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参考来源：《党史纵横》《中国空军档案》及相关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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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25日中午，黑龙江某军用机场上空，晴空万里。
一架编号为歼-6的战斗机按照既定计划升空执行低空特技训练任务。
机舱内，28岁的飞行员王宝玉神情镇定，手握操纵杆的力度却比平时大了几分。
汗水顺着飞行头盔的边缘渗出，打湿了他的鬓角。
12时09分，战斗机轰鸣着冲上云霄。地面指挥塔台的雷达屏幕上，那个代表歼-6的光点按照预定航线移动着。
没有人注意到，这架飞机的飞行轨迹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王宝玉驾驶着战机来到预定空域后，并未按照训练科目进行操作，而是突然右转弯，将飞行高度骤降至100米。
超低空飞行。这个高度足以让雷达失去追踪，也足以让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王宝玉的目标很明确——苏联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个在中国人口中更为熟悉的名字叫做海参崴。
战机以惊人的速度贴着地面飞行，穿越边境线只用了短短几十分钟。
12时45分，克涅维契军用机场。这座苏联远东地区的轰炸机基地在正午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安静。
突然，一架陌生的战斗机呼啸而至，直接对准跑道强行降落。
机场的苏联士兵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架战机滑行、减速、最终停在一个停机坪上。
机身上那清晰的中国军徽，在阳光下格外刺眼。
驾驶舱内，王宝玉关闭发动机，整个人瘫软在座椅上。
他的飞行服已经被汗水完全浸透，心跳快得仿佛要冲出胸腔。他成功了，至少现在看来是这样。
歼-6战斗机没有地面升降梯就无法让飞行员下来，王宝玉只能坐在机舱内等待。
他打开舱盖，让风吹进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等待着苏联人的反应。
这次叛逃，王宝玉已经策划了很久。
从1989年开始，他就在暗中搜集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资料，将所有信息牢记在心。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甚至刻意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变得积极向上，与战友们的关系也看似融洽起来。
1990年5月，部队领导看到他的"进步"，还撤销了对他的思想工作重点监控。谁也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伪装。
十几分钟过去了，一名苏联士兵终于注意到了停机坪上这架不速之客。
他走近战机，看到机舱内的王宝玉正在朝他招手。士兵愣了一下，转身就跑，显然是去报告长官去了。
又过了一会儿，一辆军用吉普车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
当他们走近战机，看清楚机身上的中国标志时，所有人脸上都写满了震惊和不可思议。
他们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爬下飞机。通过翻译，苏联军官了解了王宝玉的来意——他要政治避难，他想去美国。
听完这些，那名苏联军官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他知道，这件事将会给远东军区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不出所料，就像几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红场飞机事件"一样，大批苏联军官将因为防空失职而被撤职查办。
王宝玉被带离机场，安置在一个秘密地点。
苏联方面的态度看起来还算友好，他们告诉王宝玉，会帮他实现去美国的愿望，但需要时间来安排。
王宝玉松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的计划成功了。
那天晚上，苏联塔斯社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中午12时45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
这条消息很快传回中国。
此时距离战机失踪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地面搜救部队还在中苏边境附近搜寻可能坠毁的飞机残骸，没有人相信王宝玉会驾机叛逃。
听到苏联的消息，所有人都震惊了。
8月26日，事态变得更加紧急。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赶赴哈尔滨，就这起突发事件进行紧急磋商。
苏联方面的态度出人意料地积极配合，他们同意引渡王宝玉，并归还那架歼-6战斗机。
双方很快达成协议：中方派遣一架图-154专机直飞克涅维契军用机场接人，以专机舱门为界进行正式移交。
在王宝玉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场关于他命运的谈判已经结束。
苏联人对他说，他们正在为他去美国的事情做准备，为了安全起见，需要把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等待消息。
转移过程中为了保密，需要他配合蒙上眼睛。王宝玉没有怀疑，他以为这是正常程序，心里甚至还有些兴奋——他离美国越来越近了。
【一】一个飞行员的养成与心结
王宝玉，1962年12月出生在山东省青岛市一个普通家庭。
那个年代的青岛，海风吹拂着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也吹进了少年王宝玉的心里。
他从小就喜欢抬头看天空，看那些飞鸟在云端自由翱翔，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鸟儿一样飞上蓝天。
1980年7月，18岁的王宝玉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空军招飞来到青岛，进行严格的选拔。
成为一名飞行员需要过五关斩六将，身体素质、文化水平、心理素质，每一项都要达到极高的标准。
