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傅作义探狱陈长捷,一句话点破天津守备战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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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傅作义传》《平津战役纪实》《陈长捷回忆录》及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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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天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春日的阳光透过铁窗洒在院子里,这座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特殊建筑里,关押着一百多位原国民党将领。

每天清晨,他们按时起床,参加劳动改造,下午则进行学习。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单调而漫长。

在这些战犯中,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原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这位曾经在抗日战场上威名赫赫的将军,如今已经65岁,两鬓斑白。他话不多,做事认真,劳动时总是埋头苦干。

陈长捷在功德林的八年里,很少与人深谈往事。同监的战犯们都知道,他心里藏着一个解不开的结。

每当有人提起北平和平解放、提起傅作义,陈长捷的脸色就会变得铁青,有时甚至会愤怒地骂上几句。

这天下午,管理人员通知陈长捷,有人来探望他。陈长捷心里一沉,他知道来的人是谁。

八年了,这个名字在他心中翻腾了整整八年。那些压抑的愤怒、委屈、不解,在这一刻全部涌上心头。

当陈长捷走进会客室,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八年来积压的情绪瞬间爆发。

会客室里的气氛凝固了,一场迟到八年的对话即将展开。而这场对话中的一句话,将彻底改变陈长捷对那段历史的认知。



【第一节:保定军校结下的师兄弟情】

时光回溯到1917年。那一年,25岁的陈长捷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步兵科。

陈长捷189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螺洲,家境贫寒。幼年时因家贫曾被母亲遗弃在宗祠,幸得兄姐救回,小名"拾拾"。

这段经历让他从小就懂得,要改变命运必须靠自己。他发奋读书,考入福州师范学堂,后来又投笔从戎,决心报效国家。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从清末的保定军官学堂发展而来。1912年正式开办,前后共培养了九期学员。

这所学校培养出的将领遍布全国各地,成为民国军界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国民党的"八大金刚",还是后来的许多抗日名将,都出自这所学校。

陈长捷进入保定军校后,展现出过人的军事天赋。他学习刻苦,训练认真,无论是战术理论还是实战演练,都表现优异。教官们对这个来自福建的学员印象深刻,同窗们也都对他刮目相看。

在保定军校,陈长捷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傅作义。傅作义是第五期学员,1895年生于山西荣河,比陈长捷小三岁,但因为早两年入学,算是学长。

傅作义在保定军校之前,就已经在太原陆军小学就读,军事基础扎实。

他性格豪爽,为人仗义,在学校里人缘很好。保定军校有个传统,高年级学员要照顾低年级学员,傅作义对学弟们尤其关照。

陈长捷和傅作义虽然年龄、籍贯、性格都不同,却意外地合得来。

傅作义豪爽直率,带着典型的北方人特征;陈长捷文质彬彬,举止文雅,有着南方士子的温润。一个外向一个内敛,一个粗犷一个细腻,两人却能谈得来。

保定军校的学制是三年,课程包括战术、兵器、地形、筑城、交通、军制、马术等。学校管理严格,训练强度大,淘汰率高。能够坚持下来并且表现优秀的,都是真正的精英。

1919年春天,陈长捷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保定军校第七期毕业。这份荣誉来之不易,意味着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同期学员。

毕业后何去何从,成了陈长捷面临的首要问题。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各地都在招募军官。

陈长捷可以选择回福建,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正在他犹豫不决时,已经在山西晋军任职的傅作义写信给他,邀请他一起去山西。

傅作义在信中说,山西正是用人之际,阎锡山重视人才,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在那里会有很好的发展。这个建议对陈长捷来说很有吸引力。

福建虽是故乡,但那里派系复杂,外来者很难出头。山西虽然陌生,但有傅作义这个学长照应,发展空间反而更大。

经过深思熟虑,陈长捷接受了邀请。1919年10月,他在傅作义的推荐下,来到太原投效阎锡山,被安排到山西陆军第四混成旅步兵第七团担任见习官。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初入晋军,陈长捷就展现出保定军校毕业生的素质。他不仅军事理论扎实,实战能力也相当出色。更重要的是,他为人谦逊,做事认真,很快就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和同僚的尊重。

陈长捷从少尉排长开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爬。他先是升任连长,表现出色后又升任营长,每一次升职都是对他能力的认可。

团长赵戴文曾经这样评价他:"陈长捷此人,不仅有勇有谋,更难得的是品格端正,是个可以托付重任的人才。"

