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沈醉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战犯改造纪实》《我这三十年》《军统内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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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28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这一天，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正式宣布。当管理人员念到"沈醉"这个名字时，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沈醉本人愣了几秒，随即起身领取了特赦通知书。
同在功德林的徐远举和周养浩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这三个人的渊源极深。徐远举曾任军统局西南特区区长，周养浩曾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行动处长，沈醉曾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1949年12月9日，三人同在云南被卢汉扣押，此后一同被送往功德林接受改造。
从被俘的时间和方式来看，三人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在卢汉起义当天被扣押的。可为什么十一年后，只有沈醉获得了特赦，而徐远举和周养浩还要继续等待？
这个问题困扰了徐远举和周养浩很长时间。他们把能想到的原因都想了一遍，始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一直到很多年后，一些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被陆续公开，两人才逐渐拼凑出了事情的全貌。原来沈醉的履历中，有一段他们从未听说过的经历...
1914年6月3日，沈醉出生于湖南湘潭。
他的家庭条件尚可，父亲是当地的一名教员。沈醉从小聪明好学，读过几年私塾，后来进入长沙的中学就读。在校期间，他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潮，性格逐渐变得活跃起来。
1932年，18岁的沈醉经人介绍，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这个组织是军统局的前身，由戴笠一手创建，直接受蒋介石领导。
沈醉之所以能进入这个组织，与他的一位远房亲戚有关。这位亲戚是复兴社的早期成员，看沈醉机灵能干，就把他推荐给了戴笠。
戴笠第一次见到沈醉时，沈醉才刚满18岁，瘦高个子，一双眼睛格外有神。
戴笠问了他几个问题，沈醉对答如流，既不怯场，也不过分张扬。戴笠对这个年轻人印象不错，当场拍板收下了他。
从此，沈醉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特工生涯。
在复兴社特务处的最初几年，沈醉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他当过交通员，负责传递秘密信件；做过监视员，跟踪调查指定目标；还参加过几次抓捕行动，积累了实战经验。
沈醉的优点很快显现出来：他记忆力极好，见过一次面的人就能记住长相特征；他反应敏捷，遇到突发情况能够迅速应变；他办事细致，交代的任务从不出差错。
这些素质在特工系统中极为难得。戴笠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把一些重要任务交给他去执行。
1935年，复兴社特务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简称"军统"。沈醉随之进入军统系统，继续追随戴笠。
此后几年，沈醉的升迁速度极快。1936年，他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的一名组长；1938年，升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副处长；1940年，成为总务处处长。
总务处是军统局的后勤保障部门，负责经费调拨、物资采购、人员调配等事务。
这个位置虽然不像行动处那样直接参与情报和暗杀行动，但却是整个系统的枢纽所在。没有总务处的支持，军统的任何行动都无法展开。
戴笠把这个位置交给沈醉，说明他对沈醉的信任程度已经相当之高。沈醉担任总务处处长期间，军统的势力正处于急剧扩张阶段。
抗战全面爆发后，军统的编制从最初的几百人膨胀到数万人，遍布全国各地的站、组、队不计其数。这些机构的日常运转都需要总务处来协调。
沈醉的工作能力在这个岗位上得到了充分展现。他把总务处的各项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经费开支有据可查，物资调配高效有序。戴笠多次在内部会议上表扬他，称他是"军统的大管家"。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沈醉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这一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军统系统中最年轻的将官之一。
此时的沈醉，年仅31岁。
从18岁加入复兴社，到31岁成为少将，沈醉只用了13年时间。这样的升迁速度，在军统内部几乎无人能及。
许多人把沈醉的成功归结为他善于逢迎、八面玲珑。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
沈醉确实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但他的能力同样不可忽视。在军统这个复杂的系统里，光靠拍马屁是走不远的，必须有真本事才能站稳脚跟。
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写道，他在军统的那些年，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白天要处理各种事务，晚上还要应付戴笠的临时召见。
戴笠的工作习惯是昼夜颠倒，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钟召集手下开会。沈醉作为总务处处长，几乎每次都要到场。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让沈醉落下了长期失眠的毛病。但他从不抱怨，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敏锐的头脑。
戴笠对沈醉的器重，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他把许多私人事务也交给沈醉处理。
戴笠这个人，公私界限并不分明。他以军统的经费供养自己的奢侈生活，名下有多处房产、多辆汽车，还豢养了大批仆从。这些事情都需要人来打理，而这个人就是沈醉。
沈醉对戴笠的私生活了如指掌。戴笠住在哪里、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戴笠出行时，他负责安排车辆和随从；戴笠宴客时，他负责张罗酒席和礼物。
这种关系使沈醉成为戴笠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军统内部有一种说法：要找戴笠办事，先找沈醉疏通。
