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二十多年没见，我已经是副师级大校，再坐在林晓梅对面，我问她，现在我这身皮，算不算够得上你的世界了？
她没说话，眼圈先红了。我以为她是后悔，是感慨。
可她从包里拿出一枚发黑的旧军徽，告诉我，当年在河边跟我说分手，不是因为她考上警校瞧不起我，是怕我活不成...
1996年的夏天，燎得人皮肤发烫。
我们那座北方小城，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煤灰和懒洋洋的味道。马路上的柏油都晒软了，自行车轱辘压上去，会留下一道黏糊糊的印子。
我叫高建军，那年十八。每天最快活的事，就是下午最后一节课的铃一响，蹬上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冲出校门。
车后座上，十次有九次都坐着林晓梅。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裙子，裙摆被风吹得像一朵白莲花。她总是侧着身子坐，一只手轻轻抓着我的衬衫后摆。
我能闻到她头发上阳光和洗发水的味道，混在一起，比冰镇的北冰洋汽水还解暑。
那天下午，我又在学校后面的野篮球场跟人干了一架。
不是打架，是打球，但跟打架也差不多。赢了一箱汽水。我撬开一瓶，仰头灌下去半瓶，剩下的递给林晓梅。
她小口小口地喝，嘴角沾了一点白色的沫子，看着我笑。
她的眼睛特别亮，像水洗过的黑葡萄。
她说：“高建军，你能不能别老跟人争那一口气？”
我擦了一把汗，把空瓶子往筐里一扔，发出“哐当”一声。
“那不行，老爷们儿活的就是一口气。”
她就不说话了，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点东西，我那时候看不懂。现在想起来，那叫忧愁。
那时候的我，是学校里的混世魔王。学习中不溜，打架头一筹。老师看见我就头疼，同学看见我都绕着走。
只有林晓梅不怕我。
她是那种顶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稳坐年级前三。她爸是警察，所以她身上总带着一股子板正的气质。
我们俩凑到一块儿，全校都觉得是奇闻。好学生被坏小子拐跑了，版本有好几个。
他们不知道，是我被她拿捏得死死的。
我计划好了，高中毕业就不念了。我有个表叔在南方包工程，我过去跟着他干，学个手艺，过几年攒点钱，回来就跟林晓梅结婚。
在这座小城里，买套房，开个小卖部，我守着她，她守着我。我觉得这日子就算到头了。
我把这想法跟她说，她低着头，揪着衣角，半天没吱声。
我以为她默认了。
高考像一场闷热的雷阵雨，下过了，也就那么回事。
我估摸着自己能上个本地的大专，混个文凭。
林晓梅的分数出来，高得吓人。她家里人高兴坏了，她爸，那个平时不苟言笑的老警察，嘴角都咧到耳根子去了。
他们在市里最好的馆子“丰泽园”摆了升学宴。
我特意去百货大楼，花了我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了一支看起来很高级的钢笔，用个挺括的盒子装着，兴冲冲地跑去赴宴。
一进包间，我就懵了。
里面全是他们家的亲戚，闹哄哄的，空气里全是酒菜味儿。
林晓梅的舅舅嗓门最大，端着酒杯，满脸红光地喊：“晓梅出息了！考上省城的警察学院！以后就是国家干部！来，我们未来的林警官，舅舅敬你一杯！”
警察学院。
省城。
这几个字像一颗钉子，瞬间钉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个钢笔盒子，感觉自己像个走错门的傻子。
所有人都对我笑，那种客气又疏远的笑。林晓梅她爸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建军来了啊，快坐，快坐。”
我看着林晓梅，她坐在人群中间，穿着一条崭新的连衣裙，像个公主。她也看着我，眼神躲躲闪闪，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那一刻，我全明白了。
什么未来，什么结婚，都是我的一厢情愿。人家早就铺好了阳关大道，就我一个人还傻乎乎地在独木桥上规划未来。
那顿饭我没吃，我说家里有事，把礼物塞到她妈手里，转身就跑了。
我感觉背后无数道目光像针一样扎着我。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是那种便宜的白干，烧得我从喉咙一路疼到胃里。
半夜，林晓梅来找我。
她在我家楼下，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们走到我们常去的那条小河边。河水在黑夜里无声地流淌，只有几声蛙鸣。
我没等她开口，就先炸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林晓梅，你他妈是不是早就想好了？是不是觉得我高建军配不上你了？一个混社会的，一个未来当警察的，是吧？”
我说话的声音很大，带着酒气和压不住的火。
她哭了，眼泪一串一串地掉，但她没反驳。
