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新四军军史》、《皖南事变亲历记》、《傅秋涛回忆录》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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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下旬，南漪湖畔寒风刺骨，湖面结着薄冰。
十几个疲惫不堪的身影悄悄摸到湖边，为首的中年男子左臂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正是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
此刻的他身边只剩下十几名战士，就在半个月前他还率领着近千人的部队。
湖边停着两条渔船，船主紧紧抓着缆绳，眼神中透着警惕和敌意。
两个船夫断然拒绝开船，甚至悄悄把手伸向腰间。气氛瞬间紧张起来，战士们本能地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傅秋涛知道，一个错误的判断就可能让整个突围功亏一篑。
他缓缓举起双手，示意身后的战士们放下武器，然后压低声音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当他说出真实身份后，两个船夫先是愣住，接着其中一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倒抽冷气的话。
【一】北移遇阻，九千将士陷茂林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以"皓电"形式，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最后通牒，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
面对这道严峻的命令，新四军军部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决定让皖南的新四军主力北移到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向茂林地区前进。
这支庞大的队伍分为三个纵队：傅秋涛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老一团、新一团和特务营，共计3000多人，作为左路纵队；
周桂生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指挥老三团、新三团，与军部机关一起行动，作为中路纵队；
张正坤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员，率领第五团和军部特务团，作为右路纵队。
整个行军路线是绕道茂林，由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奔向苏南，然后北上渡江。
1月6日，当新四军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
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压了过来，新四军被困在茂林一带的山谷里。
原来，国民党军队早就在这里布置了一张巨大的包围网，等待新四军自投罗网。
1月6日上午，国民党军队在丕岭脚下的纸棚村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
炮火轰鸣声划破了皖南山区的宁静，一场震惊中外的军事冲突就此拉开序幕。
当天下午，军部在茂林南面潘村的潘家祠堂紧急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傅秋涛和江渭清代表第一纵队参加了这次关键性的会议。
会议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第一纵队出求岭，第二纵队出丕岭、博刀岭，第三纵队出高岭。
三路纵队要求于1月7日拂晓占领各自目标，然后在正午前会攻星潭，打开突围通道，向东挺进。
这个计划看似周密，但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困难。
1月7日拂晓，三路突围全面展开。
傅秋涛指挥第一纵队担任前卫，负责为大部队开辟突围通道。
他命令老一团参谋长刘世湘率三营为前卫，限于当日拂晓攻占求岭。
经过半小时激烈战斗，新四军战士冒着密集的弹雨冲锋，终于歼灭敌军一个连，按期占领了求岭阵地，为后续突围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7日傍晚，熊应堂率领的老一团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成功攻占了与星潭仅一水之隔的举山。