那个年代，能成为飞行员的人真可谓是万里挑一，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王宝玉凭借出色的综合素质，通过了层层选拔，成功入伍。
进入航空学校后，王宝玉展现出了他在学习方面的天赋。
他勤奋刻苦，理论知识掌握得很扎实，飞行技术也进步神速。
教官们都认为这个青岛来的小伙子很有潜力，假以时日必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王宝玉自己也很自信，他觉得自己读的书比别人多，学得比别人快，理应在同期学员中脱颖而出。
航校的生活是艰苦的，训练是严格的。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有苦同当，有乐同享，很快就建立起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可王宝玉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生性内向，不善言辞，更喜欢一个人待着看书钻研。
其他学员们训练之余喜欢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开开玩笑，王宝玉却很少参与。
他不是不想融入集体，而是觉得那些玩笑太浅薄，那些闲聊没有意义。
在他看来，自己是来学习的，是来成为优秀飞行员的，不是来浪费时间的。
这种心态让王宝玉在同学中渐渐被孤立。大家不是讨厌他，只是觉得这个人太清高，不好相处。
时间长了，也就懒得再去主动接触他。
王宝玉却把这种疏离归咎于别人的嫉妒——他认为那些学员们是因为自己学习好、技术强才疏远他的。
这种想法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也埋下了日后悲剧的种子。
1984年10月，表现优秀的王宝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
航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空军某师一大队，驻地在黑龙江。
对于一个在温暖的青岛长大的南方人来说，黑龙江的寒冷是难以想象的。
那里的冬天，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呵出的气瞬间就能结成冰霜。
王宝玉不适应这里的气候，也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更不适应作战部队那种紧张严格的氛围。
在航校，大家都是学员，彼此之间还算平等。到了作战部队，等级森严，纪律严明，一切都要服从命令。
这里的飞行员大多性格豪爽，说话直来直去，喜欢开玩笑，喜欢起哄。
王宝玉依然保持着他的"书生气"，看不惯这些"粗人"的作风。他觉得自己和这些人不是一路人，从心底里瞧不起他们。
部队领导注意到了王宝玉的问题。
一个飞行员如果不能融入集体，不能和战友们建立信任，在关键时刻就可能出现配合上的失误，这在空战中是致命的。
领导多次找王宝玉谈心，希望他能放下架子，多和战友们交流。
王宝玉嘴上答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
他觉得领导是在小题大做，自己只要把飞行技术练好就行了，没必要去迎合那些"没文化"的人。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和王宝玉同期分配来的飞行员们，有的因为综合素质突出被提拔为中队长，有的当上了大队长，一个个都有了进步。
只有王宝玉，依然是个普通飞行员。
他的飞行技术确实不错，在部队里能排到中上等，但领导素质、协调能力、群众关系这些方面，他都存在明显短板。
部队选拔干部，看的不仅仅是业务能力，更要看政治素质和综合表现。王宝玉恰恰在这些方面存在严重欠缺。
每次公布提干名单，王宝玉都榜上无名。
他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反而觉得这是领导在打压他，是那个曾经批评过他的副师长在背后使坏。
这种想法让他的心态越来越失衡，看谁都像是在针对自己，对部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二】家庭矛盾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988年，26岁的王宝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通过亲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姑娘，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
那个年代，军人在婚恋市场上还是很受欢迎的，飞行员更是抢手货。
王宝玉的条件不错，有正式工作，收入稳定，前途光明，姑娘对他也很满意。
婚前，王宝玉向女友承诺，结婚后会帮她在部队驻地附近安排一份好工作，这样两人就不用分居两地。
女友听了很高兴，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可谁也没想到，这个承诺会成为日后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结婚后不久，王宝玉就开始为妻子的工作奔波。按照部队的规定，军官家属可以随军，部队会协助安置工作。
可那正是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的时期，地方上的企事业单位纷纷改制，打破了"大锅饭"体制，许多富余人员被剥离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给军官家属安排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王宝玉的妻子等了又等，工作的事情始终没有着落。
她开始抱怨，觉得王宝玉欺骗了她，说话不算数。王宝玉也很着急，多次向领导反映情况，希望组织上能想办法解决。
领导们也很同情他的处境，经过多方协调，终于在师部驻地为他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工作。
可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师部驻地和王宝玉所在的团部驻地相距较远，妻子虽然有了工作，两人却不得不分居两地。
王宝玉的妻子性格外向，善于交际，这让王宝玉很不放心。
他担心妻子在外面会不会被别人接近，会不会出什么问题。这种不安全感让他整天疑神疑鬼，夫妻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王宝玉再次向领导提出要求，希望能调到师部驻地的飞行团工作，这样就能和妻子在一起了。
他专门去找了已经升任副师长的老团长，希望老首长能给他这个面子。
