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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怀念冯师俊杰
李强(黎羌)
今日清晨,我在网上无意惊闻:山西师大戏研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冯俊杰教授逝世的信息。这是近年来继原所原所长黄竹三先生驾鹤西行,给戏剧学界后生们心中又一次巨大打击。回想当年在汾河岸畔的山西师大戏研所传说有“三虎”入晋,(即东北虎,华南虎,西北虎)共振三晋戏剧戏曲之往事,如今二虎已渐行渐远,想起不胜感慨与伤痛悲壮不已。特在手机昏暗的屏幕上写了一首《悼冯师》诗词以寄真挚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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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冯师》
夜深悄然传文噩讯
天空突暗殒落巨星
马年元月元日元旦
晋地汾水仙鹤西行
大地凝重低沉呜咽
高山肃然垂泪致敬
遥视齐鲁梁山儒士
云游关东白山黑水
修炼成才入关治学
表里河山鹤立鸡群
为人师表堪称楷模
一代宗师功盖苍穹
黄冯合编六十种曲
共筑中华戏曲伟庭
造册三晋传世诸宝
同心扶晋文物扬名
洪荒坎坷顾盼人生
最忆世纪初遇贵人
引度天山入关华北
如虎添翼旱逢甘霖
冯师育人君子坦荡
桃李天下慧泽众生
德才兼备功成名就
乘骥远行天地永恒
大千世界日升月落
叩拜祭祀先师永恩
另记得在2012年夏于冯师七十华诞在五台山庆寿时,曾敬撰一篇《识实务者为俊杰——中国戏曲文物考古学家冯俊杰先生》一文。其内容有1,从铁嘴到铁笔,2,从大赋到大着,3。从严师到名师,4,从大作到大奖,大致记录了冯先生极富传奇的学术人生,至今其文字历历在目,竟成永诀之念。
时隔十数年,如今回想起与良师益友相处的日日夜夜,回顾起冯师点点滴滴生活片断,仍然活现浮动在眼前。作为冯先生的同行畏友,不觉翻阅起冯教授留存的图文序言,自然涌动心底书写上述诗文以示哀悼记诵。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导李强(黎羌)教授,于2026年1月4月凌晨书于于西安古城雁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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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戏曲考古学家冯俊杰
李强(黎羌)
我虽然有机会进入高校读书,但是在毕业后选择的是民族文学、艺术编辑工作,在人生绕了一大圈之后,出于对书斋的向往,才想着供职于高校。故从遥远的天山脚下来到中原地区、黄河之滨的山西师范大学。
那是在1997年的夏天,我借去贵州省贵阳市开会之际,突发奇想,出黔岭、顺长江、逆黄河而上,孤身来到“尧都”临汾。在黄竹三先生的引荐下有幸拜识了该校戏曲文物研究所新任冯俊杰教授。因为我们都来自北方,又都从事古代文学艺术,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有人戏言,我这只“西北虎”有缘分能在此地,遇到名气更大的“华南虎”黄竹三教授、“东北虎”冯俊杰教授,算是我人生的造化和运气。
没来临汾小城之前,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藏龙卧虎”之地,蛰伏着与全国名校名所等量齐观的戏剧戏曲学研究机构:“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也无法相信在这个小小研究所中有着以冯俊杰教授为代表的有真才实学、务实与奉献精神的一批教学、科研人才。
我庆幸前后经历十年春秋,加盟于这支队伍,有目共睹与此所同行推出许多重量级的学术理论成果,并推动校方不断发展与壮大,最终申报成功“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单位。
作为此部门的掌门人冯俊杰教授自然功不可没。他是上述一系列教育文化事件的设计者与亲历者。当我捧读冯先生一部部厚重的学术专著;特别是新近获得山西省第五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的《山西神庙剧场考》时,更是由衷地敬佩这位在教学与科研岗位上坚守了半个多世纪的高校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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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铁嘴”到“铁笔”
我从小就景仰在“三尺讲台”上的大显身手的名师之“铁嘴”,以及能惊天地、泣鬼神的著名学者之“铁笔”。没想到我所拜识的冯俊杰教授则天然浑融,两者兼而有之。
记得在二十多年前,我从遥远的新疆长途跋涉,刚下火车,到山西师范大学报到的路上。戏曲文物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曹飞就眉飞色舞地向我介绍:
您这可来对了。我们的冯所长是远近闻名的铁嘴,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同学们最爱听他讲课。不管多难、多枯燥的课程,一经冯老师的嘴,就变得那样生动有趣,令人难忘。
来山西临汾之后,果然不止一次地听人讲述“冯铁嘴”的故事。说他生就一张声如洪钟、气如长风的好嗓门;一付滔滔不绝、妙语连篇的好口才。学生们都反映爱听他的课,认为冯先生见多识广、学问高深。多么艰涩难懂的课程,只要经他之口,都会被讲得深入浅出,风趣动人。听说他在上课时,得意之时,往往会抛开书本,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听者如沐春风,满意极了!