傅秋涛正按照既定计划焦急地等待其余两个纵队前来会攻星潭，准备发起最后的突围攻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接到了军部的紧急电令：要求各纵队立即回撤，改道太平进黄山再待机东进。
这个突然的命令改变让第一纵队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他们只好服从军令掉头往回冲，却发现敌人已经调整了部署，后路也被切断了。
第一纵队就这样陷入了敌人更加严密的包围圈中。
【二】电台被毁，梓坑会议定突围方向
1月8日，战况进一步恶化。
从俘获的敌军士兵口供中得知，国民党五十二师已从泾县方向赶来增援，准备与其他部队形成合围，第一纵队面临着前后夹击的险恶局面。
更为严重的是，就在这天激烈的战斗中，第一纵队唯一的电台被敌军炮弹炸毁，彻底断绝了与新四军军部的联系。
电台的损毁对于第一纵队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在那个通讯手段有限的年代，电台是维持军事指挥体系的生命线。
失去了这条生命线，第一纵队就像是在茫茫大海中失去了指南针的船只，不知道军部的最新指示，也无法报告自己的处境。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傅秋涛必须独立做出关乎全纵队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
1月8日下午，他在梓坑村的一间破旧茅屋里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副司令员赵凌波、参谋长赵希仲、副参谋长吴咏湘等主要干部。
这次被后来称为"梓坑会议"的军事会议，对第一纵队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会议讨论了整整几个小时，主要分析了两种可能的突围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原路退回，走北路直接渡江到无为与江北的新四军部队会合；第二种方案是经东线向苏南转移，与在那里活动的新四军部队汇合。
经过反复的分析和激烈的讨论，与会人员最终形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向苏南转移。
这个决定的依据是，苏南地区是新一支队曾经长期战斗过的地方，傅秋涛担任团长的老一团曾在苏南坚持了半年多的游击战争，对当地的地形地貌、群众基础都比较熟悉。
更重要的是，选择这条路线不仅便于第一纵队自身突围，还能背靠宁国、宣城山区，必要时可以策应军部的突围行动。
"梓坑会议"还具体确定了突围的战术安排：老一团担任前卫，负责开路；新一团负责掩护，防止敌军追击；当纵队司令部成功冲出包围圈后，全体人员在板桥地区重新集合整编。
会议确定了正确的突围方向后，第一纵队的战术方式也随之明确：采取"正面强攻，重点突破，撕开网口"的战法。
具体的突破点选择在球岭岭南六华里处的"三节水"地区。
这是一个地形极其险要的峡谷地带，公路从二三百米深的峡谷中蜿蜒穿过。
选择三节水作为突破口是一步险棋。
这里地势险峻，道路狭窄，一旦遭遇敌军阻击，很容易造成严重伤亡。
但正是因为地形险要，敌军的防守相对薄弱，仅有国民党五十二师154团的一个营在此驻守。
兵不厌诈，用兵的关键在于出其不意，敌人越是认为新四军不敢走的地方，反而可能是突围的生路所在。
【三】血战三节水，突破第一重包围圈
1月9日凌晨，根据"梓坑会议"的决定，第一纵队开始了决定性的突围行动。
天色尚未完全放亮，战士们就已经悄悄摸到了三节水峡谷的边缘。晨雾弥漫的山谷中，隐约可见敌军的哨兵在警戒。
傅秋涛经过周密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置，决定分三次发起攻击。
第一次是试探性进攻，摸清敌军的火力配置和防御薄弱点；第二次是主攻，集中全部火力撕开缺口；第三次是扩大战果，确保整个纵队都能通过。
江渭清率领一个连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发起进攻。
令人意外的是，第一次攻击竟然进展得异常顺利，几乎没有遇到激烈抵抗就突破了敌军的外围警戒线。
这让大家以为敌军的防御很薄弱，纷纷加快了前进速度。
但是，当大部队跟进时，敌人终于反应过来了。
国民党五十二师的士兵迅速占据有利地形，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封锁了峡谷通道。
子弹如雨点般倾泻而下，新四军战士一时间无法前进。几名冲在前面的战士当场倒在血泊中，后续部队也被迫停止前进。
面对这种紧急情况，傅秋涛当机立断，下令集中特务营和四连的全部轻重机枪，对敌军阵地实施火力压制。
同时，他亲自率领一支敢死队从侧翼发起冲锋，试图打开新的突破口。
激烈的战斗整整持续了几个小时。
枪炮声在山谷中回荡，硝烟弥漫了整个峡谷。
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傅秋涛的左臂也被敌军子弹击中，鲜血顿时染红了军装的袖口。但他顾不上处理伤口，继续指挥部队冲锋。
