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红军长征纪实丛书·西路军卷》《回忆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西路寻党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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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甘肃张掖，朔风凛冽，黄沙漫天。
街边蜷缩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面前摆着一只破碗。他的双腿已经残废，无法站立，只能靠乞讨度日。路过的行人有的投来几枚铜板，更多的人视而不见，匆匆走过。
这个年轻人曾是一名红军战士。几个月前，他还在祁连山下与敌人浴血厮杀；几个月后，他却沦落街头，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
他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在那个年代，暴露身份就意味着死亡。
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饥肠辘辘，头晕目眩。就在这时，一双军靴停在了他面前。
他抬起头，看到了一张年轻的脸——那是一个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士兵。他的心猛地一沉，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就在他准备接受命运审判的那一刻，这个士兵却蹲下身来，小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标志着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会师的喜悦还没有完全消散，一道新的命令就下达了。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三十军、九军、五军等共21800余人，奉中革军委指示，在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向河西走廊进军，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援助。
1936年11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这支渡河部队正式被命名为"西路军"。
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西路军下辖三个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第九军，军长孙玉清；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从番号上看，西路军拥有3个军6个师16个团，兵力似乎相当可观。可实际情况却远没有那么乐观。据后来的统计，西路军全军总共21800余人，占当时红军总数的五分之二。
可这其中，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后勤人员就占了40%左右，真正能够作战的部队刚刚超过一半。
更让人担忧的是武器装备。西路军所有枪支加起来不到7000支，平均每支枪只有15发子弹。所谓的骑兵师只有200多人马。
将士们西渡黄河时，只准备了几天的口粮，衣服也十分单薄——很多南方籍的战士，穿的还是单衣。
而他们即将面对的敌人，是长期盘踞甘青、装备精良、作战凶悍的马步芳、马步青部队。
马家军是西北地区最强大的地方军阀武装。马步芳、马步青兄弟统治青海、甘肃西部地区多年，根基深厚，兵强马壮。
他们的骑兵部队装备精良，机动性强，在河西走廊这片广袤的戈壁滩上如鱼得水。据统计，马家军总兵力约有12.5万人，是西路军的近6倍。
1936年11月中旬，西路军开始向河西走廊腹地挺进。
河西走廊，这个名字听起来充满诗意。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北击匈奴都曾从这里经过。可对西路军将士来说，这里却即将成为他们的炼狱。
11月的河西走廊已经进入严冬，气温常常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朔风呼啸，黄沙漫天，滴水成冰。当地人早已穿上了厚厚的棉袄，而那些驻守在阵地上的红军战士们，很多还穿着单衣。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南方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冷的天气。可他们没有退缩，没有抱怨，只是默默地握紧手中的枪，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战斗。
11月18日晚，西路军在夜色中继续向西挺进。队伍严整，步伐坚定。他们不知道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但他们的信念如钢铁一般不可动摇。
战斗很快就打响了。
1936年11月中旬，西路军在古浪与马家军遭遇。古浪地处河西走廊东端，是进入走廊的第一道门户。马家军早已在此布下重兵，严阵以待。
红九军首先与敌人交火。战斗从一开始就异常激烈。马家军的骑兵像潮水一样涌来，一波接着一波。
红军战士们据守阵地，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折断了，就用石头砸；石头砸完了，就用拳头打。
古浪一战，红九军损失惨重。军长孙玉清因指挥失误被撤销职务，全军伤亡过半。这是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的第一场恶战，也是一个不祥的开端。
古浪战役结束后，西路军继续西进，进入永昌、山丹地区。
1936年11月22日至24日，西路军在武威四十里铺与马家军再次激战。战斗进行了整整3天，红军将士在冰天雪地中与敌人殊死搏斗，歼伤敌2400余人。
这是一场惨烈的消耗战。马家军损失惨重，但西路军的伤亡同样不小。更重要的是，弹药消耗殆尽，粮草补给困难，伤员无法得到有效救治。
12月上旬，西路军进抵永昌、山丹一线。按照中央的指示，他们需要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一面巩固阵地，一面等待时机。
可马家军根本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马步芳、马步青调集重兵，对西路军形成包围之势。骑兵部队昼夜骚扰，步兵部队步步紧逼。西路军陷入了四面受敌的困境。
12月中旬，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件震惊全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西战局。马家军一度停止进攻，观望形势。西路军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
