几十公里外的批发市场,在凌晨的寒风里跟小贩讨价还价。买回来的菜堆在小小的厨房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周明负责处理那些硬菜,剁排骨,炖牛肉,处理海鲜。他的手在冬天冰冷的水里泡得通红,好几根手指都因为切菜被划了口子,贴着创可贴。我负责配菜和打下手,每天晚上腰都直不起来。

孩子被送到了我妈家,我妈看着我们俩,心疼地说:“你们这是何苦呢?跟国强说一声,让他别折腾了。”

我苦笑着说:“妈,我说了,他会听吗?他只会觉得我们不孝顺,翅膀硬了。”

除夕那天,家里像个菜市场。亲戚们陆续到来,带着各种各样的“伴手礼”,一包瓜子,一瓶饮料,或者干脆两手空空。他们熟门熟路地占据了客厅的每一个角落,电视声音开得巨大,孩子们在屋里追逐打闹,撞翻了花瓶,水和泥土洒了一地。

二叔像个主人一样,招呼着他的兄弟和朋友,大声炫耀:“看看,我这侄女,能干吧?这么一大桌子菜,都是她跟女婿俩人弄的。”

有人附和道:“还是林薇孝顺啊,不像我们家那几个,过年都见不到人影。”

我在厨房里,被油烟熏得眼睛都睁不开。

周明沉默地站在灶台前,一个接一个地炒菜。

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滴在灶台上,瞬间蒸发。

那一刻,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愧疚。我把他拉进了这个泥潭。

开饭的时候,十几个人挤在两张临时拼起来的桌子旁。菜一上桌,就被疯抢一空。没有人注意到,作为主人的我们,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跟周明端着碗,蹲在厨房门口,扒拉着盘子里剩下的一点菜根。

那天晚上,他们闹到深夜才走。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像被洗劫过的家,满地的垃圾,油腻的桌椅,还有堆在水池里像小山一样的碗碟。

我跟周明一言不发地收拾着。周明在拖地的时候,不小心碰倒了一个酒瓶,玻璃碎了一地。他站在那里,看着满地狼藉,突然把手里的拖把狠狠地摔在地上。

“够了!”他低吼道,眼睛通红,“我受够了!”

我走过去,想安慰他,却被他一把推开。

“林薇,明年,如果他们还来,我们就离婚。”

说完,他走进了卧室,把门反锁了。我一个人站在客厅里,周围一片狼藉,心里比这屋子还乱。离婚两个字,像一把冰冷的刀,插进了我的心脏。



第三年,我是在恐惧中度过的。周明那句“离婚”像个魔咒,悬在我的头顶。

我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我们之间的感情,正在被这场一年一度的“亲情绑架”慢慢耗尽。

我试图做出改变。我提前给我爸打电话,非常委婉地表达了我们的难处。

我说我跟周明工作忙,身体也不太好,今年过年想简单点。

我爸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叹了口气:

“薇薇,我知道你们累。但是……你二叔那个人,你好不容易跟他处好了关系,别因为这点事又僵了。他就是爱热闹,爱面子。你忍一忍,啊?爸知道你孝顺。”

又是“忍一忍”。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吹胀的气球,已经到了爆炸的边缘。

奶奶也给我打了电话,她的话更直接:“好孩子,家里人多才叫过年。你二叔也是为了这个家好,想把大家聚在一起。你们年轻人,多担待一点,这是福气。”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福气,但肯定不是我的。

那一年,我学“聪明”了一点。我不再大包大揽。

二叔又在群里“下旨”的时候,我没有立刻答应,而是沉默了两天。

这两天里,我的手机快被打爆了。我爸,我妈,我奶奶,甚至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轮番上阵,对我进行“思想教育”。

核心思想只有一个:不能拂了二叔的面子,不能破坏家庭团结。

最后,我还是妥协了。但在妥协之前,我跟周明进行了一次长谈。

那是在一个深夜,孩子睡了,我们俩坐在阳台上,北京的冬夜很冷,我们裹着毯子。

周明很平静,他说:

“林薇,我不想离婚。但我也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家庭,不是谁家的附庸。我们可以对长辈好,但不能没有底线。”

我说:“我知道。今年……我们试试定个规矩?”