有一次在酒席上,听冯先生闲聊得知:他经常被山西各地高校请去讲课,有时因为时间紧,需将课程压缩。一周的课需一两天结束,一般的老师苦不堪言。可是对于历练已久的冯先生却不在话下。他能一口气讲它七八个小时,甚至十来个钟点也毫无倦意。听过他的课的学生这样描述:
“不在现场的人体会不到,我们一见冯老师讲课就来劲儿。你看冯先生一边悠悠哉哉地吸着香烟,一边滔滔不绝吐着妙语锦言。听他的课真够过瘾,真是难得的精神享受!”
关于冯俊杰先生的来山西师大的教师经历,没有多少文字资料可查。只是听与他共事的老师们说过,他的硕士研究生学历是山西大学学位授予的。后来在翻阅《山西师范大学校史.文学院院史》时,读到的一段文字,可进一步证实:
“经山西省教育委员会批准,1979年8月,中文系在全校率先招收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研究生,实现了研究生教育零的突破。古代文学的导师是阎宪康,首届研究生是冯俊杰、秦德行、李秉忠;古代汉语的导师是倪以还,首届研究生是柴建国、苏宝荣、张仁立。”
在该“院史”中,还附有他们几人邀请山西大学名师姚奠中、戚桂宴教授担任此次“研究生与答辩委员会成员合影”。另外根据山西师大“文学院大事记”中记载:“1982年7月。冯俊杰、张仁立、秦德行、李秉忠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从此可知, 冯先生确实是山西师大与外校联合培养的首批文学学位研究生,以及首批有研究生学历的师大教师。
在此之前,我们有机会跟着冯先生出外考察戏曲文物。在路上,当我们问道他在东北的工作经历时,零星获知:他从小生活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个铁路职工家庭,后来相继去了中苏边境的海拉尔、满洲里,在那里开始他的中学教师生涯。然后上大学,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
记得为了给山西师大戏研所师生撰著的《六十种曲评注》联系一家出版社,他有带领几位年轻老师衣锦还乡去了东北长春、海拉尔、满洲里市,受到当地的学生“粉丝”们的狂热欢迎。同时还有人主动帮助他们办理出国手续,跨境去俄罗斯远东贝加尔湖城镇游览观光。
我生不逢时,没有考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也没福气在冯先生门下当博士生,没有机会倾听“冯铁嘴”精彩的讲演课程。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可通过阅读他一系列学术论著,来体味其深邃的思维、凝练的语句、博大的学问。
记得我初来山西师大,他送我一本由他主编的在台湾出版发行的《太行神庙与赛社演剧考》。从他对三晋神庙戏台调查文字与真知灼见感知,冯先生的扎实学问,感慨到山西是一片神奇的学术新大陆。
我从冯俊杰先生的理论与实践之中,领悟到对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需要进行一些实地调查。我曾在随他到山西各地田野作业过程中有所领受;并在他为我《神州大考察— 激情燃烧的人生之旅》一书作“序”中感知,为此我在“后记”中感恩戴德如实记录:
“我非常钦佩冯俊杰先生的田野考察方法与吃苦耐劳精神。因为他原本来自于大东北,对大自然与社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又因为多次去海外交流学习,深谙民间文化与戏曲艺术的实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与方法。他先后承担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经常带着所里师生不辞劳苦地奔波考察于山西与周围邻省荒山野林、庙宇戏台、城乡村镇、民间集会之间。从中搜集、整理到大量濒临失传的宝贵历史文化信息资料。
学养深厚的冯俊杰先生,知人善任,极富开拓与务实精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我新来乍到时,他就慧眼独具、高瞻远瞩地任我兴趣所致,新开设一门“中外戏剧比较”专业方向课,并帮助申请拿下一项校级科研项目。果然,此门课程后来一路绿灯,又编书、又获奖、又形成硕士研究生教材,并为争取山西师大拿到“戏剧戏曲学”博士点增添了一点砖瓦。”