她只是看着我，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冷静到残酷的语气说：“建军，我们不一样。我爸希望我走这条路，我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以后不会有结果的。”
“我们不一样”。
这句话，比任何一句骂人的话都伤人。它像一把生了锈的刀子，在我心口上反复地捅。
所有的愤怒、委屈、不甘，在那一刻全涌了上来。
“好，好一个不一样！”我指着她，手指都在抖，“你有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从今往后，你林晓梅走你的路，我高建军就算要饭，也他妈不走到你跟前！”
我吼完，转身就走，没再回头看她一眼。
我怕我一回头，就怂了。
跟林晓梅分手的第二天，我在街上游荡，像个孤魂野鬼。
县城主街上拉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印着黄色的字：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几个穿着军装的人在街边摆了个摊子，发着征兵宣传单。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那个负责招兵的干部看了看我，一米八的大个儿，身体结实，眼神里带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问我想不想当兵。
我想都没想，说：“想。”
他说：“当兵可苦。”
我说：“我不怕苦。”
我心里说，再苦，能有心苦？
我扭头就回了家，从柜子里偷出户口本，直接去了征兵办公室，签了字，按了手印。
整个过程，我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爸妈。
体检、政审，一路绿灯。
拿到入伍通知书那天，我把它拍在桌上，我爸妈都傻了。我妈抱着我哭，说我怎么这么傻，我爸抽了半包烟，最后只说了一句：“去了部队，就好好干，别当孬种。”
我故意不告诉林晓梅。
走的那天，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人。我们这些新兵蛋子，穿着崭新的绿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心里又激动又茫然。
汽笛拉响，绿皮火车缓缓开动。
我靠在车窗上，往站台上看。送别的人群像潮水一样退去。
就在人群的最后面，靠着一根柱子，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穿着那条我熟悉的连衣裙。
我心里一哆嗦，但马上又硬了起来。我猛地扭过头，死死盯着车厢里晃动的灯光，再也没往窗外看一眼。
火车开动了，把那座小城，把林晓梅，把我的整个青春，都甩在了身后。
我在心里对自己发誓：高建军，你给我记住了，今天你不是逃兵，你是去打仗的。你得混出个人样来，有朝一日，要让那个说“我们不一样”的人，亲口承认她看走了眼。
部队是个大熔炉，能把铁炼成钢，也能把钢烧成铁水。
我把对林晓梅所有的怨气，全都撒在了训练场上。
五公里越野，别人跑，我用冲的。别人跑到终点喘得像条狗，我还能再做一百个俯卧撑。
射击训练，我趴在泥地里一练就是一下午，胳膊肘都磨破了，血和泥混在一起。
格斗训练，我跟陪练的班长打，招招都下死手，好几次把班长都打急了。
新兵连三个月，我瘦了二十斤，但浑身的肉都变成了石头块。我成了那一批新兵里的“兵王”，但也成了班长排长眼里的“刺头”。
他们说我这兵，是把好枪，但没安准星，容易伤着自己。
有一次搞大型演习，我们班被蓝军包了饺子，就我一个人靠着一股子蛮劲，背着电台，在山里钻了三天两夜，硬是把情报送到了指挥部。
那次之后，我算是出了名。
我们团长，一个黑脸膛的山东汉子，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给我泡了杯茶，茶叶末子在搪瓷缸子里上下翻滚。
他问我：“高建军，你这么拼，图个啥？”
我梗着脖子，说：“报告首长，图个前程。”
团长笑了，说：“你小子，心里有事儿。有事儿不怕，怕的是把事儿憋死在心里。部队是讲究人的地方，不是让你来赌气的。想通了这一点，你这兵，才能走得远。”
我当时没听懂。
后来，我被推荐考了军校。从军校毕业，我下了连队，当了排长。
再后来，连长，营长，团长……
二十多年，我从南疆的边防哨所，到北方的戈壁演训场，再到98年那场滔天的大水，我都去过。
我身上的伤疤，新一层盖着旧一层。我手底下的兵，换了一茬又一茬。
我把所有的青春、热血和精力，都交给了这身军装。
我爸妈来看过我几次，看着我肩膀上的星星杠杠越来越多，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他们只问我个人问题。
我其实结过一次婚。
对方是部队医院的一个护士，人很好，很温柔。我们通过组织介绍认识，觉得合适，就结了。
但我们俩，一年也见不上几面。我在演习场上摸爬滚打，她在医院里值班熬夜。我们打电话，除了问“吃了吗”“睡了吗”，就不知道该说啥。
她想要的是安稳的家庭生活，我给不了。
最后，我们和平分手，没有孩子，也没有争吵。
她走的时候说：“建军，你这人，心里装的事太满了，装不下别人。”
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那二十多年，我很少回老家。回去过几次，也是来去匆匆。
