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一干部被举报是国民党，陈毅得知后：周副主席能证明他的身份

1949年6月28日清晨，上海的外滩仍笼在解放不久的硝烟味里。没几个人想到，两天后的一场座谈会，会让许多自认消息灵通的沪上商界大亨大跌眼镜。

那场会议的主持人是刚刚走马上任的市长陈毅。比他更吸睛的，却是并肩而立的一位“解放军少校”——个头魁梧，眉毛浓密，神情却颇有几分商人气。此人叫卢绪章。短短数分钟，台下便窃窃私语：这么面生的军官，怎么会和陈市长如此熟络？更蹊跷的是，不少银行家、药业商认出他正是旧日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卢老板”。从军装到皮鞋，怎么看都不像是八路出身。散会还不到半日，陈毅的办公桌上就堆满了揭发信——“卢绪章是陈果夫座上宾”“军统、中统都叫他兄弟”……写得声泪俱下，底下连署者不少还是今天上午才和他握手寒暄的“爱国资本家”。

陈毅翻完来信，失笑摇头，顺手抓起电话：“老卢，你可得小心，街上真有人想拎你去警署，我怕到时候还得我去把你赎出来！”电话另一端，卢绪章只回了一声爽朗的“放心”。

要明白这出“误会”从何而来，还得把镜头倒回十二年前的秋天。

1937年，淞沪会战刚刚结束，日机在黄浦江上低空嘶鸣。26岁的卢绪章咬着牙收拾铺子——他和伙伴创办的“广大华行”小药栈才有起色，就被战火烧了后路。也是那一年，他在上海文化界抗敌训练班里接触到了一批地下党员。一个叫杨浩卢的老资格对他说：“想救国，就得找对方向。”数周后，卢绪章在一间昏暗的阁楼点燃蜡烛，宣誓入党。自此，药房的后院多了一扇只向少数人敞开的暗门。

两年后，南方局要在大后方另起炉灶，刘晓、刘长胜把目光落到这位“能进能退”的江浙商人身上。1940年仲夏，卢绪章改换行头，只身赴渝，摇身一变成了“广大华行重庆总经理”。初到红岩，他见到了周恩来。那一夜，从上海时局聊到资本暗战，两人对坐到鸡鸣。临别，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要做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但记住，先活下去，才有资格干大事。”

重庆几年，卢绪章玩转上流圈子。施公猛、梁若节、严少白……一个个闻名遐迩的军统少将、中统干才，都成了他的“老弟”。他出入沙坪坝、化龙桥，一身丝绸长衫，左拥权贵，右握货单，还真让人挑不出破绽。1943年，他甚至被塞了张写着“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委任状，看似风光，实则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迁回上海。为了多条保险，卢绪章盯上了陈果夫那批日军遗留的医械。施公猛牵线，他三进南京，以办药厂为名，深得陈果夫青睐。药机运到上海，大宴宾客时，黄金荣都来了露个脸。对外是商机，对内则是隐秘的交通站。可正是这层看似“亲蓝”的关系，为日后那场座谈会上的狼狈埋下伏笔。

1947年下半年，解放军大势已起，上海特务机关像热锅蚂蚁，四面搜捕“内鬼”。一次，稽查处把卢绪章请去喝茶：“你跑苏联领事馆，图什么？”他平静答道：“谈买卖。要不，给陈果夫先生去电核实？”一句话便让特务面面相觑，灰溜溜放人。从那以后，卢老板在陈果夫处的“信用”更加牢靠，地下交通线依旧畅通。

1948年冬，局势已明朗。中央通知卢绪章撤往香港待命，并准备北上。邵平夫妇在重庆被捕，妻子不幸变节的消息像警钟，促使他当机立断把上海的资产清空，只留一张门面。等待他的，是1949年初赴西柏坡的“身份回归”。毛泽东再次接见他，简短几句，足抵多年辛苦：“党没忘你。”

上海解放后，卢绪章出任市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副处长。第一次身着军装走到台前，没人再能说他是“资本家”。可那些看惯了他与国民党显要把臂言欢的旧识，却一夜间难以转弯，于是握笔成刃，纷纷向市长打小报告。陈毅会心，索性公开说道：“周副主席能证明他的身份。”一句话，风波即息。消息传到香港，施公猛等人愕然失语——原来自家饭桌上的常客，竟是共产党。

1950年春，卢绪章调任中国进出口公司，负责华东口岸的对外贸易。十年间，他为国家创汇无数，却始终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家里十口人，只有他一人领工资。他常说：“干革命不是做买卖，这点清苦算什么。”

令人钦佩却也心酸的是，当年那批在广大华行当账房、跑业务的老伙计留在香港后大多发了财；而卢绪章晚年翻开抽屉，只有四百元存折和一叠发黄的立功证书。1995年11月8日，这位曾在枪口与酒杯之间周旋的“红色资本家”溘然长逝，终年八十四岁。

他的经历提醒后人：谍影重重的年代，真实与伪装只隔一张纸。有人在檐下求生，也有人在暗处负重。那年陈毅的幽默电话，听来轻松，却道尽地下工作者蒙尘多年的艰辛与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