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矿科研界“人傻、钱多、速来”？院士发文痛批「资源型科研」！

“资本家式科研”，“一将功成万骨枯式科研”。牺牲一大群硕博士和小青椒喂养一个学阀，学阀再代表自己的利益团体去瓜分资源！为什么国外会说中国科研圈“人傻、钱多、速来”？

在当今这个讲求技术驱动、创新为王的时代，科研本该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然而，在矿业这样一个传统的资源密集型行业中，一种被称为“资源型科研”的现象却日益引人深思。它表面上看似热热闹闹、项目众多、经费充足，实则可能正悄然削弱着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底气。

什么是“资源型科研”，它在矿产行业究竟有哪些弊端，以及如果我们走出这个怪圈，矿业又该是怎样一番天地。

什么是「资源型科研」

所谓“资源型科研”，并不是一个有着严格定义的学术术语，而是近年来学术界与产业界对某种科研异化现象的概括。简单来说，它是指科研活动的驱动力不再是“解决什么关键科学问题”或“突破什么产业技术瓶颈”，而是变成了“能拿到多少资源”、“能做多大项目”。在这种模式下，科研变成了一场以资源占有量为标尺的竞赛。

这种科研形态最显著的特征，是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闭环：依靠积累的人脉和头衔去争取大项目，用堆砌的人力、物力和设备在短期内产出大量论文和成果，再用这些论文和成果去评更高的职称、拿更大的奖项，进而以此为筹码去撬动更多的项目资源。在这个循环里，“资源”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而科学价值和产业实际效用反而成了陪跑。这并非说大投入、大工程本身有问题，而是当科研的选题仅仅因为“好拿钱”、“好出文章”而设定，当评价体系只看经费多少、影响因子高低，却忽视了成果是否真的落地、是否真的解决了行业痛点时，科研就异化为了“资源型科研”。

张宏院士对“资源型科研”的批判

对于这种现象，学界有着清醒的反思。中科院张宏院士曾在一篇访谈中对生命科学领域的“资源型科研”提出了尖锐批评，虽是针对生物医学领域，但其逻辑放在整个科研界，尤其是重资产的矿业领域，同样振聋发聩。

张宏院士指出，当前科研中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就是动辄上亿、甚至十亿的大项目。这些项目通过巨额经费堆砌人力和样本规模，确实能产生海量数据和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论文，但这种“堆资源”的方式，并没有带来与之匹配的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索未知，是用最小的成本去验证最核心的假设，而不是单纯靠“人海战术”和“烧钱”来制造繁荣的假象。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模式正在挤压真正的创新空间。张宏院士提到，当资源向少数“资源掌控者”高度集中时，年轻科研人员为了生存和发展，往往被迫去“抱大腿”，不得不跟随大项目的指挥棒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组织科研的自由。他们把大量精力耗费在跑项目、写本子、搞关系上，而不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实验室或深入一线去啃那些周期长、风险高、难出快成果的硬骨头。长此以往，不仅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更会扼杀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对科学原本的热爱。这种批判，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许多科研活动背后急功近利的本质。

矿产行业 有哪些 “资源型科研”

把目光投向矿产行业，我们不难发现“资源型科研”留下的深刻印记。它不仅体现在宏观的区域发展上，也渗透进了微观的企业经营与项目执行中。

从区域层面来看，我国许多资源型省份的发展困境就是最好的例证。以典型的煤炭大省山西为例，虽然近年来一直在喊转型，但其煤炭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长期处于极低水平。2022年山西省煤炭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仅为0.22%，不仅远低于全国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约2.4%），甚至低于全国煤炭行业平均水平。财政科技拨款占比也持续偏低。 在资源丰厚的地区，社会资源更倾向于流向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资源扩张项目，比如新建矿井、扩大产能，而不是投入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的技术研发。

这种对资源禀赋的过度依赖，导致了“挤出效应”：资源越丰富，创新反而越边缘化。研究甚至发现，在资源依赖度高的地区，科研人员的创新绩效普遍偏低，高端人才难以留住，制造业结构单一，市场环境不完善，最终形成了“资源依赖—创新乏力—转型困难”的恶性循环。