可这种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马家军重新对西路军发动进攻，而且攻势更加猛烈。
1936年12月底，西路军开始西进，向高台、临泽方向挺进。中央电令要求他们在临泽、高台地区集结，暂勿西进，以配合全国形势的发展。
西路军执行了这一命令。可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将使他们陷入更加险恶的境地。
1937年1月1日凌晨，红五军一举攻克高台县城。高台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南临祁连山，北靠戈壁滩，是一座孤城。
红军攻克高台和临泽，原本是为了在这里补充给养——两县有祁连雪水滋养，粮食相对充裕，可以为部队西进沙漠无人区储备物资。
可高台的陷落，触怒了马步芳。他调集8倍于守城红军的兵力，誓要夺回高台。
1937年1月12日，敌人开始向高台发起猛攻。
守卫高台的是红五军，共约2800余人。军长董振堂亲自坐镇指挥。
董振堂是西路军中资历最老的将领之一。他原是国民党西北军的一名旅长，1931年在江西宁都率部起义，加入红军。
长征途中，他率领的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多次与国民党军爆发血战，屡建奇功。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董振堂没有丝毫畏惧。他下令全军固守待援，与敌人血战到底。
战斗从一开始就异常惨烈。马家军用大炮轰击城墙，用骑兵冲击城门，用步兵蚁附攀城。红军战士们用步枪、手榴弹、大刀、长矛，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的进攻。
1月18日，敌人又一次大规模进攻，仍被守城红军击退。
1月19日上午，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守城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最后的血战。
此时的高台城内，弹药几乎耗尽，粮草所剩无几。很多战士已经连续战斗了好几天，又饿又累，几近虚脱。可没有人退缩，没有人投降。
1月20日凌晨，敌人倾尽全力冲上城墙。守城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据后来幸存者的回忆，那一天的战斗，是整个西路军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红军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
刺刀折断了，就用石头砸；石头砸完了，就用拳头打，用牙齿咬。不少伤员扭住敌人跳下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
军长董振堂在城墙上挥舞大刀与敌人搏斗，不幸被敌射中胸膛，从城墙上摔下，壮烈牺牲，时年42岁。
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巷战中率领十几名战士坚守一处天主教堂。敌人将教堂包围，放火焚烧。烈火中，杨克明与战士们坚持战斗，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身中数弹，英勇牺牲。
高台一战，红五军近3000人，除极少数同志突围逃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奉命增援的骑兵师也在途中遭敌截击，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以下大部壮烈牺牲。
高台失守的消息传来，整个西路军为之震动。
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失败，更是西路军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西路军再也没能恢复元气，一步步走向了最终的覆灭。
高台失守后，马家军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调集重兵，对西路军形成了铁桶般的包围。
1937年1月下旬，西路军主力退守倪家营子地区。
倪家营子位于临泽县境内，是一片由几十个屯庄组成的村落群。这里地势平坦，缺少天然屏障，易攻难守。可西路军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1月23日，马家军组织7万余兵力，对倪家营子发动了全面进攻。
这是整个西路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
敌人从四面八方涌来，骑兵、步兵、炮兵，铺天盖地。西路军将士据守在各个屯庄里，利用土墙、壕沟、房屋作为掩体，与敌人殊死搏斗。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马家军每天都要发动数次进攻，每次进攻都投入大量兵力。他们用大炮轰击屯庄的土墙，用骑兵冲击红军的阵地，用步兵实施人海战术。
西路军将士们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意志。
据徐向前后来的回忆：因为子弹缺乏，步枪机枪几乎失去作用。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
在倪家营子，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的区别，没有轻伤员和重伤员的区别，没有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每一寸土地都是战场。
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
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有些指战员当手中的武器被毁后，赤手空拳与敌人扭成一团，咬掉敌人的耳朵，扼住敌人的喉咙，拔掉敌人的胡子。
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
倪家营子血战持续了28个昼夜。西路军将士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的进攻。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战歌。
可代价是极其惨重的。
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战士倒下。每一天，能够战斗的人员都在减少。粮食早已断绝，战士们只能吃草根、啃树皮。弹药几乎耗尽，很多战士手中只剩下一把大刀或一根木棍。
到了2月中旬，西路军的处境已经危如累卵。
2月21日晚，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向临泽西部的威狄堡转移。可敌人紧追不舍，双方一路激战。
2月22日，西路军被迫重返倪家营子，与强敌再次血战。
2月28日晚，西路军从倪家营第三次突围，到达威狄堡正南方的三道柳沟。敌人再次追来，又是一场激战。
此时的西路军，已经减员到只剩3000余人。这3000人中，还有大量的伤病员。能够持枪战斗的，已经不足2000人。
