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毛主席唯独不接受他投降，老蒋坦言也想干掉他

1949年4月的一天夜里，南京总统府地下室灯火通明。蒋介石拿着几封情报电报，盯住“何应钦”三个字冷笑：“留他有何用？”身旁的陈布雷低声提醒：“委员长，动不得，他的同乡系还在部队。”蒋介石没有再说话，把文件用力摔到桌上。就在同一时刻，何应钦也在思索退路，甚至托人向北平打出讯息，表示愿“以个人身份归顺”。

掀开二十余年的旧账，这位黄埔一期总教官表面上与蒋介石如同患难兄弟，实则暗流汹涌。1924年共办军校，1925年东征陈炯明，何应钦确实救过蒋一命，蒋因此把他捧作“国府柱石”。然而好光景不过三年。1927年“蒋桂战争”前夕，龙云、李宗仁联手逼宫，蒋被迫在庐山宣布“引退”。关键时刻，众将或电邀或作保，唯独何应钦闭口不言。蒋登船离开上海那天，船尾飘着浓烟，他对黄昏的江面说了句：“老何这颗心，我看透了。”

一次沉默，埋下猜忌；第二次则几乎要命。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留守南京的何应钦主持紧急会议，提案“空袭西安、出兵潼关”，被宋美龄当场顶回：“炸死委员长怎么办？”会后，何应钦还私下起草“陕甘剿共”计划，妄图借机收拢第四、五战区的兵权。蒋被释放返京后，外表不动声色，却在日记里留下八个字：“老何可用，可杀更佳。”

有意思的是，整整八年抗战，何应钦名义上是陆军总司令，却握不到一个整编师。前线调度全由参谋本部与军令部双线汇蒋，何只能在地图上涂来改去。军事才华有，却无施展空间，心中怨气日积。为自保，他选择与日方秘密接触——1938年武汉失守后，冈村宁次曾派人赴衡阳面晤何，应允“共抗赤化”，双方以暗语“稻田工程”互通情报。这一手，后来成为毛泽东断然拒绝其投诚的关键证据之一。

1945年9月9日，南京梅园新村投降仪式。镜头定格在冈村宁次双手呈交降书，何应钦竟起身欠身相接。不少在场记者当即皱眉，中文《中央日报》次日删除了那张照片，但路透社底片还是传到重庆。蒋介石见报后铁青着脸，道：“不知羞耻。”从此更无让何应钦染指兵权的可能。

抗战结束仅一年，何应钦被外放美国“考察军政”，名为深造，实为流放。1948年返台，他发现自己不过虚衔委员。可他不甘心，仍利用在陆军系统的老部下经营小圈子。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横扫大江南北，何应钦眼见大势去矣，派人辗转联系北平地下党，放出风声：“愿尽余年之力，效忠人民政府。”情报送到西柏坡。毛泽东放下电文，只说了一句：“此人不收。”

为何“唯独不收”？决策者给出了三条理由。第一，抗战时期暗通日方，血债难赦。第二，日军投降仪式上的卑态，激怒了千百万军民。第三，1945年底，东北日降军火库被国军第九兵团接收，正出自何应钦授意，日军得以携械同国军对我主力开火。若今日让他披上“革命”外衣，天下寒心。

蒋介石毕竟没有真动手解决何应钦，原因同样现实：其湘籍、桂系人脉仍在，在台军方也有余威。除掉他，军心未必稳。再者，何已失势，留着当摆设，比树敌划算。蒋对幕僚讲过一句大白话：“活着的老何，比死了的老何安全。”这话乍听荒唐，细想却不无道理。

1987年10月21日，何应钦在台北病逝，享年九十四岁。讣告只用了三行字，淡得像一缕秋风。昔日“二号人物”终成政治孤影。世事轮转，再没有人谈论他的“军令如山”，也无人替他辩解当年的“躬身接降”。留下的，不过是文件堆里红蓝墨迹，一行行参差不齐的批示。今人翻检档案，会发现两位曾经的最高决策者——一位是蒋介石，一位是毛泽东——在某个问题上罕见地达成了默契：何应钦，这个人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