1925年,陈长捷调升第一旅第二团中校团副。这一年他33岁,已经是晋军中颇有声望的中级军官。1926年8月,他升任第十八旅上校参谋长。

1927年7月,调升独立第十五旅少将旅长。短短几年时间,他从少尉一路升到少将,速度之快令人瞩目。

傅作义的升迁速度更快。1924年,他已经升任团长。1926年,31岁的傅作义升任师长,成为晋军中的后起之秀。

他不仅军事才能出众,做人也很有一套。傅作义经常把自己的薪水分给贫困的士兵,这让他在部队中威望很高,士兵们都愿意为他拼命。

虽然两人升迁速度不同,但友谊从未改变。在晋军这个讲究地域关系的体系里,陈长捷作为福建人,始终是个外来者。

傅作义虽然是山西人,但他从不以地域论亲疏,对陈长捷一直保持着学长对学弟的关照。

1928年,北伐战争期间,陈长捷任第九师少将师长,参加了多次重要战役。他率部沿京绥线前进,在宣化、泥河子一带与奉军激战。

有一次,陈长捷驻防天镇永嘉堡一线,奉军追击张荫梧的部队退至永嘉堡。

陈长捷率全旅奋战阻击,堵住奉军的通道,营救了张荫梧,使商震部安然退到大同。此役后,陈长捷因功受到阎锡山的嘉奖。

这些年的军旅生涯,让陈长捷和傅作义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也在晋军中树立了威望。两人虽然分属不同部队,见面不多,但彼此都知道,那份保定军校建立的情谊一直都在。



【第二节:抗日战场上的并肩作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山西作为华北的重要省份,很快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

这一年,陈长捷45岁,已经是晋军中的老将。他担任第七十二师师长,该师隶属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序列。面对日军的侵略,这两位保定军校的师兄弟,终于有机会并肩作战。

1937年8月上旬,日军第二十师团、第十师团沿平绥线进攻南口。南口是北平西北的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日军派出重兵进攻,企图一举占领察哈尔。阎锡山调驻绥东的汤恩伯部坚守南口,陈长捷率第七十二师赶赴增援。

南口战役异常惨烈。日军倚仗装备优势,飞机、大炮、坦克轮番轰炸。中国军队虽然装备简陋,但士气高昂,誓死抵抗。陈长捷率部从右翼截击日军,与敌人展开激战。

战斗进行了数日,陈长捷的部队伤亡惨重。南口最终失陷,陈长捷率部从横岭城突围而出。突围时,全师只剩三个团又一个军官营的兵力,减员过半。部队经过整编后,集结于雁北应县待命。

这次战役虽然失败了,但陈长捷的表现得到了认可。他在最危急的时刻没有退缩,始终冲在最前线,带领士兵与日军拼杀。这种战斗精神,正是一个军人应有的品质。

9月上旬,晋军李服膺第六十一军在晋北门户天镇遭遇日军,一触即溃,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阎锡山震怒,决定扣押李服膺,撤销其第六十一军番号。

这时,阎锡山想起了陈长捷。他命令陈长捷以第七十二师为主,与新编独立第二旅联合组建为预备第一军,任命陈长捷为军长。编组完成后,全军从应县开拔,经雁门关转移至代县守备。

随后,阎锡山将陈长捷的预备第一军番号改为第六十一军,以陈长捷为军长兼第七十二师师长。

这是对陈长捷能力的认可,也是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虽然南口失守不是他的责任,但作为参战部队,总要有人承担责任。

1937年9月下旬至11月初,忻口战役打响。这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参战的中国军队有13个军约28万人,日军有5个师团约14万人。

陈长捷率第六十一军参战,担负南怀化、红沟一线的防御任务。这里是忻口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失守,整个防线就会崩溃。

战斗从10月初开始,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陈长捷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多次组织反击。

日军以凝固汽油弹将陈长捷军的阵地炸成火海,陈长捷军则挖掘坑道,截断日军的交通壕,与敌人进行白刃战。

在南怀化、红沟之间,陈长捷军与日军往复拉锯争夺,持续了半个多月。双方伤亡都很大,但谁也不肯退让。

陈长捷亲自到前线指挥,多次带头冲锋。他的第七十二师宋恒宾团在激战中损失惨重,最后只剩一个营不到五百人。

10月30日,日军退至南怀化西麓,被消灭近三个联队。这是忻口战役中的一次重要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由于陈长捷作战勇敢,有军中"活阎王"之称。他指挥的第六十一军是忻口抗击日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歼敌之多、战况之烈,为抗战初期所仅见。

