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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国家保留死刑,但这些年一直在往更慎重、更人道的方向走,从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收回核准权开始,死刑数量就明显少了,只留给最严重的暴力犯罪,经济类非暴力罪名早就大批取消。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已经全面改用注射,枪决基本只在极个别情况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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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死刑真正合法化是1996年刑诉法修改,加了“或者注射等方法”这几个字,第二年昆明就做了第一例。
从那以后逐步推广,北京、成都、杭州、开封等地中院都建了专门的执行室或者用移动执行车。
最高法统一配制药液和设备,药物一般是先打麻醉剂,让人迅速失去意识,接下来是肌肉松弛剂停止呼吸,最后是停心脏的氯化钾,整个过程最快几十秒,最慢也就七八分钟,心电监护仪一拉直线就结束了。犯人基本感觉不到痛苦,这点比枪决进步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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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一般会在执行当天早上才通知,说是“转监”或者“去医院看病”,甚至有地方直接说“去北京减刑”,犯人真以为死缓批下来了,收拾东西时还挺高兴,脸上都有光。
这不是故意折磨人,而是几十年来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果提前告诉,大多数犯人会崩溃、自残、绝食,或者精神失常,反而增加管理难度,也让最后阶段更难熬。
所以干脆让他抱着希望走到执行车或者执行室门口,检察官当场宣读最高法院命令,验明正身,这时候他才突然明白,腿一软就全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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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听着残忍,但其实是对所有人最小的伤害。
犯人少受几天精神折磨,看守所干警少处理几次自杀未遂,执行人员也少面对一个已经被恐惧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犯人。
很多老司法警察私下说,提前告诉的那些年,才是真的惨,犯人哭喊撞墙,弄得大家晚上都睡不着觉。
现在虽然最后那几分钟崩溃得厉害,但至少之前他还算个人样,吃得下最后一顿饭,洗个澡,写几句话给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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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人员这边,心理压力是实打实存在的。别看他们在外面都是一脸严肃,回去之后有的人当场就吐了,有的人手抖好几天睡不着。
早期人工注射那会儿更狠,法医或者法警得亲手推药,看着活人一点点没气儿,那种感觉太直接了。
杭州中院有记录,第一个用人工注射的执行员到第二个犯人时已经手抖得扎不进血管,全身僵冷。后来改自动注射泵,隔着玻璃操作,心理负担才减轻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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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在很重视这块,执行队伍都要经过严格心理筛选和培训,执行前后有评估,有的地方还强制心理辅导,轮换制度,避免一个人干太多次。
补贴也有,虽然不多,但至少说明组织知道这活儿脏。有些老法警退休后说,干了几十年,最忘不掉的不是那些十恶不赦的家伙,而是偶尔碰到那种走到最后一刻突然问“你觉得我该死吗”的眼神,那一下真能把人钉在原地。
这就是死刑执行最真实的一面:法律必须冷酷,但人不能完全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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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减少死刑适用,在让人道地离开,也在尽量保护那些亲手把命令执行下去的人。
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必须付出代价,这没得商量,可代价付出之后,留下的那点人性余震,全压在了执法者身上。
他们不喊苦,我们也就容易忘了——其实最重的无期徒刑,不是判给犯人,而是判给了那些一辈子都得带着这些记忆过日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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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些不是要废除死刑,也不是要同情谁,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件事从来不是电影里一枪撂倒那么简单。
法律的庄严,是由这些沉默的代价一点点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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