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傅作义传》《北平和平解放纪实》《平津战役史料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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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北平。
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古城，正经历着它历史上最为特殊的时刻。
平津战役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消息传来后，北平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城。
城外，解放军百万大军完成了对北平的战略包围。城内，二十余万守军人心浮动，物资日渐匮乏。作为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每天都在接收着来自各方的消息和压力。
南京方面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有催促固守的，有询问战况的，也有许诺增援的。可傅作义心里清楚，这些电报大多不过是一纸空文。真正的增援，根本不可能到来。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傅作义收到了一封与众不同的密电。这封电报的内容，让他久久无法平静，也让他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
要理解1949年1月发生在北平的这段历史，必须先了解傅作义这个人物，以及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到这个历史关口的。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6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荣河县（今万荣县）安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的父亲傅庆泰是当地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境并不富裕，但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
傅作义自幼聪颖好学，1905年考入荣河县立小学堂，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此后，他先后就读于北京清河陆军中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
1918年，傅作义从保定军校毕业后，进入阎锡山的晋军系统，从排长做起，一步步升迁。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得到了展现，到1927年已经升任师长。
1927年发生的涿州保卫战，是傅作义军事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当年9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派遣大军南下，进攻阎锡山控制的地盘。傅作义奉命率领第四师驻守涿州。
涿州是平汉铁路上的重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张作霖深知此城的价值，派出了数倍于守军的兵力进行围攻。
奉军先后动用了飞机轰炸、重炮轰击、挖掘地道、施放毒气等各种手段，试图攻破涿州城。傅作义率领守军顽强抵抗，在兵力悬殊、弹药不济的情况下，坚守城池近三个月。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城内粮食已经断绝，士兵们开始宰杀战马充饥。据记载，整个保卫战期间，守军共宰杀军马一千二百余匹。
傅作义与士兵同甘共苦，吃一样的马肉，喝一样的马血汤，这让他赢得了部下的极大尊敬。
涿州保卫战最终因为晋军主力战败、后援断绝而结束。1928年1月，傅作义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迫与奉军议和。
这一战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傅作义的名字却因此传遍了全国。各方舆论普遍认为，傅作义以劣势兵力坚守涿州三个月，展现了极高的军事素养和顽强的意志品质。
涿州保卫战之后，傅作义的军事地位迅速上升。他先后担任了天津警备司令、第三军军长等职务，成为晋绥军系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
傅作义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多次公开表示，愿意率部抗击日寇，收复失地。这一时期，他在绥远地区积极整训部队，加强边防，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1936年11月，傅作义迎来了他军事生涯中的又一个辉煌时刻——百灵庙战役。
百灵庙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内，是当时绥远北部的重要据点。1936年，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伪蒙军占领了百灵庙，对绥远形成了直接威胁。
傅作义决定主动出击，收复百灵庙。1936年11月24日，傅作义部队对百灵庙发起突袭。
这一战，傅作义采用了长途奔袭、出其不意的战术，仅用十几个小时就攻克了百灵庙，歼灭伪蒙军千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百灵庙大捷是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全国各地纷纷发来贺电，傅作义的声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在华北战场与日军作战。1939年12月，他指挥部队发起了五原战役。
五原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境内，是河套地区的重镇，当时被日军占领。傅作义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于1940年3月20日发起总攻。
经过激烈战斗，傅作义部队于3月22日攻克五原，歼灭日伪军四千余人，击毙日军水川中将以下军官多人，取得了五原大捷。
五原大捷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中国军队首次收复日军占领的县城。消息传出后，举国欢腾，重庆国民政府特地发来嘉奖令，表彰傅作义的战功。
抗战八年间，傅作义一直坚守在华北战场，与日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的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下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结束。傅作义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军事将领，参与了日军的受降工作。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归绥（今呼和浩特）。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他又被任命为张垣（张家口）绥靖公署主任，后改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统辖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
到1948年底，傅作义名义上统辖的兵力达到五十余万人，分布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区。
这支力量的构成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傅作义多年经营的绥远系部队，约有二十余万人；另一部分是中央军嫡系部队，约有三十万人。
绥远系部队是傅作义的嫡系力量，这些部队大多从抗战时期就跟随傅作义作战，对傅作义有较高的忠诚度。