沈醉在军统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到1946年初，沈醉在军统已经工作了整整十四年。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特工，成长为戴笠的左膀右臂，掌握着军统的后勤命脉。
此时的他，正站在人生和事业的巅峰。
可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即将发生剧烈的转折。1946年3月17日发生的一件事，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专机从北平飞往上海。
这一天，北平的天气并不好。从前一天夜里开始，华北地区就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气象部门预测会有降雨。
戴笠原本计划延迟起飞，但他有急事要赶回上海处理，最终还是决定按原计划出发。
上午11时许，戴笠登上了一架C-47运输机。同机的还有他的几名随从和一位女伴。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向南飞去。
沈醉当时不在北平，而是在重庆处理公务。他是通过电报得知戴笠行程的。
当天下午，飞机进入江苏上空后，天气突然恶化。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雨雪交加。飞行员试图降低高度寻找地标，但收效甚微。
下午1时13分左右，飞机在南京江宁县板桥镇附近的岱山撞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无一生还。
戴笠死了。
这个消息传出后，整个军统系统陷入了巨大的震动之中。戴笠是军统的创始人和灵魂人物，他的突然离世，让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顿时失去了主心骨。
沈醉接到消息时，正在重庆的办公室里。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不敢相信，那个精力充沛、不可一世的戴笠，竟然就这样死了。
震惊过后，沈醉立即动身赶往南京。
此时的南京，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戴笠的死讯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消息已经在军统内部传开了。各路人马纷纷赶来，有的是来吊唁，有的是来打探消息，还有的是来争夺地盘。
戴笠生前大权独揽，从不培养接班人。他的突然离世，在军统内部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毛人凤、郑介民、唐纵等人都在暗中角力，想要接管戴笠留下的资源。
沈醉到达南京后，被安排参与处理戴笠的后事。
戴笠的遗体被找到时，已经烧焦得无法辨认。最后是通过他佩戴的一块手表和几颗假牙，才确认了他的身份。
3月下旬，戴笠的追悼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亲自出席，并为戴笠题写了"碧血丹心"四个字。戴笠被追赠为陆军中将。
追悼会结束后，军统内部的权力斗争正式拉开帷幕。
毛人凤是戴笠的老部下，资历深厚，在军统内部有一定的人脉基础。他很快获得了蒋介石的支持，被任命为军统局副局长，实际主持工作。
郑介民则被调离军统，改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他表面上升了官，实际上是被排挤出了核心圈子。
唐纵原本也是戴笠的亲信，但他在权力斗争中选择了中立，最终也被边缘化。
沈醉作为戴笠的心腹，在这场权力交接中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毛人凤需要借助他的经验和人脉来稳定局面，但同时又对他有所提防，担心他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沈醉很识趣。他主动表态支持毛人凤，并表示自己无意争夺权力，只想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这个态度让毛人凤暂时放下了戒心。沈醉得以保住总务处处长的位置，继续在军统系统中工作。
1946年下半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担任局长，沈醉继续担任总务处处长。
表面上看，沈醉的地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他心里清楚，戴笠时代已经结束了。毛人凤不是戴笠，不会像戴笠那样信任他、重用他。他在新的领导班子中，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事实上，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沈醉就逐渐被边缘化了。毛人凤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把一些重要岗位交给自己的人。沈醉虽然还顶着总务处处长的头衔，但实际权力已经大不如前。
1947年，沈醉被调离南京，派往云南担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云南是西南边陲重镇，战略位置重要，派沈醉去主持工作，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但沈醉心里明白，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流放。毛人凤不想让他留在南京碍眼，把他打发到了千里之外的云南。
沈醉没有反抗。他收拾行李，带着家眷前往昆明赴任。
从此，他离开了军统的权力中心，成为一名地方站的负责人。
这次调动对沈醉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他继续留在南京，日后的命运可能会完全不同。
但正是因为这次调动，他得以在云南经历了一系列特殊的事件，并最终走上了一条出人意料的道路。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戴笠死后的那段动荡岁月里。而其中的一些细节，直到多年以后才逐渐被披露出来。
沈醉在云南的日子，从1947年一直持续到1949年12月。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经营保密局在云南的情报网络，监控当地的政治动态，并配合军事部门进行一些秘密行动。
云南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省政府主席卢汉是云南本地的实力派人物，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
蒋介石对卢汉并不完全信任，派沈醉来云南，除了情报工作之外，还有监视卢汉的意图。
沈醉对这个任务心知肚明。他在云南期间，一边与卢汉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一边暗中收集卢汉的情报，定期向南京汇报。
卢汉对沈醉同样有所提防。他知道沈醉是保密局的人，来者不善。两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相互提防、表面客气"来形容。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形势急转直下。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大片国土沦陷。蒋介石被迫下野，退居幕后。