我们的规矩很简单:来可以,但不能再像前两年那样。我们只负责一部分菜,其他人也要带菜来,搞成聚餐模式。

我把这个想法在家庭群里提了出来,话说得非常客气:“叔叔伯伯们,今年来我们家我特别欢迎。但我们俩实在精力有限,怕招待不周。要不这样,我们家负责准备几个主菜,大家也各带一两个拿手菜,这样更热闹,大家也能尝到各家手艺,怎么样?”

群里瞬间安静了。

过了大概十分钟,二叔回复了,只有一个字:“行。”

我松了一口气,以为问题解决了。周明却泼我冷水:“你别高兴得太早,他这种人,答应得越爽快,后面幺蛾子越多。”

果不其然。到了除夕那天,亲戚们倒是都来了,但大部分人带来的“拿手菜”是:一盘花生米,一碟凉拌黄瓜,还有人直接拎来一袋超市买的真空包装的扒鸡。

而二叔,他两手空空地来了。我问他:“二叔,您不是说带菜吗?”

他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地说:“哎呀!你看我这记性,给忘了!没事没事,你们年轻人多做点,能者多劳嘛!”

然后,他像前两年一样,又开始在厨房门口“指导工作”。“那个鱼,别放那么多姜,腥味就没了。”“这个肉,颜色深了,火候过了。”

周明全程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他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在灶台前疯狂输出。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的怒火,几乎要点燃整个厨房。

那一顿年夜饭,吃得无比压抑。桌上我们做的硬菜被一扫而光,那些花生米和凉拌黄瓜几乎没人动。饭后,二叔靠在沙发上剔着牙,评价道:“今年的菜,没前两年好啊。林薇,你们是不是偷懒了?”

我看着他油光满面的脸,第一次没有笑,也没有接话。

等所有人都走了,又是凌晨。周明默默地收拾着残局,我走过去帮他,他躲开了。

他背对着我,说:“林薇,这是最后一次。没有下一次了。”

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我的心上。我知道,我们已经退无可退。再有下一次,我们的家就真的散了。

那个春节,我们俩几乎没有交流。

家里的空气冷得像冰。我第一次意识到,所谓的“亲情”,有时候是一种缓慢的毒药,它不会立刻杀死你,但会一点一点地腐蚀你的生活,直到最后什么都不剩下。

转机,或者说,战争的导火索,是在离第四个春节还有半个月的时候,以一个PDF文件的形式,发送到我微信上的。

发件人是二叔。

那天我正在公司开一个焦头烂额的会,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我瞥了一眼,看到是二叔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我找了个借口去洗手间,点开了那个文件。

文件制作得非常精美,看得出是用了心的。封面是红色的底,上面用烫金的艺术字写着几个大字:《林府家宴(龙年贺岁版)》。

“林府”,我看着这两个字,觉得无比刺眼。我们这个贷款还没还完的小房子,什么时候成了“林府”?

我深吸一口气,往下滑。

文件的第一页是“前言”,大意是说,为了彰显我们林家的家庭实力和和睦氛围,今年的年夜饭要办得比往年更上一层楼,要办成一场“有品位、有档次、有影响”的家宴。

我继续往下滑,然后我的呼吸就停止了。

后面是详细的菜单。

冷盘八道:法国吉拉多生蚝、西班牙5J火腿配蜜瓜、低温慢煮八爪鱼、老醋海蜇头……

热菜十道:清蒸东星斑、澳洲龙虾三吃(刺身、蒜蓉、熬粥)、黑松露鲍鱼炖走地鸡、M9级澳洲和牛香煎、古法盐焗帝王蟹……

汤品一道:顶级官燕窝炖雪梨。

主食是蟹粉拌面。甜品是意大利手工提拉米苏。

每一道菜后面,都“贴心”地附上了食材的市场参考价,以及推荐的购买渠道。我粗略地扫了一眼,光是那只帝越王蟹,标价就超过了三千。

文件的最后一页,是“预算总览”。那个红色的、加粗的数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在了我的眼睛里——19888元。