傅作义在这个时期也在奋力抗战。

1936年11月、12月,他率绥远军队抗击日军进攻,取得了红格尔图大捷、百灵庙大捷,收复了百灵庙。绥远抗战的胜利,让傅作义名声大振,成为全国知名的抗日将领。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阎锡山总部退据临汾,整编晋绥军为三个军:王靖国的第十九军,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陈长捷的第六十一军。

陈长捷再度任第六十一军军长,全军转移至晋西吕梁山一带休整。

在整个抗战期间,陈长捷率部参加了南口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多次重要战役。他在鹞子沟和团城口与日军血战12个昼夜,展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1939年3月,陈长捷升任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一军军长。

5月,又升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行署主任,辖第六十一军、暂编第一军,合计兵力四五万人。这是他军旅生涯的巅峰时期。

陈长捷治军严格,训练有素。他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屡建战功,多次重创日军。日军对陈长捷部既恨又怕,称他为"常胜将军"。这个称号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在一次次血战中打出来的。

傅作义在抗战中的表现同样出色。他多次率部与日军作战,守卫绥远,保卫山西,成为晋绥军中的中流砥柱。两人虽然各领一军,分属不同战区,但都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八年,陈长捷和傅作义都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他们见证了国家的苦难,也见证了民族的坚韧。在那个年代,能够活下来并且继续战斗,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但国家并没有迎来和平。新的风暴正在酝酿,陈长捷和傅作义的命运,也将在这场风暴中发生巨大的改变。



【第三节:从晋军到追随傅作义】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迎来和平。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内战的阴云笼罩全国。

1940年,就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陈长捷遭遇了职业生涯的一次重大挫折。那一年,阎锡山与中央的关系趋于紧张。阎锡山怀疑陈长捷与中央军来往频繁,想收缴中央九十军的武器。

陈长捷认为九十军承担着驻守阵地的任务,此时解除武装不妥,拒绝执行命令。这让阎锡山大为恼火。在阎锡山看来,陈长捷这个南方人果然不可靠,关键时刻不听指挥。

阎锡山一怒之下,解除了陈长捷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这对陈长捷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他在晋军服役二十多年,从少尉一路升到集团军总司令,立下无数战功,却因为一次不同意见就被撤职。

陈长捷性格刚烈,既然阎锡山不信任他,那就一拍两散。他率一个警卫营离开晋军,到绥远投奔傅作义。

傅作义此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在绥远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看到陈长捷来投,二话不说就收留了他。

傅作义深知陈长捷的才能和脾气,也明白阎锡山的多疑。他没有劝陈长捷回去向阎锡山认错,而是直接向中央推荐,为陈长捷谋了个职位。

1941年4月,陈长捷被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这个职位虽然不如之前的集团军总司令,但至少让陈长捷有了新的出路。

11月,陈长捷又调任伊盟守备军司令,率领新编第二十六师和骑兵第七师驻守伊克昭盟。这里地处蒙古地区,远离战场,相对安全。

陈长捷上任后,开始整顿部队,加强防务。他治军一向严格,对士兵要求很高。伊盟地广人稀,部队驻扎分散,管理起来有一定难度。

1943年,发生了一件让陈长捷后悔终生的事。他的部下在剿缉烟匪的行动中,纪律松懈,对一些民户进行抢掠,发生了流血事件。伊克昭盟盟长沙王不堪忍受,率众出逃。

事件震惊全国,南京政府派人调查。虽然不是陈长捷直接下令,但作为司令官,他负有连带责任。经过四个月的谈判,南京政府被迫答应将陈长捷撤职。

这次撤职对陈长捷打击很大。两次被撤职,让他觉得自己的军旅生涯可能就此结束。他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习,算是暂时告别了军界。

1946年3月,陈长捷从陆大毕业,被派任军政部驻芜湖第二十军官总队总队长。这是个清闲的职位,没有实权,也没有兵。陈长捷知道,这是被边缘化了。

1947年3月,陈长捷调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八补给区司令,驻防兰州。这个职位主要负责后勤补给,与前线作战无关。陈长捷在兰州过着平淡的日子,以为往后的人生就这样了。

