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能不能去好单位，就看你表现了。”
苏晴把我的档案合上，那声音不轻不重，像一颗石子丢进我心里。
她是我的高中同桌，是我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日记写过名字的姑娘。
现在，她坐在县劳动局的办公桌后，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手里捏着我的前途...
1992年的秋天，南方的风还是黏糊糊的，带着股水汽。
我，高建军，穿着一身在部队里穿了三年的旧军装，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县城。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吐出最后一口气，停稳了。
我背着那个打了补丁的帆布包，跳下车台。
站台上的风都跟部队不一样，软绵绵的，带着一股子熟食铺子飘来的油香味。
县城变了样。以前的泥巴路，现在铺上了一层黑乎乎的柏油。
街边多了些花花绿绿的招牌，“卡拉OK”、“时装精品”，字很大，颜色扎眼。我像个外乡人，看什么都新鲜，又觉得哪儿都不对劲。
我爸妈在家里等我。妈摸着我胳膊上的肌肉，眼圈红了。爸使劲拍着我的肩膀，嘴里不停说“好，好，回来了就好”。
饭桌上，我狼吞虎咽，吃着我妈做的红烧肉。部队里伙食不差，但总缺了点家里的味道。
酒过三巡，我爸放下筷子，叹了口气。
“建军，工作的事，得抓紧了。”
我妈也跟着搭腔：“是啊，你爸托了几个老战友，都说现在好单位不好进了。供电局、烟草公司，打破头都挤不进去。退伍证虽然管用，但最后拍板的还是劳动局。”
我心里一沉。在部队里，我是侦察连的尖子，比武拿过名次，立过三等功。我以为凭着这一身本事和硬邦邦的档案，回来怎么也能安排个好去处。现在听起来，事情没那么简单。
第二天，我换了身干净的旧衣服，把我爸压箱底的一双半新皮鞋擦得锃亮。他把我的档案袋和退伍证用一块布包好，郑重地交到我手里。
“去了劳动局，嘴巴甜一点，手脚勤快一点。别跟在部队一样，一根筋。”
我点点头，心里没什么底。
县劳动局是一栋三层的灰色小楼，墙皮有些地方已经斑驳脱落。我按照指示牌，找到了二楼的“安置办公室”。
门虚掩着。我站在门口，整理了一下衣领，抬手敲了敲。
“请进。”
一个女人的声音，清脆，又有点熟悉。
我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女人，正在埋头写着什么。她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利落的发髻。
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照进来，给她整个人都镶上了一层金边。
她抬起头。
四目相对，我们两个都愣住了。
我嘴巴张了张，半天没发出声音。
是她。
苏晴。
我的高中同桌。
那个时候，她总是扎着一根长长的马尾辫，坐在我旁边，安安静静地做题。
她的侧脸很好看，睫毛很长。我经常偷偷看她，一看就是一整节课。我的日记本里，她的名字出现的次数比“训练”两个字还多。
高考后，我去了部队，听说她考了本地的一个大专。从此就断了联系。
没想到，再见面，会是在这种地方。
她成了给我安排工作的人。
“高建军？”苏晴先开了口，眼睛里是掩饰不住的惊讶。
“……苏晴。”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感觉喉咙有点干。
重逢的喜悦很快被一种说不出的尴尬冲淡了。我站着，她坐着。
我是来求人办事的，她是手握“大权”的办事员。这种身份的落差，像一堵看不见的墙，隔在我们中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站起身，给我倒了杯水。搪瓷杯子，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
“昨天刚到家。”我接过杯子，水是温的。
简单的寒暄了几句，问了问彼此这几年的情况。
气氛始终有点微妙。我能感觉到，她已经不是高中那个心思单纯的女孩了。她的眼神里，除了重逢的喜悦，还多了一份职业化的审视。
“把档案给我吧。”她说。
我赶紧把布包打开，把档案袋和退伍证递过去。
她坐回椅子上，仔细地翻看起来。办公室里很安静，只剩下纸张翻动的沙沙声。我站在一边，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我的档案很漂亮。优秀士兵、侦察兵技术能手、集团军比武第三名，还有一张三等功的证书。
在部队里，这些都是硬通货。
苏晴看得也很认真，眉头微微皱着。看到三等功证书的时候，她抬眼看了我一下，眼神里有些东西，我看不懂。
她把所有材料看完，合上档案，放在桌子的一角。
然后，她用那支英雄牌钢笔的笔帽，轻轻敲了敲桌面。
“高建军。”
“嗯。”我立刻站直了。
“最近正好有几个不错的名额。供电局要一个司机，新成立的卷烟厂要一批退伍兵，待遇都很好。”
我心里一喜。
“不过，”她话锋一转，“盯着这几个位置的人不少。你知道的，现在不比从前了。”
我点点头，心又提了起来。
苏晴看着我，眼神变得很深，就像我们县城南边那个深不见底的龙潭。
她一字一句，慢慢地说：“能不能去这种好单位，就看你接下来的‘表现’了。”
“表现”两个字，她咬得特别清楚。
我脑子“嗡”的一下。