有一次参加同学婚礼，在酒桌上，有人提起了林晓梅。
“哎，你们知道吗，林晓梅现在厉害了，市公安局的，好像是个什么科长。”
“是吗？她结婚了没？”
“没呢，一直单着。眼光高呗，咱们这小地方，谁配得上人家林警官啊。”
“我听说啊，是她心里有人，一直没放下。”
我端着酒杯，面无表情地听着，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蛰了一下。
很快，那点感觉就被我压下去了。
我已经是上校团长了，指挥着上千号人。我告诉自己，高建军，你跟她，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你没必要再跟过去较劲。
时间一晃，到了2023年。
部队改革，我这个副师职的岗位要被裁撤。组织上找我谈话，给了几个选择，可以平调去别的单位，也可以选择转业回地方。
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在部队里待了半辈子，觉得有点累了。
我想家了。
我选择了转业。
安置地点，我填了我的家乡，那座二十多年没怎么回去过的北方小城。
一辆挂着军牌的越a越野车，载着我，驶下了高速。
城市变化太大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记忆里的那些旧街巷，录像厅，野篮球场，都找不到了。
我穿着一身笔挺的松枝绿常服，肩膀上扛着两颗金色的星星，走进市委大楼，然后又被指引到对面的市公安局。
我的档案关系，暂时落在公安局这边，由他们负责前期的接洽和安置协调。
一个年轻的警察客气地把我领进一间会议室，给我泡了茶。
他说：“高师长，您稍等，负责咱们军转干部安置工作的林处长马上就到。”
我点了点头，坐在椅子上，打量着这间陌生的会议室。
墙上挂着警徽，下面是“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八个大字。
我心里有些莫名的烦躁。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警察这两个字，跟我犯冲。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三级高级警长警服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头发盘在脑后，显得很干练。脸上化着淡妆，但依然能看到眼角的细纹和一丝藏不住的疲憊。
她身后的小警察介绍道：“高师长，这位就是我们局分管人事和老干部工作的林晓梅林处长。”
林晓梅。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猛地抬起头。
她也正看着我。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时间好像停了。
会议室里明明开着空调，我却感觉空气都凝固了，让人喘不过气。
是她。
又不是她。
她的脸庞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眼神也不再是单纯的清亮，而是一种警察特有的、带着审视和冷静的锐利。
但那眉眼，那嘴角抿起来的弧度，跟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样。
我这个在演习场上面对千军万马都面不改色的人，那一刻，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她也明显愣住了。我看到她瞳孔缩了一下，脸上血色瞬间褪去。
但她毕竟是见过场面的人。仅仅一秒钟，她就恢复了职业化的镇定。
她朝我伸出手，嘴角扯出一个公式化的微笑。
“高师长，欢迎你转业回家乡。”
我站起来，和她握手。
她的手很凉，指尖还在微微发抖。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我们坐在会议桌的两端，中间隔着三四米的距离，像楚河汉界。
她变成了“林处长”，我变成了“高师长”。
我们谈论着转业政策，安置意向，岗位级别，就像在谈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的前途。
“根据您的级别和部队履历，市里非常重视，有几个不错的实职岗位可供选择，比如市应急管理局的副局长，或者政法委的副书记……”
她说话不疾不徐，条理清晰，完全是一个成熟干练的领导干部模样。
我只是偶尔“嗯”一声，或者“好”。
我发现我根本听不进去她在说什么。我的眼睛，不受控制地盯着她的脸，她的手，她翻动文件的样子。
桌子底下，我穿着锃亮皮鞋的脚，把地毯都快蹭出一个洞了。
会议结束，她公式化地站起来，说：“那今天就先到这里，高师长，后续有进展我们会第一时间跟您联系。”
她送我到会议室门口。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她忽然叫住了我。
“建军……”
这一声“建军”，把我们俩之间那层硬邦邦的“高师ar”和“林处长”的外壳，瞬间击碎了。
我回过头。