中央军嫡系部队则是从其他战场调来的，名义上归傅作义指挥，实际上与南京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两支力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指挥协调上也面临着诸多困难。这一情况，对后来北平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8年9月至11月，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发起了辽沈战役。经过五十二天的激战，东北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及所属四个兵团共四十七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辽沈战役的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北地区的战略形势。东北野战军数十万大军随时可以入关，而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则陷入了战略孤立的境地。
傅作义对这一形势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辽沈战役进行期间，他就开始思考华北地区的出路问题。
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并不多：要么南撤，放弃华北；要么固守，等待不可能到来的增援；要么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
南撤的方案很快被否决了。一方面，南京方面明确表示反对华北军队南撤，认为这将极大地动摇军心民心；另一方面，数十万大军要想从华北南撤，在解放军的压力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固守的方案同样困难重重。天津、北平等地虽然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但在解放军的绝对优势兵力面前，这些工事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更何况，城内的物资储备有限，长期固守根本无法维持。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8年11月底，东北野战军开始挥师入关。平津战役的大幕，即将拉开。
1948年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开始秘密入关。为了达成战略上的突然性，部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昼伏夜行，向华北地区快速推进。
与此同时，华北野战军也在积极行动，配合东北野战军对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形成战略包围。
傅作义此时面临着一个极为困难的局面。他手下的五十余万大军分布在一条长达五百公里的战线上，从张家口到塘沽，各个据点之间相距甚远，很难形成有效的相互支援。
更重要的是，傅作义对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始终举棋不定。
从他的本心来说，南撤是一个选项。如果能够将部队撤到江南地区，至少可以保存实力，避免被歼灭的命运。
但是，南京方面坚决反对这一方案，认为华北军队一旦南撤，将对全国局势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固守待援，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但问题是，援军从哪里来？东北已经全部解放，华东、中原战场的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南京方面虽然不断许诺增援，但这些许诺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过。
还有一个选项，就是与对方接触，寻求某种形式的和平解决。这个想法在傅作义的脑海中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他始终没有下定决心付诸行动。
1948年12月初，平津战役正式打响。
解放军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即先攻取张家口和天津，切断北平守军的退路和出海通道，最后再解决北平问题。
这一战略方针的制定，有着深远的考虑。北平是千年古都，城内有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果采用强攻的方式，很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是一个更为理想的选择。
1948年12月下旬，张家口方向的战斗首先取得了突破。12月22日，解放军对张家口发起总攻，经过两天的激战，于12月24日攻克张家口。
守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率残部向北平方向撤退，但在途中被解放军截击，大部被歼。
张家口的失守，对北平守军的士气造成了第一次沉重打击。张家口是北平通往绥远的咽喉要地，这一据点的丧失，意味着北平与西北方向的联系被彻底切断。
傅作义原本还抱有一丝希望，认为可以依托北平、天津两大城市，形成相互支援的态势。但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重要的军事据点，城内有守军十三万人，由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
天津城防工事经过多年经营，相当坚固。陈长捷在战前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天津至少可以坚守三个月。但实际情况远远出乎他的预料。
解放军集中了五个纵队的优势兵力，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但解放军的攻势势不可挡，仅仅二十九个小时后，天津即宣告解放。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守军十三万人被全歼，陈长捷以下多名高级将领被俘。
天津的迅速陷落，对傅作义的震动是巨大的。天津的守军人数与北平相当，城防工事甚至更为坚固，却在不到三十个小时内就被攻克。
这意味着，如果解放军决定强攻北平，结局不会有什么不同。
更让傅作义忧心的是北平城内的二百万百姓和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北平是元、明、清三代的都城，故宫、天坛、颐和园、北海、圆明园遗址等都在城内或城郊。这些无价之宝，一旦毁于战火，将是中华民族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天津解放后，北平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城。城外是解放军的百万大军，城内物资日渐匮乏，人心日益浮动。傅作义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各方力量都在对傅作义施加影响。
南京方面仍然在发来各种电报，有的要求坚守待援，有的则暗示可以考虑南撤。但这些电报之间相互矛盾，让人无所适从。
傅作义很清楚，南京方面此时自顾不暇，根本无力为华北战场提供实质性的支援。
与此同时，另一股力量也在积极行动。早在1948年12月中旬，傅作义就已经开始与对方进行接触，探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这些接触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只有极少数人知情。
在这些接触中，一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傅冬菊，1924年出生于山西太原，是傅作义的长女。她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在校期间接触了进步思想，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她进入天津《大公报》工作，以记者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1948年底，随着平津战役的展开，傅冬菊回到了北平，来到父亲身边。她的任务，一方面是了解傅作义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也是做父亲的工作，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
傅冬菊对父亲的性格有着深刻的了解。她知道，傅作义是一个有着强烈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军人，不会轻易做出任何可能影响自己名誉的决定。