3月11日晨，西路军总部决定从三道柳沟突围，由梨园口进入祁连山。
梨园口是进入祁连山的一道隘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西路军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来防守这道隘口了。
3月12日，红九军剩余指战员与妇女独立团一部在梨园口阻击敌人，掩护西路军主力转移。
这是一场注定悲壮的阻击战。红九军的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马家军潮水般的进攻。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活着离开，可他们依然战斗到最后一刻。
梨园口一战，红九军几乎全部壮烈牺牲。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
梨园口血战之后，西路军可以集中的兵力只剩下3000人左右。他们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下，进入了祁连山。
祁连山，这座横亘在青海与甘肃之间的巨大山脉，此刻成了西路军最后的避难所。
可祁连山并不是安全的港湾。
3月的祁连山，依然是冰天雪地，渺无人烟。气温常常降到零下三四十度，暴风雪随时可能来袭。西路军将士们衣衫单薄，粮草断绝，在这样的环境下，每走一步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
晚上宿营时，部队只能找个避风的地方，大家将身子紧紧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很多战士在睡梦中就被冻死了，第二天早上醒来，身边的战友已经成了冰冷的尸体。
马家军对进入祁连山的西路军继续围追堵截，双方在牛毛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3月13日，265团为掩护余部，在康隆寺附近的青石山阻击敌人。战斗异常激烈，全团几乎壮烈牺牲。
至此，西路军的情况已经十分危急。
3月14日傍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祁连山麓康龙寺石窝山召开会议，史称"石窝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李先念、王树声、程世才等人。
会议的气氛异常沉重。大家都知道，西路军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会议作出了三项决定：
第一，将现有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就地和向东、向西分散游击，以保存革命火种；
第二，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
第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8人组成。三个支队受工委直接领导，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会议结束后，三个支队在夜幕下分头出发。
王树声率红九军余部约五六百人为右支队，向东游击；毕占云率教导团、特务团一部及伤病员、妇女团余部近千人为第三支队，就地游击；
李先念、程世才率红三十军余部及总部机关人员千余人为左支队，向西游击。西路军工委会随左支队行动。
为使各支队甩掉敌人的包围，顺利走出祁连山，被打散的指战员又临时组织了几支游击队，在祁连山中分散活动，以迷惑、牵制敌人，掩护各支队和徐向前、陈昌浩东返。
这些游击队后来也先后被打散，指战员大多牺牲、负伤、失散，人员所剩无几。许多被打散的战士各自结伴，从不同方向突围。有的牺牲了，有的流落当地，有的只身返回延安或老家。
3月14日当晚，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了他们一手带出来的部队，踏上了返回陕北的路途。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离开部队的那一刻，他的心在滴血。这支部队是他从鄂豫皖带出来的，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牺牲了多少优秀儿女。现在，走到这个地步，他却要扔下他们，独自离开。
可他没有别的选择。党组织需要他回去汇报情况，需要他把西路军的经验教训带回去。
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昼夜兼程，化装成乞丐，一路乞讨。在平凉，他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
陈昌浩则没有与徐向前一起返回，而是只身返回老家湖北。几个月后，他才辗转回到延安。
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历尽艰险，于1937年4月29日抵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此时部队还有437人。
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带着一个由4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驶抵星星峡，迎接左支队。陈云代表党中央向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的左支队指战员表示慰问。
西路军21800余人，战至最后：7000余人战死沙场，9000余人被俘（其中5600余人被害），4000余人流落甘肃、青海、宁夏等地，仅有4700余人通过各种途径回到延安。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惨烈的一页。
西路军失败后，那些流落民间的将士们，开始了比战场上更加艰难的求生之路。
据后来的统计，西路军失散后，约有4000余人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等地。
这些人中，有的是在战斗中负伤、无法随军行动而被迫就地安置的；有的是在突围中与部队失散的；还有的是被俘后逃脱、却无法找到组织的。
他们面临的处境，比战场上更加险恶。
在那个年代，河西走廊是马家军的天下。马步芳、马步青兄弟对红军恨之入骨，下令全境搜捕红军散兵。一旦被发现是红军，轻则被抓去做苦工，重则当场处死。
那些流落的红军战士们，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敢说自己从哪里来，不敢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们有的化装成乞丐，在街头流浪；有的隐姓埋名，到当地人家里做长工；有的躲进深山老林，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
他们中的很多人，身上都带着战斗留下的伤痕——枪伤、刀伤、冻伤。这些伤口得不到治疗，慢慢溃烂、发炎，有的人因此丧命，有的人落下了终身残疾。
他们不知道党组织在哪里，不知道部队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