我在此书中,还如实地记载有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野外考察的考察经历:“那是深秋去太行山腹地,去晋东南平顺县实会乡的一次田野考察。白天经历了发现古庙大量碑刻、戏台题记,路上有幸看到在湖中成双结对嬉戏游弋的野鸳鸯,遂在溪水中捕捉一只只活蹦乱跳鲜活的螃蟹鱼虾,并在一处叫‘海陆空’的山村小店吃了一通山珍海味。随后我们兴冲冲地准备翻山越岭,赶夜路回县城,但是遭遇到不期而至的秋雨袭击。
经多年考察磨损失修的面包车,一次次地陷落在坑洼不平的荒野山路上。随行的戏研所的师生一次次被逼迫下去推车,司机也被动地一次次爬入车底修车,可最后一切努力都趋于失败。大半夜再无响声,溅满污泥的面包车,独自兀立在山风呼啸、山洪咆哮的山崖危路上。司机满脸欠意地劝年事已高、体力较弱的师生去邻近的山村去安歇。
可待第二天清晨,从梦中惊醒的我匆忙赶到停车之处,令人感动的一幕是,冯俊杰先生身先垂范,根本就没有挪身,而是陪同司机熬过一个惊心动魄的长夜。直到天亮时分,他才披一身寒霜,合衣斜倚座椅而酣睡在车座上。”
正是受此一幕幕的田野考察工作场景所感染,我来山西之后,更加勤奋、仔细地将其人其事都如实地实录于文学考察笔记之中。也正是与冯俊杰教授时断时续地亲密接触过程中,我才感悟到他从“铁嘴”过渡到“铁笔”长期历练的奥秘。
2.从“大赋”到“大着”
我刚来山西师大戏研所工作之时,就听说冯俊杰教授“学高身范”,曾是研究先秦文学、屈原楚辞、汉代大赋的著名专家。在我参与他与黄竹三教授主编的《六十种曲评注》中《运甓记评注》之时,因为自己的古典文学与文献学底子差,感到有些为难,不知如何下笔。
是冯先生耐心疏导,鼓起我的勇气与信心:“不会就学习实践嘛,从游泳中学游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我贸然接到《运甓记》评注任务,从头做起,进一步请教冯先生时,则听他真切的劝解:“作学问不能偷懒,要从诗经、楚辞、汉赋作起。否则就会漂浮,没有根基可言。”为此我暗下决心,“临阵磨枪”,认真按他开的书目,学起先秦“ 诸子百家和 ”“四书五经”来,逐渐感悟,果然有所进步。
在此期间,我曾查询冯俊杰先生的学术论文与著作,了解其国学底子,发现记于他名下的学术成果可真不少。诸如《汉大赋的艺术本质》、《〈七发〉与汉赋的正式形成》、《赋体的形式特征》、《孔子的人学思想简论》、《屈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文化哲学与屈原的文学突破》、《世人眼中的屈原与文化》等一批优秀著述。
其中《汉大赋的艺术本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年鉴〈1984〉》录入与综合提要介绍;《屈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1992中国文学年鉴》予以评述。在1990年,冯俊杰教授着《汉大赋的艺术本质》还荣获山西首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有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冯俊杰先生声称,“秦汉时期多出说客与辩才,若常读此时纵横家的范文,自然会浸染谈锋与笔力。”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深得其真谛的冯俊杰先生何尝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的勤奋努力和过人之处,先后出任中国屈原学会理事、中国诗经学会理事、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山西省孔子学会副秘书长。后来又晋升为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山西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