PDF的末尾,还有二叔的一段附言,语气充满了长辈的“关怀”与“期许”:“侄女,今年情况特殊,我请了几个生意上的重要朋友,还有单位的领导,让他们也来感受一下我们家的过年气氛,见识见识咱们家的手艺和实力。这些人对我很重要,你务必用心准备,千万别给我丢脸啊!钱的事情你先垫付,都是一家人,别分那么清。”

我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惨白的女人。我的手在发抖,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一股混杂着愤怒、荒谬和悲凉的情绪,从我的胃里直冲上来,让我一阵干呕。

这不是菜单,这是一封勒索信。

那天晚上,我没有加班,准时回了家。周明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我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机递给了他。

周明看得很慢,一页一页地翻。他的表情从疑惑,到惊讶,再到铁青。当他看到最后那个接近两万的数字和那段附言时,他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暴怒,反而笑了。

那是一种极度愤怒之后,冷到骨子里的笑。

他把手机还给我,说:“他把我们当什么了?提款机?还是他家养的厨子?”

他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脚步声很重。最后,他停在我面前,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林薇,够了。这一次,我一个字都不会让步。”

我点了点头,眼泪掉了下来。“我也不想忍了。”

那个瞬间,我感觉心里那个被压抑了三年的气球,终于被这根最锋利的针,彻底戳爆了。

我给父母和奶奶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这件事。我以为他们会震惊,会愤怒。但他们的反应,再次让我失望。

我妈说:“他怎么能这样!太过分了!……不过,薇薇,他说的那些朋友和领导,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啊?要是真能帮到他,你们就……就当支持他一次?”

我奶奶说:“国强糊涂啊!但是……大过年的,撕破脸不好看。要不,你跟他商量商量,菜单换几个便宜点的菜?”

我没有再听下去。我挂了电话。

我看着旁边房间里,已经睡着的孩子,他脸上还带着甜甜的笑。我看着周明,他为了一个项目,已经连续熬了好几个通宵,眼窝深陷。我们这么拼命地生活,不是为了满足一个亲戚荒唐的虚荣心。

我对周明说:“这个年,我们为自己过一次吧。”

周明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亮。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一个大胆的、甚至有些疯狂的计划,在我们俩之间,迅速成型。我把它命名为:“金蝉脱壳”。



计划的第一步,叫“明修栈道”。

第二天,我在家庭群里,一反常态地,用一种极其热情和崇拜的语气回复了二叔。

我发了一大段话:“二叔!您这菜单太牛了!简直是国宴水平!我跟周明研究了一下,虽然难度很大,但为了给您长脸,给咱们林家长脸,我们拼了!您就瞧好吧,保证给您安排得明明白明,让您和您的贵客们吃得尽兴,宾至如归!”

我还配上了一个“奋斗”和一个“OK”的表情。

我这段话发出去,群里炸开了锅。

二婶立刻回复:“哎呀,还是我们家林薇有觉悟!不像有些人,一天到晚就知道算计那点小钱。”

大伯母发了个尴尬的笑脸。

我妈私聊我:“薇薇,你真要这么干啊?那得花多少钱啊!”

我回她:“妈,您放心,我有分寸。”

二叔显然对我的“识大体”非常满意。他破天荒地在群里发了个红包,虽然只有十块钱,分给几十个人,我抢了八分。他发了一段语音,官腔十足:“林薇啊,有你这句话,二叔就放心了。好好干,以后亏待不了你。”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了我的表演。

我跟周明请了年假,理由是“需要集中精力准备年夜饭”。然后,我开始在朋友圈进行“直播”。

第一天,我发了一张在高端进口超市拍的照片。背景是冰柜里一排巨大的阿拉斯加帝王蟹,我配文:“为了二叔的年夜饭,选择困难症犯了,到底挑哪只好呢?”

