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沈醉回忆录》《公安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档案·沈醉改造卷宗》、《西南军区军管会审讯记录汇编·军统要犯专卷》、《沈醉传》等相关史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73年1月22日凌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一片寂静。
徐远举躺在病床上，面色青灰如纸。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军统要员，正在经历生命中最后的痛苦时刻。
病房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沉重气氛。
同室的周养浩静静地坐在一旁，望着这位昔日同僚即将离世的身影，内心波澜起伏。
从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被抓到现在，已经整整23年零43天了。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反复思考着同一个困惑。
沈醉早在1960年11月28日就获得了第二批特赦，成为前两批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要员。
而他们两个人，徐远举即将客死异乡，周养浩仍在苦苦等待特赦的到来。
这种天壤之别的命运差距背后，必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
表面上看，沈醉的特赦源于他在云南起义时的表现，但三人都很清楚，那些所谓的起义行为都是在被俘情况下的无奈选择。
真正的原因，远比他们最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一】昆明城里的同等身份
1949年12月9日，云南昆明。三名军统要员在这座西南边陲城市的命运，从这一天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徐远举时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周养浩担任副区长，沈醉则是云南站站长。
从级别上看，徐远举的职务最高，统管整个西南地区的军统事务；周养浩作为副手，协助处理各种具体事务；沈醉虽然只管云南一省，但作为戴笠的嫡系，在军统内部地位特殊。
当时的形势对国民党极为不利。
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蒋介石的统治岌岌可危。
云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卢汉早已秘密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准备举行起义。
12月8日，徐远举和周养浩从重庆飞抵昆明，原计划只是中转，准备次日搭乘飞往台湾的班机。
昆明机场还有一架准备飞往台湾的飞机，这是他们最后的逃生机会。
而沈醉作为云南站站长，正在昆明处理各种事务。
12月9日晚10点整，卢汉以开会为名，将沈醉、李弥、余程万等在昆明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召集到省政府。
会议室内灯火通明，与会者以为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军务会议。
然而，会议刚刚开始，卢汉便突然宣布起义，当场将所有与会人员软禁。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沈醉经过短暂的震惊之后，很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他在卢汉的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并以云南军统站站长的身份发布命令：云南境内所有特务接受卢汉指挥，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交出武器弹药和电台等设备。
同样是在12月9日晚，正在昆明机场等候的徐远举和周养浩被起义部队逮捕。
徐远举当时穿着军装，很容易被识别；周养浩虽然换了便衣，企图混入候机人群逃脱，但最终还是被认出来了。
从表面上看，三人都是在同一天、同样的情况下成为战俘。
沈醉是在省政府会议上被软禁，徐远举和周养浩是在机场被抓获，本质上都是被动的，并非主动起义。
这种相同的被俘经历，让徐远举和周养浩认为三人的处境应该是一样的。
12月11日，《云南日报》刊出卢汉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沈醉等人拥护起义的通电。
昆明人民广播电台不断播放沈醉等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正式进驻昆明后，卢汉将三人作为战犯移交给昆明军管会。
随后，他们被押送到重庆白公馆关押。从法律程序上看，三人的身份完全相同，都是国民党军统系统的重要战犯。
在昆明被抓时，三人的年龄相仿，都在40岁左右，正值壮年。
徐远举生于1914年，当时35岁；周养浩生于1906年，当时43岁；沈醉生于1914年，也是35岁。
从年龄结构来看，他们都有足够的时间接受改造，都有获得特赦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三人在军统系统内的级别相当，掌握的机密信息程度也相似。
徐远举作为西南特区区长，了解整个西南地区的军统布局；周养浩参与了多起重要的军统行动；沈醉则长期担任戴笠的心腹，掌握军统核心机密。
从客观条件来看，三人的起点基本相同。
【二】白公馆里的初期表现
1950年春，重庆白公馆。
这座曾经关押过众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监狱，如今迎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
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被关押在同一监区，与宋希濂、杜聿明、范汉杰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为邻。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三人的表现开始出现微妙的差异。
在改造态度上，沈醉表现得相对积极。
他认真参加学习活动，阅读指定的政治理论书籍，按时写思想汇报。
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主动向审讯人员提供军统的内幕情况，包括组织架构、人员配置、活动方式等。
徐远举的态度时而配合时而抵触，情绪波动较大。
当审讯涉及他直接参与的具体案件时，他往往拒绝详细交代，只承认"奉命行事"。
但当审讯涉及军统整体情况时，他有时会主动提供一些信息，似乎希望通过配合来争取宽大处理。
周养浩是三人中最顽固的一个。
作为毕业于上海法学院的法科学生，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提审时经常与审讯人员进行法理辩论，试图为自己开脱罪责。
他习惯性地引用法律条文，声称自己只是执行者，不应承担个人责任。
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
徐远举对沈醉的怨恨最为强烈，认为是沈醉的"叛变"导致了自己被捕。
据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回忆："徐远举向来脾气暴躁，一见到我便圆眼一瞪，连讽带刺地说：'你出卖了我们，怎么也关起来了？'"
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1950年7月的一次审讯之后。
审讯人员让周养浩在笔录簿上签字时，中间夹着对其处理意见的草稿，上面写着"建议判处死刑"，附有沈醉提供的揭发材料。