没想到，这位治军严格的副师长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反而严肃批评了他：作为一名军人，怎么能把个人问题看得比工作还重要?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飞行，好好训练，家庭问题组织上会想办法，但不能因为家庭问题就影响工作。
王宝玉被批评后，心里更加不舒服。他觉得老首长是在故意为难自己，是在打击报复。
不久后，师里又提拔了一批中队长和大队长，王宝玉再次落选。
他更加确信是副师长在背后搞鬼，从此对这位老首长怀恨在心。
家里的矛盾也在升级。
妻子对工作不满意，对两地分居更不满意，经常在电话里抱怨，说王宝玉没本事，办不成事，让她跟着受罪。
这些话深深刺痛了王宝玉本来就脆弱的自尊心。
他本来就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现在连妻子都开始质疑他的能力，这让他感到无比屈辱和愤怒。
夫妻俩的矛盾越来越大，吵架成了家常便饭。
每次回家探亲，王宝玉都要面对妻子的冷眼和抱怨。
他在部队里觉得压抑，回到家里也得不到温暖，整个人变得越来越阴郁，越来越压抑。
这种状态被部队领导发现了。
1989年2月，团政治处综合各方面情况，认为王宝玉的思想状态有问题，将他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加强了对他的关注和教育。
成为"重点人"让王宝玉感到被侮辱了。他觉得自己又被针对了，又被打压了。
领导的谈心、战友的关心，在他眼里都变成了监视和嘲讽。
他的心里积累着越来越多的怨恨，这些怨恨像火山一样，随时可能爆发。
【三】精心策划的伪装与叛逃准备
就在王宝玉被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后不久，他的心态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
或许是在某个辗转反侧的夜晚，或许是在某次独自值班的午后，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浮现：既然在这里得不到重视，既然在这里没有前途，为什么不离开呢?
那个年代，关于台湾和西方国家的各种传闻在社会上流传。
有人说台湾给叛逃的飞行员黄金两千两，有人说美国会给政治避难者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
这些传闻真真假假，却在王宝玉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他开始幻想，如果自己驾机去了那些地方，会不会受到重视?会不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杂草一样疯狂生长。
王宝玉开始暗中观察，暗中准备。他知道台湾太远，歼-6战斗机的航程根本飞不到。
韩国和日本距离也不近，而且航线容易被发现。
想来想去，最合适的目标只有苏联——距离近，方向明确，而且王宝玉认为苏联不会把他送回中国。
他的判断来自于对国际形势的错误理解。
虽然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开始正常化，但王宝玉固执地认为，苏联和中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苏联会利用他这个叛逃的飞行员做文章，甚至会把他送到美国去恶心中国。
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成了他叛逃计划的理论基础。
有了目标，王宝玉开始精心准备。他知道自己现在是"重点人"，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绝不能露出任何破绽。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王宝玉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变得积极主动，训练刻苦认真，对领导的安排言听计从，和战友们的关系也变得融洽起来。
他甚至主动参加集体活动，主动帮助别人，一改以往那种孤僻清高的作风。
这些变化让领导们很欣慰。他们认为王宝玉终于想通了，终于转变了思想，教育工作取得了成效。
1990年5月，团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撤销王宝玉"思想工作重点人"的身份，认为他已经进步很大，可以不用特别关注了。
谁也不知道，这些所谓的"进步"都是王宝玉精心伪装出来的。
在这些伪装的背后，他一直在为叛逃做准备。
他利用飞行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地区的地形地貌，记录各个方向的飞行数据。
他悄悄搜集苏联远东地区机场的资料，研究哪些机场距离边境最近，哪些机场跑道足够长，能够满足歼-6战斗机的降落要求。
他还研究天气和气象数据，计算最佳的叛逃时间。
他知道超低空飞行可以躲避雷达探测，也知道这样飞行会大大增加油耗，飞行距离会大幅缩短。
他反复推演，计算从部队驻地到苏联边境的距离，计算油料是否够用，计算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王宝玉都做得小心翼翼。
他从不在日记里记录，不在电话里提及，也不对任何人透露。
他把所有的数据都记在脑子里，把所有的计划都藏在心底。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一个能让他顺利实施叛逃计划的机会。
1990年8月下旬，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部队安排了一次低空特技训练，训练科目难度较大，需要飞行员单独驾驶战机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这种训练给了王宝玉可乘之机——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单独驾机升空，可以在到达训练空域后改变航线，可以在雷达监控相对薄弱的情况下超低空飞向边境。
8月24日晚上，王宝玉辗转难眠。
第二天就是行动的日子，成功了他就能去苏联，就能去美国，就能摆脱现在这种憋屈的生活；失败了，等待他的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
可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这些年积累的怨恨、不甘、愤懑，都在驱使着他走向这条不归路。
8月25日早上，王宝玉像往常一样来到机场，像往常一样做飞行前的准备。
他的表情平静，动作娴熟，看不出任何异样。
登机前，他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递给了一个航校时期的老同学。