到了1949年，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解放军开始向西南进军，云南成为国民党残余势力最后的据点之一。
沈醉在昆明目睹了这一切。他眼看着局势一天天恶化，知道国民党的大势已去。
1949年9月，沈醉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这个任务来自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命令的内容是：处决关押在重庆的一批"重要犯人"。
这批"犯人"中，包括了杨虎城将军及其家属。
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之一，1936年与张学良联合扣押蒋介石，逼迫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1937年回国后，即被蒋介石秘密逮捕，此后一直被关押在各地。
到1949年9月，杨虎城已经被关押了整整十二年。他的妻子谢葆真和幼子杨拯中，也一同被关押。
毛人凤的命令很明确：在撤离重庆之前，将这批人全部处决，不留活口。
这个任务的具体执行者是周养浩。
周养浩当时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行动处长，直接负责重庆地区的特务工作。
他接到命令后，于1949年9月6日组织人手，将杨虎城、谢葆真、杨拯中以及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一家等人秘密杀害于重庆戴公祠。
沈醉当时身在昆明，没有直接参与这次行动。但作为保密局的高级官员，他对这个任务是知情的。
杨虎城案后来成为周养浩档案上最严重的污点。这桩血案直接导致了他在功德林的漫长等待，以及日后获得特赦的艰难。
沈醉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他的手上同样不干净。在云南期间，他主持的保密局云南站也进行过一些针对进步人士的行动。这些事情都被记录在案，成为他日后接受审查的内容。
1949年12月初，解放军已经逼近云南边境。昆明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国民党官员开始寻找逃跑的门路。
沈醉也在考虑自己的出路。他有几个选择：一是乘飞机撤往台湾，二是经缅甸逃往国外，三是留在云南等待局势发展。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变故打乱了所有计划。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突然宣布起义，通电全国脱离国民党政府。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沈醉完全没有准备。他还在保密局云南站的办公室里开会，卢汉的部队就已经包围了整个大楼。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确实考虑过抵抗。站里还有几百名武装人员，如果拼死一搏，未必没有突围的可能。
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外面是卢汉的精锐部队，人数远超过站里的特工。即使侥幸突围，又能逃到哪里去？整个云南都已经变天了，负隅顽抗只是徒劳。
沈醉下令放下武器，接受卢汉部队的"保护"。
就这样，沈醉成了起义部队的俘虏。
同一天被扣押的还有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徐远举当时的身份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是沈醉的直接上级；周养浩则是刚从重庆撤到昆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卷入了这场变故。
三个军统系统的核心人物，就这样在昆明聚齐了。
他们被关押在卢汉指定的地点，等待进一步处理。
1950年初，这批人被移交给解放军，押送至重庆关押。同年年底，又被转移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从此，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三人开始了漫长的改造生涯。
在功德林的最初几年，三人的心态各有不同。徐远举一开始比较抵触，认为自己不过是"败军之将"，不应该被当作战犯对待。
周养浩则相对沉默，很少与人交流。沈醉的态度最为"配合"，主动参加学习和劳动，认真撰写交代材料。
管理人员对沈醉的表现给予了肯定。他们认为，沈醉的认罪态度是真诚的，改造效果是明显的。
可徐远举和周养浩心里却嘀咕：沈醉这小子，从来都是最会见风使舵的。他在功德林表现得这么积极，到底是真心悔改，还是另有所图？
这个疑问在两人心中盘旋了很久。直到1960年11月28日，特赦名单公布的那一天，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可能从一开始就想错了方向。沈醉能获得特赦，靠的不仅仅是在功德林的"良好表现"...
沈醉走出功德林大门的那一天，徐远举和周养浩站在窗口远远地看着。
沈醉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门外，徐远举转过身，重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他拿起笔，继续写那份已经写了无数遍的检讨材料。
可他的心思根本不在纸上，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沈醉？
周养浩也没有说话。他靠在墙上，目光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三个人同在云南被扣押，同在功德林接受改造，凭什么沈醉就能比他们早走这么多年？
如果说是因为沈醉的认罪态度好，那徐远举和周养浩也写了大量的交代材料，参加了无数次学习和劳动，态度难道就差了？
如果说是因为沈醉的历史问题比较轻，那更说不通。沈醉在军统干了十七年，从小特工一路升到少将站长，经手的秘密行动不计其数，怎么可能没有问题？
徐远举把能想到的原因都想了一遍，始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直到很久以后，当一些尘封的档案资料被陆续公开，徐远举和周养浩才逐渐明白过来：沈醉的档案里，确实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这些东西，与戴笠之死有关。
1946年3月戴笠死后，军统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在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沈醉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并不起眼，但放在日后的历史背景下，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沈醉做的这件事，直接影响了他在功德林的命运，也成为他能够提前获得特赦的关键因素。
而徐远举和周养浩，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这件事的存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沈醉走出功德林的大门，然后继续在高墙内等待，一等就是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