第二天,我发了一张周明在厨房里研究食谱的照片。他面前摊着好几本厚厚的烹饪书,眉头紧锁,显得非常专业。我配文:“我家周大厨已经进入备战状态,他说,保证完成任务!”

第三天,我发了一张购物小票的照片,我特意只拍了其中几样昂贵的食材,比如黑松露酱、鹅肝,总价好几千。我配文:“钱包大出血,但为了家的荣耀,值了!”

我的朋友圈下面,点赞和评论络绎不绝。亲戚们都在夸我能干、孝顺。二叔更是每天都来点赞,有时候还评论一句“辛苦了”,仿佛他才是那个运筹帷幄的统帅。

当然,这一切都是假的。

那只帝王蟹,我只是拍了张照。那些烹饪书,是周明从公司图书馆借来的。那张购物小票,是我买了一堆东西后,精心挑选角度拍的,拍完照我就去把那些贵得离谱的东西全退了。

我们真正的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

我们没有去菜市场,而是去了出入境管理局。我们没有研究菜谱,而是在研究旅游攻略。我们没有预定海鲜,而是预定了去巴厘岛的机票和酒店。

整个过程像一场刺激的谍战片。我们白天在亲戚面前演戏,晚上孩子睡了,就偷偷摸摸地收拾行李。为了不被发现,我们把行李箱藏在衣柜的最深处。每一次往里面塞一件衣服,都像是在完成一项秘密任务。

周明负责技术支持,他用一个虚拟定位软件,让我发朋友圈的时候,地址永远显示在北京。我甚至还研究了北京最近的天气,发朋友圈的时候会顺带提一句“今天风真大”或者“雾霾又重了”,让一切显得天衣无缝。

出发的前一天是小年夜。我给二叔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所有食材都已经备好,就等除夕那天大展身手了。电话里,我把喘气的声音都演得特别疲惫,我说:“二叔,这几天可把我跟周明累坏了,您明天可得早点来,我们这儿好多菜需要人手帮忙呢。”

二叔在电话那头满意地笑了:“知道了知道了,我们明天中午就到,给你带十几口人过去‘监工’,顺便给你打下手!”

挂了电话,我跟周明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如释重负的笑意。

出发是凌晨的航班。我们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所有的锅碗瓢盆都收了起来。出门前,周明拉下了家里的水电总闸。我们检查了所有门窗,最后,我亲手在门上贴了一张大大的、喜庆的福字。

做完这一切,我们拉着行李箱,带着熟睡的孩子,像两个胜利的逃兵,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



除夕那天,巴厘岛的阳光很好。

我们住的酒店就在海边,推开阳台的门,就是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海。海风带着咸湿和温暖的气息,吹在脸上,舒服得让人想闭上眼睛。我跟周明换上沙滩裤和吊带裙,带着儿子在沙滩上疯跑。孩子咯咯的笑声,和着海浪的声音,是我听过最动听的交响乐。

而此时的北京,正是中午。我的手机震动个不停,家庭群里,二叔正在进行“现场直播”。

他先是发了一张照片,好几辆车停在一个小区门口,配文:“出发了!向林府进军!”

然后是一段语音,背景音里人声嘈杂:“路上有点堵啊!林薇,菜可得等我们到了再下锅,海鲜要吃活的,才鲜亮!”

二婶也在群里发了言:“哎呀,今年这阵仗,比去年还大。我跟你们说,我老公这侄女,就是敞亮!”

群里的亲戚们纷纷附和,一片赞扬和期待。我看着那些消息,就像在看一场与我无关的滑稽戏。

周明凑过来看了一眼,笑着说:“估计快到了。”

我说:“让他们再等等,好戏需要酝酿。”

我们点了两只大椰子,插上吸管,躺在沙滩椅上,悠闲地看着远处冲浪的人。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这几年来所有的疲惫和委屈,仿佛都被这海风吹散了。这才是过年,这才是生活。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二叔的电话打来了。我没接,直接挂断。

紧接着,他在群里发了一条语音,语气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林薇!怎么回事?怎么电话不接?我们到你家楼下了,敲门怎么没人开?”