但她也知道，父亲内心深处是爱护百姓的，不愿意看到战火给老百姓带来苦难。
傅冬菊没有直接劝说父亲，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傅作义了解到外界的情况和各方面的态度。她带来了一些书籍和资料，让傅作义能够更客观地认识当时的形势。
除了傅冬菊之外，北平城内的一些民主人士、社会名流也在积极活动，希望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
这些人包括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北平市商会会长邢其毅等人，他们都担心战火会给北平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在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下，傅作义与对方的接触逐渐从秘密走向公开。1949年1月上旬，双方开始就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进行正式谈判。
谈判的过程并不顺利。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傅作义部队的改编方式、傅作义本人的地位和待遇等。谈判进行了多轮，反复拉锯。
傅作义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复杂的心态。他一方面认识到和平是唯一可行的出路，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即将做出的选择感到犹豫和不安。
毕竟，他从军三十多年，一直以忠义自许，现在要走这条路，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
就在谈判进行的过程中，傅作义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的密电。这封电报的发送者，是蒋介石本人。
1949年1月的北平，表面上看似平静，实际上暗流涌动。
城内的守军分成了两个明显不同的群体：一部分是傅作义的嫡系绥远军，约二十余万人；另一部分是中央军嫡系部队，约三十万人。这两支力量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
绥远军对傅作义有着较高的忠诚度。这些部队大多从抗战时期就跟随傅作义作战，经历了无数次战斗，与傅作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傅作义在这些部队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他的命令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
中央军嫡系部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些部队的主官大多是黄埔出身，与南京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名义上归傅作义指挥，实际上对傅作义的命令常常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这些部队中有不少人与南京保持着秘密联系，随时向南京方面汇报北平的情况。
傅作义对这一情况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与对方接触的消息，很可能已经通过某些渠道传到了南京。这让他在谈判过程中格外谨慎，每走一步都要反复权衡。
1949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后不久，傅作义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密电。
这封电报的措辞与以往截然不同。在此之前，蒋介石发给傅作义的电报大多是命令式的，要求坚守、督战、等待增援之类。但这一封，却用了完全不同的口吻。
电报开头，蒋介石回顾了他与傅作义多年来的交往。他提到了1927年涿州保卫战后对傅作义的赏识，提到了抗战期间的并肩作战，提到了多年来的"情谊"。这些话，让傅作义一时间百感交集。
蒋介石在电报中承认，北平的局势已经十分困难，增援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他表示理解傅作义面临的压力和困境。
电报的核心内容，在最后几行。蒋介石用了一个傅作义从未在他的电报中见过的词——"求"。
蒋介石在电报中表示，念及二十多年的情分，他有一件事要求傅作义帮忙。这件事，关系到北平城内那些中央军嫡系部队的命运。
蒋介石请求傅作义，在与对方接触的过程中，能够为这些中央军部队争取一条出路。具体来说，就是让这些部队在北平问题解决之前，能够有机会撤离北平，前往南方或其他地区。
这个请求，让傅作义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从傅作义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这个请求背后有着复杂的考量。
中央军嫡系部队是蒋介石多年经营的心血，这些部队的军官大多是黄埔出身，对蒋介石有着较高的忠诚度。如果这些部队跟着傅作义一起接受改编，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蒋介石在电报中用"求"这个字，某种程度上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北平局势无法挽回，但他仍然希望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嫡系力量。
傅作义思考了很长时间。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说是若即若离。
作为一个"杂牌"将领，傅作义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蒋介石的核心圈子。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也是利用多于信任。这一点，傅作义心里非常清楚。
但在另一方面，傅作义也是一个念旧情的人。蒋介石虽然有种种不是，但毕竟是他多年的上级，在一些关键时刻也曾给过他支持。现在蒋介石用"求"字来开口，傅作义确实很难一口回绝。
更重要的是，从现实角度考虑，答应蒋介石的请求对傅作义来说并没有什么坏处。
北平城内的中央军嫡系部队与傅作义的绥远军之间本来就存在隔阂，这些部队的去留，对傅作义的决策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相反，如果这些部队能够撤离，反而可以减少傅作义在和平谈判中面临的内部阻力。
经过反复权衡，傅作义决定答应蒋介石的请求。他回电表示，可以配合安排部分中央军部队的撤离事宜。
但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撤离必须有序进行，不能扰乱北平城内的秩序，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蒋介石接到傅作义的回电后，立即着手安排相关事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部分中央军部队通过各种渠道陆续撤离北平，有的南下前往徐州、南京方向，有的经塘沽乘船出海......
傅作义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但这只是整个事件的一个侧面。
在部分中央军部队撤离的同时，傅作义与对方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双方围绕着部队改编、人员安置、城防交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磋商和协调。
谈判过程中，傅作义表现出了矛盾的心态。他一方面认识到和平是唯一可行的出路，另一方面又对即将做出的选择感到忧虑。
他担心自己的部下将来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担心自己会背上"叛将"的骂名。
在这个关键时刻，傅作义身边的人都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女儿傅冬菊在做他的工作，他的部下在等待他的决定，南京方面的眼线在监视他的动向，解放军的谈判代表在等待他的答复。
1949年1月的最后几天，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北平，聚焦在傅作义身上。历史正在等待他做出那个影响深远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