我首先领教的是冯俊杰编著的《山西戏曲碑刻辑考》,这是他作为首席专家,第一次完成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他在此书“前言”中睿智写道:
神庙碑刻最引人注目的内容,首先是那些简明而又生动的剧场史料。大量碑刻表明,我国神庙剧场起步于北宋,普及于金元,明中叶以后着手改革,发展到清代更趋完善。并且从一个重要侧面概要,显示了中国戏曲上千年的演进历程。
他同时还指出:“碑刻戏曲史料另一重要内容,是一些零散无序的祀神演剧信息。其中包括献戏、罚戏、议戏、剧种选择、戏剧审美和戏班子的活动等多方面,甚至还有清初的‘花雅之争’。
只需一点爬梳剔抉的功夫,细加整理,这些资料便可构成一部概要的神庙演剧史。从中同样可以反映出中国戏曲发展的曲折历程。”在《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一书中冯先生进一步阐述:
“祭祀传统的强大惰性,使中国地方戏遭遇到和当初金元杂剧院本一样多的挫折与磨难,而祭祀传统繁荣偶尔变通。特别是新兴剧种那摄魂夺魄的艺术魅力、引力,又使它迟早都会登进无论多么神圣的殿堂。碑刻可以为证:在歧视中诞生,在挤压中挣扎,最后从困境冲杀出来,并且走向辉煌,这就是中国的戏剧史。——关于创修戏楼和祀神演剧之事,多是些只言片语,散落在这些重修祠庙的碑刻中。然而一旦经检选并综合起来,就会显示出极为可贵的戏曲史料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学者邓绍基对此项学术成果非常赞赏。他在为《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撰写的“序”中,高度评价冯先生与他领导的山西师大戏研所,认为书中“关于古代剧场的名目,旧时文献有诸多说法,乃至使人眼花缭乱,这部《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确认古代神庙里的舞亭、舞楼、乐亭、乐楼和歌舞楼等,均为戏台之称。同时提出了一种关于神庙剧场演变的明确看法。”另外他还指出:
“书中这样的系统见解都是经过充分研究后得出的。是在综合分散的碑刻记载和实地考察,再结合有关文献得出的系统结论,诚为可贵之创获。至于对诸多碑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的有关论述,也多有真知灼见,足资学界参考。我想,按照那一百通碑文的内容,这部《碑刻辑考》实际上,又还是神庙文化的重要记录,编者们的考述,实又关及神庙文化的研究。所以,这部《碑刻辑考》的作用和影响当不是单一的。它涉及宗教学、民俗学和建筑学诸多方面。无庸说,此书出版,嘉惠学人,将会受到学界的注意和重视。”
当然,可列入冯俊杰先生“大赋”与“大着”的成果,还有在全国权威杂志上发表的几篇优秀学术论文。诸如在《文艺研究》陆续发表的《金〈昌宁公庙碑〉及其所言“乐舞戏”考略》、《略论明清时期的神庙山门舞楼》等。
再有,冯先生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郑光祖集〉校注》,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戏剧与考古》等,又将学术著述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其中有一系列有价值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时刻启迪着学人前行的道路。
3.从“严师”到“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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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教育事业的老师,过去常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学生确实是一个细致复杂的系统工程,有责任、有能力、有历史使命感的大学教师,对此“ 师德”高度重视。故此,人们常称道教育名师是“严父”或“命官”。
在山西师大许多学生耳目中,冯俊杰教授就是一位不留情面的“严师”。对于我而言,冯先生从表面看亦可称之为“严兄、厉师”,实为平易近人的“良师、益友”。