在部队里，“表现”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训练刻苦，服从命令，争当先进。
可是在地方上，从一个我暗恋过的女同学嘴里说出来，这两个字好像被蒙上了一层雾，让我看不真切。
是让我展示部队的优良作风？还是……我爸说的，让我“表示表示”？
我看着苏晴，她已经低下头，重新开始写东西，好像刚才那句话只是随口一说。
我拿着那个空了的搪瓷杯，站在办公室中央，像个傻子。
我琢磨了一晚上苏晴说的那句“看你表现了”。
我爸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办事的是我高中同学。
我爸一听，很高兴，说这是好事啊，熟人好办事。然后又提醒我，越是熟人，礼数越不能少。
我妈连夜就去供销社买了两条好烟，又从柜子里翻出两瓶藏了好几年的白酒，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让我第二天带过去。
我看着那两瓶酒，心里别扭得很。给别人送，我可能也就认了。但给苏含送，我做不到。我总觉得，她不是那样的人。
最后，我决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表现”。
第二天一早，我把所有的奖章都别在胸前，军功章擦得锃亮，又去了劳动局。
我到的时候，苏晴正在跟一个油头粉面的年轻男人说话。
那男的我有点印象，叫马超，高中时候就是个混子，仗着他爸在县里的罐头厂当个小领导，整天惹是生非。
他看见我，特别是看见我胸前的奖章，嘴角撇了撇，露出一丝不屑。
“哟，战斗英雄来了。”他阴阳怪气地说。
我懒得理他。
马超又嬉皮笑脸地对苏晴说：“苏姐，我爸说了，改天请周科长和你一起吃个饭，好好谢谢你们。”
苏晴面无表情地说：“把材料放下，回去等通知吧。”
马超把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放在桌上，临走前又瞥了我一眼，那眼神就像看一个不懂事的傻子。
他走后，我走上前。
“苏晴，我想跟你详细汇报一下我在部队里的情况，这些奖章……”
我话还没说完，苏晴就打断了我。
她指着办公室角落里那两排顶到天花板的铁皮档案柜，说：“正好，你来得正好。”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几个柜子积满了灰尘，一看就有些年头了。
“这些档案要全部搬到一楼的仓库去，今天必须弄完。”她看着我，语气不容置疑，“你不是要‘表现’吗？表现一下吧。”
我彻底懵了。
我堂堂一个侦察连的尖子，三等功荣立者，她让我来当搬运工？
这就是她说的“表现”？
我看着她，想从她脸上看出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但没有，她一脸严肃，甚至还带着点催促。
一股火气冲上我的脑门。但我忍住了。
军人的天性是服从命令。
“好。”我只说了一个字，脱掉外套，走到档案柜前。
柜子沉得要命，里面塞满了陈年的纸张。我使出在部队里练就的力气，先是一个人把柜子放倒，然后再一点点往下挪。楼梯又窄又陡，我每下一个台阶都格外小心。
一整天，我就在二楼和一楼之间来来回回。汗水把我的衬衫浸透了，贴在身上黏糊糊的。胳膊上，腿上，被柜子的边角划了好几道口子。
中间，马超又来了一趟，不知道是来打探消息还是干嘛。他看见我一身臭汗，狼狈不堪的样子，靠在门框上笑出了声。
“苏姐，你这可真会找人。这年头，光有力气可没用啊。得用脑子。”他冲着办公室里喊。
苏晴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马超，什么也没说。
等我把最后一个柜子搬进一楼那个阴暗潮湿的仓库，天已经擦黑了。我累得像条狗，直接瘫坐在地上。
我以为这总算是“表现”完了吧。
第二天，我浑身酸痛，骨头跟散了架一样。但我还是挣扎着去了劳动局。
我找到苏晴，想问问工作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她正拿着一份名单在看。我瞥了一眼，好像是这次安置的初步意向。
“苏晴，你看我昨天的‘表现’……”
她抬起头，把那份名单反扣在桌子上，好像怕我看见。
“别急。”她说，“还有任务。”
她递给我一串钥匙：“这是一楼仓库的钥匙。你昨天搬下去的那些档案，需要重新整理归档。”
我感觉我脑袋里的那根弦，快要绷断了。
“整理档案？”
“对。”苏晴点头，“那些都是几十年的旧档案，顺序全乱了，还有不少被虫蛀了，纸都发脆了。你得把它们按照年份、单位、姓名，重新分类，登记造册。这是个细致活，急不来。”
我看着她，真的不明白她到底想干什么。
让我搬东西，我可以理解为考验我的体力和态度。让我整理档案？这不是打杂的活吗？我一个侦察兵，观察力、记忆力、分析能力都是顶尖的，就让我干这个？
“这跟我的工作安排有关系吗？”我忍不住问。
“当然有。”苏晴的回答干脆利落，“你不是想去好单位吗？那就好好干。”
我拿着那串冰冷的钥匙，走出了她的办公室。心里五味杂陈。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成了仓库的常客。
那个仓库终年不见阳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纸张发霉和尘土混合的味道。我打开灯，昏黄的灯泡只能照亮一小片地方。
我把那些档案一摞一摞地搬到桌子上，开始了我这辈子干过的最枯燥的工作。