那位同学有些奇怪地问他为什么，王宝玉笑着说留个纪念。同学以为他是开玩笑，也就没当回事，随手把表收了起来。
王宝玉爬上战机，关闭舱盖，启动发动机。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战机缓缓滑向跑道。
12时09分，战机冲天而起，在蓝天上留下一道白色的尾迹。
地面上的人们看着这架战机渐渐远去，谁也没想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中国领空看到这架飞机。
战机升空后，王宝玉驾驶着歼-6来到了预定的训练空域。
按照计划，他应该在这里进行一系列低空特技动作训练。
地面指挥塔台的雷达屏幕上，代表这架战机的光点正常显示着，一切看起来都在按计划进行。
就在这时，王宝玉做出了改变他命运的决定。他突然右转弯，将飞行高度迅速降到了100米。
在这个高度上，战机几乎贴着地面飞行，树梢和房顶从机翼下方飞速掠过。
超低空飞行带来的强烈震动让整个机身都在颤抖，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王宝玉死死握着操纵杆，眼睛紧盯着前方，全神贯注地控制着飞机。
地面指挥塔台的雷达屏幕上，那个代表歼-6的光点突然消失了。
值班人员立刻呼叫王宝玉，无线电里却只有沙沙的杂音，没有任何回应。
他们又呼叫了几次，依然没有回音。
值班人员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向上级报告：训练飞机失去联系，雷达失去跟踪，飞行员无法取得联系。
消息一层层上报，整个部队都紧张起来。领导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可能的情况。
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起飞行事故——低空特技训练本来就是高危科目，歼-6又是老旧机型，存在突然失控的可能性。
搜救部队立即出动，在预定训练空域及周边地区展开大规模搜索，寻找可能坠毁的飞机残骸。
也有人提出了另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叛逃?可这个猜测很快就被大家否定了。
往哪里叛逃呢?朝鲜是友好国家，去了也会被送回来。
韩国虽然和中国还没建交，但双方正在接触，之前发生过的偷渡事件都通过协商妥善解决了，去韩国也没用。
台湾太远，歼-6的航程根本飞不到。
至于苏联，那就更不可能了——1989年戈尔巴乔夫刚刚访华，中苏关系正在走向正常化，苏联正想借机恢复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叛逃的飞行员而破坏来之不易的外交成果?
就在国内还在分析和搜索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王宝玉的战机已经降落了。
他坐在机舱里，等待着苏联人的反应，等待着自己新生活的开始。
他根本不知道，此时此刻，一场关于他命运的外交谈判正在紧急展开。
8月25日傍晚，苏联塔斯社发布消息，证实了王宝玉叛逃的事实。
中国方面震惊之余，立即启动了外交程序。
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哈尔滨进行紧急磋商。
谈判的气氛出奇地顺利，苏联方面态度积极，很快就同意引渡王宝玉并归还那架歼-6战斗机。
双方商定，中方派遣图-154专机前往克涅维契军用机场，以专机舱门为界进行正式移交。
苏联人开始对王宝玉进行"安抚"工作。他们告诉他，关于去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苏联有关部门正在研究。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需要把他从克涅维契机场转移到另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等待消息。
转移过程中，出于保密需要，需要他配合蒙上眼睛。
王宝玉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他觉得这是正常的安全措施，反而因为苏联人的"认真"而感到安心。
他被蒙上了眼睛，被搀扶着走上了一架飞机。
飞机起飞了，在空中飞行了几个小时。王宝玉坐在座位上，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他不知道飞机会在哪里降落，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但他相信苏联人会帮他实现去美国的愿望。
他幻想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幻想着在美国的自由和富足，幻想着终于能摆脱那些让他痛苦的一切。
飞机开始下降，即将着陆。王宝玉的心跳加速，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扶手。
飞机平稳降落，滑行，停稳。舱门打开了，有人走过来扶着他站起来，引导他走向舱门。
就在即将走出舱门的那一刻，有人摘下了他眼睛上的眼罩。
刺眼的阳光让他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片刻之后，视线逐渐清晰，他看清了舱门外站着的那些人。
那一刻，王宝玉整个人都僵住了。
站在舱门外的不是他想象中的美国人，不是金发碧眼的西方面孔，而是一张张熟悉的中国面孔。
他们穿着中国军装，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正用复杂的眼神看着他。
王宝玉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双腿发软，整个人差点摔倒，被旁边的苏联士兵扶住。
他被骗了。苏联人根本没有送他去美国，而是把他送回了中国。
那些关于"安排政治避难"的承诺，那些关于"转移到安全地方"的说辞，全都是谎言。
他精心策划了这么久，冒着生命危险叛逃，最终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此刻的王宝玉，心里涌起的不知是绝望还是后悔，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图-154专机的舱门口，一名军官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而当这名军官终于开口，那句简短的话语在克涅维契机场的停机坪上响起时，王宝玉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而促成苏联做出这个决定的真正原因，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