我来山西师大戏研所的十年中,因为所持专业不同,下乡考察机会不多,撰写神庙戏台方面的论文可算“软肋”,充其量也只试写了两三篇二姨,前者是《山西高平谷口骷髅庙济渎庙考述》,开始送审,满怀期望,不料冯先生批注:“此文文字出处不详,口吻不对,不能想当然推论,建议重写。”
但是,我为2008年召开的“东方戏剧与剧场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山西佛教寺院与戏台的学术价值论》一文,却得到他的迅速肯定。稍事修改加工,即堂而皇之刊登在冯俊杰教授任主编的《中华戏曲》杂志上。
冯先生在长期的戏曲文物田野考察中,根据清代光绪年间《山西通志》记载:“天宁寺,在县西北五里卦山,为山中胜景。贞观二年(786年)建。”
据有关文献记载,还有他在《山西神庙剧场考》一书中,对交城县境内建在寺院山门的东侧的此座佛教戏台建筑考察结果,遂作如下生动、细致的描述:
“尽管戏台不在天宁寺的中轴线上,但其营建的初衷是给诸佛、菩萨唱戏,创建于咸丰二年以前,是可以肯定的。圣母庙建成以后,也用此台酬神演剧,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戏台卷棚顶三间,六檩五椽,移柱造,建在东高西低的山坡上,和左右各一间卷棚顶的耳房,共享一座台基。而略微凸出,形成不很明显的三面观台口,表演区敞朗宽大。耳房作为专门的化妆间,正面原来应有可以拆卸的软门。三座建筑一大二小、中高侧低,左右组合。—在一年一度的四月初八“浴佛日”庙会,戏台前山坡上可容纳上千名观众,远近戏班争着前来献艺。 ”
这里昭然若揭的是一幅山西古今民间佛教文化娱乐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佛教寺院营建戏台其目的完全是“给诸菩萨唱戏 ”。所举办的祭祀活动主要是在“一年一度的四月初八‘浴佛日’庙会”,并兼顾着其他民俗活动的“酬神演剧”行为。
经冯先生认定,这就是“外来宗教戏剧文化落户黄土高原而形成的潜在力量。”
冯俊杰教授在位与退休后,倍受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全体师生的爱戴,该所王志峰副教授对冯先生的治学方略更是赞赏不已。她在《戏曲研究》“当代学人”栏目中,充满尊奉之情,撰写的一篇人物记,如此评述:
“冯先生对文本的研究,不限于严谨的考证、点校、评注,更有对作品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的深切关怀。扎实的考证点校中,时见思想的灵光闪闪,且掷地有声。
冯先生对传统文化,及滋生于其养分中的传统戏剧文化的点滴体认,已近融通。冯先生所做的普查式的调查研究,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而是带着非常明确、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调查对象。因为在他看来,每一个调查对象都有可能预示着一次新发现。
他曾说:“考古发现作为历史文化进程的重要物证,可以补充戏曲史料,甚至因而重写戏曲史著作。出乎意料的发现,总能昭示出戏曲史研究的某些空白或缺憾,具有补证与开拓新领域的无可替代的价值”。
通过此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多少可看到冯先生从“严师”过渡到“名师”的必经之路。正因为冯先生有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与突出的教学成就,根据“山西师大文学院大事记”中我们读到这么一组“获奖信息”:“曾宪梓教育基金委员会授予张明健、冯俊杰,1997年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三等奖”。
另外在此之前,山西省教育厅还授予他“山西省优秀教师奖”。《山西师大戏研所大事记》中亦载:“是年,冯俊杰教授获曾宪梓教育基金委员会1997年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三等奖。”