此时的陈长捷已经55岁,两鬓斑白。回首半生,他从福建穷苦人家的孩子,到保定军校第一名毕业,到晋军将领,到抗日名将,再到如今的闲职。人生的起落,都经历过了。

1948年,局势急转直下。辽沈战役中,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打响,华东战场形势危急。夹在两大战场之间的华北平津地区,成了下一个战场。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陈长捷接到了一纸调令,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第四节:天津城防与平津战役】

1948年6月,陈长捷在兰州接到任命,担任天津警备司令。随调令一起送来的,还有傅作义的一封亲笔信。

信中,傅作义详细说明了天津的战略重要性。天津是华北的门户,是北平的屏障,也是通向海路的要道。守住天津,就能守住平津;失去天津,整个华北都将不保。

傅作义在信中说,这个重任非陈长捷莫属。他了解陈长捷的军事才能,知道他擅长防守,更知道他忠诚可靠。在这个关键时刻,傅作义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陈长捷。

陈长捷看完信,热泪盈眶。两次被撤职,让他以为自己已经被遗忘。没想到在最需要的时候,傅作义还记得他。这份知遇之恩,让陈长捷感激涕零。

陈长捷只带了家眷和几名亲信,匆匆飞往天津。路上,他一遍遍想着傅作义信中的话。这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也是报答傅作义的机会。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把天津守住。

到了天津,陈长捷立即投入工作。他视察城防,检查工事,了解兵力部署。看完一圈下来,陈长捷心里有了底。天津的城防有基础,但还不够坚固,需要大幅加强。

陈长捷组织城防构筑委员会,招来各路专家,制定详细的防御计划。他决定对135个据点进行扩建翻修,将砖石堡垒升级为钢筋水泥碉堡,并加建大小碉堡组成纵深配置。

据测算,改进后的周沿城防工事线总长度达45公里,其中大碉堡380多个。每个碉堡都经过精心设计,火力配置合理,相互支援。陈长捷还特别注意碉堡之间的死角,确保没有防御漏洞。

从1948年秋天开始,陈长捷命令天津守军在城外各要点及城墙附近50米埋设地雷。他让工兵厂和机械厂研究新型地雷,日产量达到3000枚。整个天津城外,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地雷阵。

陈长捷还采取了更极端的措施。他下令烧毁天津郊区宜兴埠一带的民房商店,清理出宽达数公里的无人区,以便观察敌情,阻止敌军接近。

这个决定虽然残酷,但在陈长捷看来是必要的。战争就是这样,为了守住城池,只能做出艰难的选择。

陈长捷征用数千民工,每天把护城河的冰砸开,使护城河变成阻碍进攻的天然屏障。他还在市内主要街道、胡同赶修碉堡,在高大建筑物上配备火力,准备进行巷战。

正当陈长捷发愁兵力不足时,傅作义给他调来了林伟俦的六十二军和刘云翰的八十六军。加上原有的几个师,总算有了10个师的兵力,另有宪兵团、保安队,总数达13万人。

有了充足的兵力和坚固的工事,陈长捷信心倍增。他登上天津市的制高点中原公司,用望远镜向四周瞭望。只见碉堡林立,地雷密布,护城河波光粼粼,整个天津城就像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陈长捷情不自禁地说:"固若金汤,固若金汤啊!大天津堡垒化,这又是一个马奇诺防线!"

蒋介石专程来天津视察,看到陈长捷构筑的防御体系,连连夸奖:"好,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好好的,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陈长捷听了这话,心里更加踏实。他对傅作义表态:"请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

1948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开始秘密入关。12月初,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战略包围。陈长捷从侦察报告中得知,解放军已经将天津团团围住。

12月中旬,新保安守军三十五军被全歼。这是傅作义的起家部队,也是他最精锐的嫡系。三十五军的覆灭,震动了整个华北。

陈长捷意识到,大战即将来临。他下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加强巡逻,严防敌军渗透。天津城内气氛骤然紧张,商店关门,市民躲在家中,街上只有巡逻的士兵。

12月下旬,解放军两次限定时间,要求陈长捷放下武器,争取天津和平解放。陈长捷看到劝降信,犹豫不决。他不是不明白大势,也不是不知道抵抗可能带来的后果。

陈长捷多次向北平的傅作义请示,询问该如何应对。傅作义此时正在与解放军方面秘密接洽和谈。面对陈长捷的请示,傅作义每次的回答都是同一句话:"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

陈长捷听了这话,心里有了底。既然傅作义让他守,那就守到底。他相信傅作义,就像相信自己一样。这么多年了,傅作义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也从来没有骗过他。