周养浩看后极为愤怒，被押回监房后，提起监房里的一张小板凳，狠狠往沈醉头上砸去。
关键时刻，正站在沈醉旁边的宋希濂眼疾手快，伸臂挡住了板凳，沈醉没有受伤。
但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三人之间的矛盾，也让其他被关押的国民党将领看清了他们内部的分歧。
为了缓解紧张关系，沈醉经常从家属探监时带来一些罐头、水果，主动送给周养浩和徐远举。
但这种善意的举动非但没有改善关系，反而被认为是"收买人心"的伎俩。
在白公馆的几年里，三人在学习改造方面的表现也有差异。
沈醉参加各种学习活动都很积极，还主动帮助管理人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徐远举的参与度一般，有时配合有时抵触。
周养浩则经常以身体不适或其他理由拒绝参加集体活动。
1957年底，三人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这次转移对三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有所缓解。
从白公馆到功德林，从表面上看，三人的经历基本相同，但实际上，细微的差异已经开始显现。
【三】功德林里的分化表现
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位于西城区新明胡同，这里关押着包括溥仪在内的众多重要战犯。
1957年底，当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被转移到这里时，他们开始了新阶段的改造生活。
功德林的条件比白公馆优越许多。
战犯们有相对独立的居住空间，伙食标准也不错。
图书室里有各种书籍杂志，管理人员采用教育感化的方式，组织战犯们学习政治理论，鼓励他们主动交代问题，写思想汇报。
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三人的差异开始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
沈醉的表现最为积极主动。
他认真参加政治学习，仔细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各种报刊，积极参加各种劳动。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学会了理发技术，成为管理所里著名的"战犯理发师"。
沈醉的理发技术相当不错，不仅为其他战犯提供理发服务，也为管理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理发。
在思想改造方面，沈醉表现突出。
他撰写的思想汇报和交代材料非常详细，包括军统各个时期的组织变化、重要人物的履历背景、特务活动的具体方式等。
他甚至画出了详细的组织架构图，标注了各个部门的职能分工。
徐远举的表现起初也比较积极。
然而，徐远举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情严重时甚至咯血不止。
政府不惜重金派专人去香港、澳门购买美、英等国生产的链霉素为其治病。这种药品在当时极其昂贵，但政府仍然全力救治。
这种待遇让徐远举对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有了新的认识。
周养浩则是三人中最难以改造的一个。
他利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在提审时经常与审讯人员进行法理辩论，试图将罪责推给其他人。
对于自己参与的核心罪行，如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息烽监狱的管理等，他始终不肯如实交代。
1941年，周养浩曾担任息烽监狱主任。
息烽监狱是国民党三所秘密监狱中等级最高的，关押着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和爱国人士。
对于这段历史，周养浩总是推脱责任，声称自己只是按照"监狱管理条例"执行工作。
1949年9月6日，在毛人凤的指示下，周养浩参与了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的行动。
对于这一重大罪行，周养浩在审讯时总是推脱责任，声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具体细节都由他人负责。
这种态度让审讯人员对他的改造诚意产生了质疑。
【四】第一次特赦的分水岭
1959年12月4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特赦战犯大会在功德林隆重举行。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也成为"军统三剑客"命运的重要分水岭。
中南海怀仁堂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主持会议，亲自宣读特赦决定。
首批被特赦的33名战争罪犯中，包括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范汉杰等重要人物，但"军统三剑客"无一入选。
徐远举对此结果反应激烈。
他在听到名单时情绪失控，跳着脚大喊："我流汗水、写材料，哪一件落人后头？到今天配角轮不上，连跑龙套的都不是！"
这种反应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衡和对现实的不接受。
周养浩虽然表面平静，但内心同样充满失望。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特赦名单公布，余名不在其中。观诸获赦者，多为正规军将领，而特务系统人员无一获赦。"
相比之下，沈醉的反应要平静得多。
他没有像徐远举那样大发牢骚，而是继续专心改造，继续写材料交代问题。这种心态的差异，为后来命运的不同埋下了重要伏笔。
1960年11月28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再次举行特赦大会。
第二批特赦共有50名战犯获得释放，其中包括爱新觉罗·溥杰、李仙洲、罗历戎等重要人物。
当最高法院法官开始宣读特赦名单时，整个礼堂鸦雀无声。
每个战犯都紧张地等待着，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响起。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我默默地坐在队伍的中间，闭着眼睛，听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念特赦名单。当念到我的名字时，我反而好像是在叫别人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法官只好再念一遍，管理员走过来，轻声告诉我是在叫我的名字。"
沈醉成为前两批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要员。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特别是徐远举和周养浩。在他们看来，三人的基本情况相似，为什么偏偏是沈醉获得了特赦？
特赦大会结束后，沈醉按照规定先到河北省房山县红星人民公社劳动一年。
1962年年初劳动期满，被正式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开始了新的人生篇章。
看着沈醉离开功德林的背影，徐远举和周养浩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表面上看，沈醉的特赦似乎源于他在云南起义中的积极表现，但仔细分析，这个理由并不充分。
徐远举开始仔细研究每一批特赦人员的背景。
他发现，前两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中，军统系统只有沈醉一个人。
这说明特务身份本身就是巨大障碍，而沈醉能够突破这个障碍，必然有其特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