自1970年代末,原全国人大常委、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首次捐资其母校建教学楼,不久又决定,每年都拿出一定数目善款支持内地公益事业。所捐款数字也随着“金利来”经营收入的不断增长而增加,迄今已捐赠公益事业逾8亿元。
由此可见“曾宪梓教育基金委员会”授予的“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当年是中国教育界级别很高的奖项。从中亦见冯俊杰先生为高校教育与科研作出的辛勤努力。
4.从“大作”到“大奖”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一位教师的真正学术价值在于“传道授业解惑”。要看他教出多少位能继承师业,有教学与科研有成就的学生;一位学者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撰写出多少部有学术价值,为后人所赞赏与引用,能够传世的学术专著,并且能获取多少高层次的奖项。当之无愧,冯俊杰先生无论在教学,还是科研方面都堪称其楷模。
回顾冯俊杰教授的学术成果,多为长期从事田野调查与文献考据的心血结晶。如此才能在“强者如林”的山西省,乃至全国高校社科学术界创造一个个奇迹。
他先后荣获省首届优秀论文二等奖,获取三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又连获两届省部级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并与黄竹三先生主编名著,联袂摘取“国家图书大奖”,先后取得一系列骄人的科研成就。
1992年10月,冯俊杰教授校注《郑光祖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当年国内外内容最丰富、资料最齐全、观点最权威的元杂剧家郑光祖研究专著。后来以冯先生为首,众弟子加盟编撰的《山西戏曲碑刻辑考》,荣获2004年“山西省第四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类奖一等奖。
他的扛鼎巨著《山西神庙剧场考》,又荣获2007年“山西省第五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类奖一等奖。这些无疑均为冯先生“情系三晋、众望所归”的优秀学术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在荣获中国图书奖《六十种曲评注》(共25辑)系列专著之中,冯俊杰先生除了与黄竹三教授共同承担主编,还在此套学术丛书首辑中,他所贡献的一部非常见功力的《 <琵琶记> 评注》。
这是一部非常厚重、多达266页文献稽考的专著,可与冯先生的权威论著《郑光祖集》相媲美。在此书总评《南戏之祖:〈琵琶记〉的里程碑价值》之中,他充满感情地表述:
“《琵琶记》“南戏之祖”的美称,也是对杰出的艺术成就的礼赞。何良俊曾说,本剧在明代前期就已经被认为是戏文中的“绝唱”了。《琵琶记》在艺术上高压群流,是南戏成熟时期最高成就的代表。这一里程碑价值是无可怀疑的。”
冯先生在此文中还高度评价:“《琵琶记》的影响极其深远。明清至近代戏曲在创作原则上,人物塑造和剧本体制上,已经选宫配调、用律、谐韵、填词、说白、科诨、关目配置和表现方法上,都不同程度地汲取了它的经验。连汤显祖、徐渭、孔尚任、洪升等大家,也都着意师法之,一般作家更无论了。”
冯先生在其学术力作《山西神庙剧场考》一书中,继承自己一贯的激情与理智思考,他在此书“结语”富有远见地评述:“山西,乃至中国神庙戏台,在年复一年的酬神献艺仪式中,寄托着无数善良的底层民众的生活愿望。联系着多种多样的宗教习俗和戏曲民俗,展示出中国戏曲的所有特征,上演了全部热情奔放的中国戏剧。”
他还睿智评述:“山西神庙剧场的发展历程,可以视为中国神庙剧场史的完整缩影,独树一帜。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
冯先生充满自信如是说:“山西这些戏台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为数不多因而非常珍贵的金元和明代戏台,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研究价值。而且也因为它那翼角翬飞、雄奇壮美的古朴风貌,而激发人们的观光热情。”