陈长捷拒绝了解放军的最后通牒。他召集各部队长官开会,宣布天津将死守到底,誓与城池共存亡。会上,陈长捷慷慨陈词,表示要对得起傅作义的信任,对得起这些年的恩情。

1949年1月13日午夜,解放军对天津外围据点发起攻击。枪炮声响彻夜空,战斗正式打响。

1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开始。上千门火炮同时向天津城开火,铺天盖地的炮弹倾泻而下。整个天津城笼罩在隆隆的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之中,震耳欲聋。

陈长捷躲在地下指挥部,通过电话指挥各部队作战。他不断向傅作义报告战况:外围工事被摧毁大半,守军伤亡惨重,解放军正在向市区推进。

傅作义的参谋长在电话中一再回复:"总司令说,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请陈司令放心,一定要守住!"

陈长捷咬着牙继续指挥。既然傅作义让他守,他就守到最后一刻。

15日凌晨,解放军攻入市区,展开巷战。战斗异常激烈,枪声、爆炸声此起彼伏。陈长捷在司令部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加强战地军纪,决不缴械投降,决心准备市区巷战,逐室进行抵抗。

会议结束时,解放军的炮弹一连三发落在司令部院落里。陈长捷率指挥部人员仓促进入地下室,继续通过电话指挥前方阵地。

到了14日夜间,市区巷战尤为激烈,陈长捷几乎再无可调动应付的兵力。他知道大势已去,但此时接受和平为时已晚。

15日上午9时许,陈长捷以无线电话向傅作义详报无力继续抵抗的情况。正在通话时,几名解放军指战员攻进地下室。就这样,仅仅29个小时,天津战役结束,陈长捷成为俘虏。

陈长捷被俘后,解放军为了促使傅作义尽快签署和平协议,特意安排他与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邓宝珊见面。

邓宝珊是傅作义的老友,也是陈长捷的旧识。当陈长捷被带到邓宝珊面前时,他看到邓宝珊手中拿着一支手枪——那是陈长捷送给他的,枪把上刻着字。

看到这支枪,陈长捷什么都明白了。原来傅作义早就在和解放军谈判,而他陈长捷,不过是谈判桌上的一颗棋子。

陈长捷火冒三丈,指着邓宝珊大骂:"你们这些混账家伙,作为谈判代表只知道拖延时间,把我们当成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资本!这下好了,我们完了,看你们还找谁来垫背,来当这个替死鬼!"

骂完后,陈长捷气也消了。冷静下来,他让邓宝珊转告傅作义:"不要再打了,再打已经没有出路,天津就是个例子。"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文化故都北平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完好保存,200万北京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战火。傅作义成为和平起义的功臣。

而陈长捷,被押送到河北井陉华北军区看守所,随后转移到北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从天津城破到被押送到功德林,陈长捷的心情经历了从愤怒到麻木的过程。最初几天,他还在想,这一切是不是一场梦。等到真正关进功德林,看到那高墙铁窗,他才意识到,这就是现实。

陈长捷想不通。明明是傅作义让他守天津,说好了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可结果呢?傅作义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成了座上宾;他陈长捷在天津拼死抵抗,成了阶下囚。

这个巨大的反差,让陈长捷无法接受。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被利用了,被当成了牺牲品。那些牺牲的将士,那些被炮火摧毁的家园,难道就是为了给傅作义的谈判增加筹码?

功德林的日子单调而漫长。每天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日复一日。陈长捷不是不配合改造,他认真劳动,认真学习。但有一件事他始终放不下,那就是对傅作义的怨恨。

在功德林的这些年,陈长捷不止一次地当着杜聿明和其他人的面骂傅作义。每次骂的时候,黄维总会在旁边添油加醋。这些话传到管理人员耳中,也传到了外面。

傅作义知道陈长捷在恨他,在骂他。他心里很愧疚,多次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报告,要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他想做点什么,来弥补对陈长捷的亏欠。

终于,在1957年春天,傅作义决定亲自去功德林一趟。他要当面向陈长捷解释清楚,要让这个老朋友明白当年的苦衷。

当陈长捷走进会客室,看到傅作义的那一刻,八年来压抑的情绪瞬间爆发。

傅作义静静地听完陈长捷的怒吼,沉默了许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让陈长捷愣在原地,八年来的所有怨恨与不解,在这一刻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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