再从企业层面看，大量矿业企业依然深陷“卖资源”的粗放模式，技术投入严重不足。一份针对河北省资源型企业的调研曾揭示，当地资源型企业的R&D支出占GDP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单位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和有效发明专利数都处于低位。对于很多矿企而言，最划算的生意似乎是“多挖一吨矿”而不是“研发一项新技术”。

从专利申请总量来看，山西是中国申请煤炭专利数量最多的省份，累计超过1.4万项，说明整体研发活动并不少，但2022年山西省单个煤炭企业有效专利持有量仅为0.2，远低于全国煤炭企业0.6的平均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与其经济地位严重错配。

中钢协副会长张志祥也曾痛陈我国矿业科技创新步伐缓慢的现状：找矿勘探手段陈旧，超深矿井安全高效开采技术尚未普及，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程度低，低品位矿、尾矿的处理依然缺乏革命性技术。然而，在“资源型科研”的逻辑下，企业更热衷于申报那些能拿国家补贴的大课题，或者购买一些昂贵的设备作为“面子工程”，却鲜有企业愿意沉下心来，像攻克“两弹一星”那样去持续攻关矿山安全预警、深部岩体力学等基础性难题。

而在项目与人才文化层面，这种弊端更为隐蔽但也更为致命。在一些矿山和科研院所，科研成果的评价往往与矿山的实际运营指标脱钩。一篇论文发表了、一个专利拿到了、一个奖项评上了，项目就算结题了，至于这项技术是否真的降低了矿难发生率、是否真的减少了吨矿能耗、是否真的提高了资源回收率，反而没人深究。这种导向使得科研人员倾向于“短平快”的研究，甚至出现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的现象。

俞敏洪曾在亚布力论坛上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一个地区靠资源生存时，创新能力会急速衰减。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年轻人看到成功的榜样往往是那些“搞定资源”、“搞定审批”的人，而不是那些在一线默默钻研技术的人。这种文化氛围一旦形成，就会严重侵蚀矿业发展的根基，让原本就稀缺的技术人才变得更加匮乏。

不搞资源型科研，矿业可以做成什么样？

既然“资源型科研”弊端丛生，那么如果我们跳出这个怪圈，坚持问题导向、技术导向，矿业究竟能迸发出怎样的生命力？紫金矿业的崛起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

紫金山金矿在最初被评估时，被认为是一个品位低、规模小、没有工业开采价值的“废矿”。按照传统的“资源型”思维，这个地方最好的归宿可能就是被遗弃。但是，紫金矿业没有盯着资源本身发愁，而是选择了向技术要效益。他们并没有盲目追求大项目、大口号，而是从最基础的成矿理论入手，通过重新研究和补充勘查，大幅推高了矿山的储量预测。紧接着，他们不迷信国外技术，而是结合中国矿山的实际，大胆引进并改进了堆浸技术，发展出一套适合低品位矿石处理的“重选+堆浸+炭浆联合工艺”。

这套技术组合拳的效果是惊人的：它将金矿的可采品位边界从标准的1克/吨一路降到0.3克/吨，这就意味着原本只能当作废石的围岩，瞬间变成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矿石。原本那个“没开发价值”的小矿，被技术点石成金般地重塑为世界级的超大型金矿。在这个过程中，紫金矿业不仅实现了规模的指数级扩张，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了清洁生产，大幅降低了环境负荷，把原本难啃的“硬骨头”变成了企业的“护城河”。

紫金矿业的案例生动地说明，当矿业不再单纯依赖资源的天然禀赋，而是依靠科技创新去重塑资源价值时，这个行业将拥有无限的可能。它告诉我们，不搞“资源型科研”，并不是要否定资源的重要性，而是要用先进的技术去发现资源、利用资源、保护资源。从“靠天吃饭”到“靠技术突围”，这才是中国矿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资源型科研”在矿产行业的弊端已经显而易见：它让区域发展陷入资源依赖的陷阱，让企业丧失技术迭代的动力，让科研评价迷失在数字的游戏中。要打破这一困局，我们需要回归科研的本源，让每一分投入都指向真正的产业难题，让每一个矿山都能像紫金山一样，在技术的加持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唯有如此，矿业才能褪去“傻大黑粗”的旧标签，真正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安全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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