我看到这条消息,知道时机到了。

我对周明说:“来,我们拍张照。”

周明举起手机,我们一家三口凑在一起。背景是金色的沙滩,碧蓝的大海。我们都戴着墨镜,举着手里的椰子,露出了这几年来最灿烂、最发自内心的笑容。

照片拍好,我深吸一口气,点开了家庭群。

我没有回复二叔的质问,而是直接把这张照片发了出去。然后,我开始打字。我的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跳动,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

与此同时,在北京,我们家那栋楼的六楼。

二叔和他的“监工团”——十几口亲戚朋友,正堵在我们家门口。楼道里没有暖气,寒风从窗户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得人脸上发冷。

二叔的脸上,得意的表情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困惑和一丝恼怒。他刚刚又敲了一遍门,那扇贴着崭新福字的防盗门,里面寂静无声,像一个沉默的嘲讽。

他带来的那些“重要朋友”和“单位领导”,脸上的表情也有些微妙。有人开始小声嘀咕:“国强,你是不是记错日子了?”

“不可能!”二叔断然否定,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我昨天还跟她通过电话!”

他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在他想炫耀的对象面前。他拿出手机,脸色阴沉,准备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我再不接,他就要在电话里发火了。

就在他的手指即将按上拨号键的那一刻,他的手机“叮”地响了一声。

是家庭微信群的消息。

屏幕亮了起来,一条来自“林薇”的新消息,突兀地出现在聊天界面里。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聚集在了二叔那小小的手机屏幕上。

二叔皱着眉头,点开了那条消息。

一张色彩饱和度极高的照片,瞬间占满了整个屏幕。

照片里,阳光刺眼,沙滩是金色的,海水是那种不真实的蓝色。

林薇、周明,还有他们的儿子,三个人穿着清凉的夏装,戴着滑稽的墨镜,人手一个大椰子,正对着镜头笑。

那笑容,灿烂得有些过分,像是在嘲笑这个阴冷、尴尬的北京冬日。

照片下面,跟着一小段文字。

楼道里很安静,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一字一句地看着。

那段文字是:

“二叔,各位亲戚,新年快乐呀!今年厨房罢工啦,我们一家在巴厘岛给大家拜个早年!那两万块的菜单我们研究过了,还是觉得这里的阳光、沙滩和海风性价比更高。祝大家在二叔家吃好喝好,阖家幸福哦![太阳][干杯]”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楼道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窗外的寒风,发出呜呜的声响,像一声悠长的叹息。

二叔举着手机,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不动。他脸上的表情,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变化过程,从愤怒,到难以置信,再到一片空白,最后凝固成一种混杂着羞辱和震惊的酱紫色。他的嘴巴微微张开,像是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他身后的那些人,看清了手机上的内容,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五花八门。

有的人想笑又不敢笑,憋得脸通红。有的人尴尬地移开目光,假装看风景。

而那几个被二叔请来的“贵客”,脸色已经变得铁青,他们感觉自己就像一群傻子,被人从城东骗到城西,来看一场精心策划的猴戏。

二叔用颤抖的手指,一下又一下地猛戳着手机屏幕,将手机死死地按在耳朵上给我打电话。

我的手机在沙滩包里安静地躺着,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我设置了飞行模式,只开了Wi-Fi。巴厘岛的海浪声很有节奏,一下,一下,拍打着沙滩,也拍打着我的心情,让它变得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不用看也知道,二叔的电话,还有我爸妈、我奶奶的电话,会像潮水一样涌来。

果然,没过多久,周明的手机响了。是周明的妈妈打来的。周明走远了几步去接,我能听到他不停地说:“妈,您别急,听我慢慢说……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对,跟林薇没关系,是我决定的。”

他把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我看着他的背影,高大,可靠。

过了一会儿,他挂了电话,走回来说:

“我妈那边搞定了,让她别管。接下来,该轮到你了。”

我点点头,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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