纸张脆得像干树叶，一碰就掉渣。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我只能戴上我妈的老花镜，凑得很近，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我凭着侦察兵的耐心和细致，一点点地把它们分开。
没有桌子，我就蹲在地上。没有柜子，我就用砖头把档案按类别垫起来，分门别类地放好。
有些档案的封面破了，我就从家里拿来针线和硬纸板，学着我妈的样子，笨拙地把它们重新缝补起来。
这期间，我爸妈越来越着急。我爸从老战友那里打听到，马超他爸已经请了劳动局管安置的周科长吃过好几次饭了，送了最新的“健牌”香烟和“五粮液”的酒。
卷烟厂那个名额，据说已经内定给马超了。
我爸劝我：“建军，你那个同学是不是在耍你啊？哪有这么安排工作的？要不，咱也去周科长家走动走动？”
我摇摇头。我心里烦躁，但还是有一丝固执的念头。我觉得苏晴不会那么对我。她一定有她的道理。
可她到底是什么道理，我一点也想不通。
在仓库埋头整理档案的日子里，苏晴偶尔会下来看看。
她通常是在快下班的时候来。不说话，就站在门口，看着我蹲在地上，在一堆故纸堆里忙活。
有一次，她给我带来一个军用水壶。
“喝点水吧，里面加了糖。”她把水壶放在一个干净的箱子上。
我抬头看她，她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站在这阴暗的仓库里，好像一朵突然盛开的花。
我们开始聊一些过去的事。聊高中那个严厉的班主任，聊学校门口那家总也吃不腻的馄饨摊。
我跟她讲部队里的生活，讲野外生存训练怎么抓蛇吃，讲潜伏的时候怎么靠一块压缩饼干撑三天。
她听得很认真，眼睛亮晶晶的。
她也跟我讲她这几年的事。她说大专毕业后，费了很大劲才考进劳动局。她说机关单位里人际关系很复杂，说话做事都要小心翼翼。
有一次，我的手被发黄的脆纸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血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我没在意，用嘴吮了吮，继续干活。
苏晴看见了，快步走过来，从口袋里拿出手帕，一把抓住我的手，给我按住伤口。
她的手很软，带着一丝凉意。
我浑身一僵。
她从自己随身的小包里，翻出一小瓶红药水和一包棉签，小心翼翼地给我消毒，上药。
“你这人，真是……太实在了。”她低着头，轻声说。
那声音里，好像有心疼，又好像有无奈。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我越来越糊涂了。
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是在关心我，还是在利用我？她把我安排在这暗无天日的仓库里，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在把我当一个免费的傻劳力，好给马超那样的关系户腾位置？
我快被这种矛盾的感觉折磨疯了。
卷烟厂公布名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的档案整理工作也接近尾声。
那天下午，我把最后一摞整理好的档案放上货架，拍了拍手上的灰。整个仓库焕然一新，几十年的旧档案，被我整理得像阅兵的方阵一样整齐。
我决定去找苏晴，做最后一次争取。无论如何，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上到二楼，她的办公室门开着。里面没有别人，只有她一个人。
夕阳从窗户斜射进来，把办公室染成一片温暖的橙色。她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有些紧张。
“整理完了？”她听见脚步声，回过头。
“嗯，都弄好了。”
“好，我知道了。”她点点头，又转过身去，继续收拾她的桌子。
我知道，现在不说，就再没机会了。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办公室，反手把门关上。
“苏晴，”我走到她面前，压低了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说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是搬东西，又是整理档案，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看着我，不说话。
我看着她那双清澈的眼睛，心里那股压抑了很久的火气和委屈再也忍不住了。
“你要是觉得我该送礼，你明说！”
我几乎是吼了出来，“我高建军是穷，当兵没攒下几个钱！但你要是开口，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凑齐了！你犯不着这么耍我！”
“高建军！”
苏晴猛地打断我，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冰锥。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随即又涨红了。眼神里充满了失望，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受伤。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