可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活下去，找到组织，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有一个流落的红军战士，后来成为开国上将。他叫李聚奎，西征时担任红九军参谋长。
部队被打散后，李聚奎与一位老乡换了衣服，把空枪拆散，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乞丐模样，拄着一根棍子沿着祁连山麓艰难地向东行进。
他一路乞讨，走了上千里路，历时数月，终于在陇东找到了红军。
像李聚奎这样能够回到延安的，是幸运的。更多的人，流落在河西走廊的茫茫戈壁滩上，不知道何去何从。
1937年3月前后，马步芳将在河西战役中被俘的红西路军将士6000余人陆续押送至青海。
他们绝大多数是从张掖经民乐、祁连、门源、大通到西宁，少数是从武威取道永登、民和、乐都到西宁。
途中，被俘红军遭受了敌人残酷迫害。行走困难的伤病员被杀害，年小体弱的被活埋，还有的被敌人活活烧死。最终只有5600余人到达西宁。
马步芳将其中2800余人编入其新编第二军所辖补充团，从事修建营房、桥梁及校舍等强制性劳动。其中400余人被强迫编成工兵营，在循化县劳作。
西路军被俘人员中有大批的女红军指战员，她们或被送工厂做苦工，或被送与马家军属下官兵作妻奴。无论被管制于何处，她们都生活在血雨腥风之中，被迫忍受种种屈辱，甚至死于非命。
被俘红军指战员中有1600多名遭杀害。
那些没有被俘、流落在民间的红军战士，处境同样艰难。
他们大多身无分文，有的还身负重伤，有的残废了无法行走。他们只能靠乞讨、做短工勉强维持生存。有的人躲在破庙里，有的人睡在野地里，有的人寄居在好心人家的柴房里。
每一天，都是对生存极限的挑战。每一天，都有人熬不过去，默默地死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
可也有人幸运地活了下来。
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有人向他们伸出了援手——那些善良的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了这些素不相识的红军战士。
这些群众中有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等各族同胞。很多群众甚至为了掩护和救助红军战士，被敌人残酷杀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甘肃张掖，有一个叫高金城的人。他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爱国人士，在当地开设福音堂医院。西路军失败后，他冒着生命危险，收治了大量的红军伤病员。
高金城先生专门设立了20张病床，收容红军伤病员。
经过治疗，伤病员中能走的都发给路费，带着他的名片到兰州找八路军办事处；有的则通过他夫人的帮助送到办事处。残废了不能行走的，也想办法转移，绝不遗弃。
在高金城先生的帮助下，先后有200多名红军战士得到救治，最终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1938年，高金城先生被马家军杀害，为营救红军战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张掖城内，还有一个秘密组织在悄然运作。
1937年6月，在张掖福音堂医院，一个秘密的地下党支部成立了。这个支部的成员，大多是被俘或流落的红军战士。
他们表面上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或是医院里的工人，暗地里却在进行着一项重要的工作——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
这个党支部的成员包括邱均品、蔡文良、刘德胜、王定国、武杰等人。
他们进行了明确分工：邱均品联系"补充营"四个连和电台的党员；王定国联系张掖看守所的秘密党支部；武杰联系韩起功司令部八大处和张掖县邮政局的党员；刘德胜联系流落失散在甘州城街头的党员和红军战士。
刘德胜是这个党支部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原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的一名连长，在西路军失败后被俘，被马家军的韩起功部队抓去当了兵，编入了国民党军队。
可刘德胜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他一直在秘密联络其他被俘的战友，寻找党组织的下落。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开始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这个消息传到河西走廊后，刘德胜看到了希望。
他开始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身份，秘密寻找和营救流落在街头的红军战士。
有一天，刘德胜在甘州城的街头发现了一个乞丐。这个乞丐衣衫褴褛，双腿残废，蜷缩在街边，面前放着一只破碗。
刘德胜是红军出身，一眼就看出这个乞丐不是普通人。他的言谈举止、说话的口音，都暴露了他的来历。
刘德胜蹲下身来，小声对他说了几句话。这个残废的乞丐愣在那里，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从那天起，刘德胜每天都会来看望这个乞丐。国民党士兵的生活也很苦，每天只吃两顿饭，分几个馒头。每天吃饭时，刘德胜便省下两个馒头，偷偷地送给这个乞丐。
这一送，就是好几个月...
那个残废的乞丐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刘德胜一开始并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个人是自己的战友，是流落在街头的红军兄弟。仅凭这一点，就足够了。
经过一阵交谈，他们彼此熟悉了。乞丐知道了刘德胜是江西人，原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的一名连长，后被韩起功抓去当了兵，现在住在医院里。
国民党士兵的生活也很苦，每天只吃两顿饭，分几个馒头。每天吃饭时，刘德胜便省下两个馒头，偷偷地送给这个素不相识的乞丐。
可刘德胜做的不仅仅是送饭。他在寻找机会，要把这个残废的战友送回党组织的怀抱。
与此同时，张掖地下党支部的其他成员也在紧张地开展工作。他们写了100多张字条，散发给失散的红军战士，字条上写着重要的信息。
他们把行动不便的同志送到福音堂医院治疗，把能够行走的同志护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秘密营救行动。每一天，都有马家军的耳目在街头巡逻；每一天，都有红军战士面临被发现、被抓捕、被处死的危险。
那个残废的乞丐，就是在这场秘密营救行动中，被刘德胜发现并救助的。
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后来怎么样了？他是如何回到党组织的怀抱的？这背后，还有着一段更加曲折动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