经过反复的冲杀和巨大的牺牲，第一纵队终于突破了敌人在三节水设置的第一重包围圈。
但是代价极其惨重，突围出来的只有300多人，而且大部分都带着伤。原本近千人的队伍，一夜之间就损失了三分之二。
更令人痛心的是，新一团全团和老一团的部分干部战士在突围中被敌军强行阻断，未能跟上主力部队，从此与纵队司令部失去了联系。
新一团团长张铚秀率领剩余部队拼死突围，但最终也与主力走散，只能另寻出路。
突围成功的部队立即向泾县、宁国、宣城三县交界处的老虎坪地区转移。
老虎坪位于三县边境的深山之中，群峰叠嶂，沟壑纵横，号称有九十九条山沟，地形极其复杂，既便于隐蔽休整，也便于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四】老虎坪整编，国民党军四个团围剿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第一纵队的突围部队于1月10日上午到达了老虎坪地区。
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为部队提供了暂时的安全屏障。傅秋涛立即下令部队分散隐蔽，一边救治伤员，一边收拢走散的战士。
在随后的几天里，陆陆续续又有一些突围的战士找到了部队。
经过清点，在老虎坪聚集的人数达到了500多人，其中老一团的连营级以上干部基本健全，连级以上干部仅缺两人，营级以上干部仅缺一人。
这些数字统计的主要是老一团建制内的干部，因为新一团在三节水突围中负责后卫掩护，大部分没能突围出来。
傅秋涛和江渭清迅速对突围部队进行了重新编组。
他们将500多人编成1个步兵连和2个手枪连，恢复了基本的作战编制，为继续突围和开展游击战争做好了准备。
步兵连主要由普通战士组成，负责正面作战；手枪连主要由干部组成，机动灵活，既可以独立作战，也可以分散活动。
但是好景不长。国民党军队很快发现了新四军在老虎坪的活动迹象，立即调集兵力前来围剿。
据侦察得到的情报显示，敌军调集了约4个团的兵力，从四个方向同时向老虎坪地区合围，企图将这支突围的新四军部队彻底消灭。
面对敌军的重兵围剿，老虎坪地区连续发生了几次激烈的战斗。
第一纵队的战士们依托有利地形，与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但是由于敌众我寡，武器装备悬殊，新四军再次遭受重大损失，又减员200多人，部队实力进一步削弱。
在一次敌军的"清剿"行动中，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
傅秋涛等人正往后山转移时，一发敌军炮弹突然飞来，在人群中爆炸。
参谋长王槐生、三营营长范连飞等3人当场被炸伤，其中王槐生伤势较重。
这次意外的伤亡进一步加剧了部队的困难处境。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傅秋涛不得不做出一个极其痛苦但又十分明智的决定：将剩余的300多人再次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他决定让步兵连独立行动，向苏南方向突围；剩下的手枪连由于大多数是干部，更容易化装，可以分成更小的单位，择机行动。
为了进一步缩小目标，避免暴露，傅秋涛将指挥部转移到了与老虎坪一沟之隔的大斧山。
这里地势更加险要，山峰陡峭，植被茂密，便于小部队隐蔽活动。
但是随着敌军围剿的不断加强，即使是在大斧山这样的天然屏障中，也越来越难以立足。
经过在老虎坪和大斧山将近一个月的艰苦斗争，傅秋涛深知继续留在这里只是等死。
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粮食和弹药日渐短缺，伤员无法得到有效救治。必须趁着还有机会，立即进行最后的突围。
为了轻装上阵，提高突围成功的可能性，傅秋涛做出了人生中最痛苦的决定之一。
他决定让妻子陈斐然留下照顾伤员，同时将刚满一岁的女儿交给当地老乡抚养。
这个决定对于任何一个父亲来说都是极其残酷的，但在那个生死关头，个人情感必须服从革命大局。
1941年农历正月初七，大斧山上雾气弥漫。
傅秋涛最终只带着12名精干干部组成了最后的突围队伍，他们告别了坚持斗争了二十多天的山区，开始了更加惊心动魄的化装突围。
经过几天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接近了国民党军队设置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而在这道封锁线的另一边，就是相对安全的苏南根据地。
然而，就在即将迎来胜利曙光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南漪湖边。
这条看似平静的湖水，却成了他们突围路上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而湖边两个船夫的反应，让这个本来应该是例行的渡湖过程，突然变成了一场生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