对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关怀备至,并应聘担任《六十种曲评注》“顾问”的著名学者蒋星煜先生,他在为《山西神庙剧场考》一书撰写的“序”中,高度评价此书:
“冯俊杰继《戏剧与考古》之后,如今又完成了《山西神庙剧场考》,两书的部分内容似乎有些相似。但后者所研究、考证的已经不是点,而是整个的面,篇幅远远超过了《戏剧与考古》。尤其是此书十分注意数据,而且用了大量图片。因此许多论点有根有据,经得起反复推敲。
冯俊杰从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水神庙壁画分析,认为其意义非凡。因为是第一次用绘画形式展示了一个包括七名演员、三名乐队的戏班;第一次具体展示元杂剧末、旦、净、杂四大行当的男女同台演出的情况;第一次展示元代神庙剧场的舞台美术,包括装置、服饰、化妆等等,都很有说服力。”
蒋星煜先生还认为《山西神庙剧场考》一书,值得特别赞誉的是有“许多第一次”,即如今竭力倡导的“填补空白”的三大学术创新之处:
“第一次把寺庙所奉祀的神灵加以综合分类,然后归纳为民俗神系、政统神系、道教神系和佛教神系。其所属之神亦随之为民俗神庙、政统神庙、道教神庙和佛教神庙,再分别论述其剧场之概况。
“第一次同时从宗教、建筑、戏剧三个方面对神庙进行研究、考察。—— 他还发现榆次县城隍庙明代本有歇山楼阁式乐楼,亦是剧场。而清代在乐楼下方又建一座戏楼,从而‘形成上下两台口’,这样的剧场当时‘在全国也仅此一例’。对于这许多神庙戏剧演出的情况,自然是考证的主要内容,——这对中国戏剧史是一大贡献。
“第一次在全省范围内作拉网式的调查研究,能够对供奉同一神灵的神庙剧场进行联系和对比,以及田野考古。所以还发现了未见诸记载而被人遗忘的一处极有研究价值的古代神庙剧场—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高平市王报村二郎庙舞楼。作为《山西神庙剧场考》这一学术专著项目鉴定组成员之一,我有幸先睹原稿,为戏剧界这一丰收而喜悦、兴奋。”
蒋星煜先生总结的三个“第一次“,无疑是对冯俊杰教授的褒奖,也是对黄竹三、冯俊杰所长开创的中国戏曲文物研究与探索之路的高度肯定。
另外让人感慨不已的是,冯先生虽然已经功德圆满、荣退在家。本该舒舒服服、颐享天年。但是他仍然不甘寂寞,“老骥伏枥、笔耕不辍”。
2006年冯俊杰教授再创奇迹,又申报成功《山西祠庙碑刻的文化内涵与文学价值》课题,经全国社科规划办审批获准立项。一位来自黑龙江省教育界的山东籍教师,却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大半生交付于既陌生又熟悉的山西这片热土,实在令人感佩不已。
回顾往事,无论是经他之手的《山西戏曲碑刻整理与研究》,还是《山西神庙剧场研究》均以“山西”打头,均以“研究”提升。此种学术设计与科研实施,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戏曲艺术”的尊重与敬畏,以及对献身的“三晋大地”厚重文化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在人生的历史长河中,人们感怀最深的莫过于时间的飞快流逝,另外则是陪伴而行一起共事的老师、同学、同事和朋友的亲情。
我感怀的是在中壮年时期,有幸加盟三晋大地的科研、教学大军。庆幸在此地结识了高风亮节的冯俊杰先生。“表里山河”与“人杰地灵”的山西确实是我人生的一块福地。
此文收录于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冯俊杰教授从教五十周年暨戏曲研究座谈会论文集》(2012年)《黎羌着《岁月如歌》,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202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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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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