她站在那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嘴唇嗫嚅了半天，才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吧，就我们俩。”
我的心又是一阵狂跳。
我听见自己用一种同样沙啞的声音回答：“好。”
餐厅是她选的，一家很安静的中餐馆，有个小包间。
我们都换下了制服。我穿了件便装夹克，她穿了件米色的风衣。
褪去了那身皮，我们好像一下子都变得不自在了。
服务员上完菜，带上门。包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和一桌子冒着热气的菜。
谁也没动筷子。
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我给自己倒了杯酒，也给她满上。
“喝点？”
她点了点头。
我们碰了一下杯，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那杯酒下肚，像一团火，把我胸口堵着的那块冰给烧化了一点。
“没想到……是你负责这个。”我看着她说。
“我也没想到。”她低着头，夹了一筷子菜，又放下了，“你这些年，还好吗？”
“就那样。”我自嘲地笑了笑，“在部队里，还能怎么样。你呢？”
“也那样。”
又是沉默。
这种沉默，比吵架还让人难受。它像无数根看不见的针，扎在人的神经上。
我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酒精是個好东西，它能给人勇气，也能把人心里藏着的话给勾出来。
喝到第三杯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把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
“林处长，不，晓梅。”
我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说实话，我今天特别意外。我这辈子，从当兵那天起，就憋着一口气。我就是想混出个人样来。”
我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怨气和一点点喝了酒之后的自嘲。
“当年，你不是说我们不一样吗？不是说我配不上你的世界吗？”
我指了指自己。
“我现在回来了。副师职干部，大校军衔，转业回来，怎么也能安排个副局级的岗位。听起来，还不错吧？”
我死死地盯着她，像一个终于等到炫耀自己伤疤机会的孩子。
“现在我这样，算不算……够得上你的世界了？”
我的话像一把锥子，狠狠扎了过去。
林晓梅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她紧紧攥着手里的水杯，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她没有看我，而是死死地盯着桌面，好像那上面有什么能吸走她灵魂的东西。
她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
然后，我听到她用一种很低很低的，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的声音，问我：
“建军，你恨了我二十多年，对吗？”
我没说话。
但我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巨大的决心。她慢慢抬起头，眼睛里已经蓄满了泪水，但强忍着没有掉下来。
她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样东西。
是一个用干净的手帕层层包裹着的东西。
她把手帕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地打开。
手帕里面，是一枚已经氧化发黑、样式老旧的军徽。是我们那批新兵入伍时，别在帽子上的那种最普通的军徽。
我的心，猛地一颤。
“你走的那年冬天，我去省城看你。”她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你们部队在郊区，我打听了很久才找到。门卫说新兵连纪律严，不让探视。我就在你们部队大门口，站了一下午。”
“天都黑了，雪下得特别大，我冷得全身都麻了，还是不想走。后来，是你们部队一个出来采购的干部看我可怜，把我捎回了市区。”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我的记忆里，没有这一段。
林晓梅的眼圈彻底红了，泪水终于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她抬头，第一次真正地、毫不躲闪地直视着我的眼睛。
她的眼神里，有委屈，有痛苦，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恐惧。
她一字一句地，把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当年跟你分手，根本不是因为我考上了警校，不是因为看不起你……而是因为，我如果继续跟你在一起，你可能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