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的前6年，南京国府在做什么？其实并非毫无战争准备

1937年7月，日军全面侵华，淞沪一战，中国军队损兵超30万，中国海军全军覆没；南京一战，德械师覆灭，中国军队损兵超5万，大片国土接连沦陷……

很多人会有疑问，全面抗战爆发的前6年（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明知日本极度膨胀的侵略野心，南京国府难道没有做战争准备吗？为何开战就败得如此惨烈？

其实，南京国府怎不知日本侵华野心，但是当时的中国，内部派系林立、军事力量分散、民生经济凋敝，想要整治这些顽疾却绝非易事，但并非毫无作为。

其实，南京国府对于抗战的准备，几乎被大众完全忽略，包括重工业的投资、军队人才的培养、对外军火采购，以及一系列经济政策等等！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聊一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6年时间里，南京国府究竟做了哪些事？

1.危机中求生存发展

1931年，日本关东军偷袭北大营，而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很快沦陷，数千万东北人民被迫当上亡国奴！

不过，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蒋氏正在江西南昌督军，在知晓日军出兵东北后，便仰天长叹说下了一段话，内容如下：

“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民族，毋忝我之所生而已。”

此时，中国可谓是内外交困，刚形式统一不久的东北三省（背靠苏联，能够有效得到来自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持），却再次陷入战火纷飞的沦陷局面。

除开关外，关内的局面同样是一团糟，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蒋氏中央政府实控江苏、浙江、上海一带。

1932年，日本为转移国际视野，图谋我国东部沿海区域，便派遣军队登陆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

当时，驻防闸北的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的带领下奋起抵抗，而后国民政府又派出整编第五军参战，双方伤亡近3万。

1932年3月3日，为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各国在华利益，国联紧急磋商中日停战，国民政府最终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根据协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布防，变相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等地，从而导致上海门户大开，这就为1937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创造了条件。

从1930年到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针对苏区发动5次军事围剿，前4次都以失败告终，第5次便布置百万重兵和经济封锁，最终我军反围剿不利，被迫长征。

虽然说，国民政府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是也浪费了大量人力、军力和财力，无异于削弱了本就“积贫积弱”的国力！

同时，蒋氏集团的“攘外安内”政策，导致许多抵抗力量无法团结，也遭到众多爱国人士的反对，使得南京国民政府在经营国家时，可以说是“浑身乏力”！

2.军事准备—中德蜜月期

1927年，南京国府在成立前，为扩大军事力量，应对未来威胁，蒋氏在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后，便寻求和德国的军事合作。

当时，德国刚经历一战失败，根据《凡尔赛条约》，大量德国职业军人退伍，而这些拥有丰富军事理论和实战能力的人才，也成为各国竞相争抢的对象。

马克斯·鲍尔

所以说，南京国民政府很快确定，从德国聘请军事顾问，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协定防务和筹措军火的“国防改革计划”。

1927年11月，在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举荐下，蒋氏会见德国兵工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曾在德国总参谋部任职）。

在南京期间，马克斯·鲍尔向蒋氏提交了一份《现代军队整军建议书》，主张中央集权及推动军政改革，得到高层的认同，便被蒋氏聘请为首位德国军事顾问。

后来，鲍尔返回德国，挑选了40余名退役军官（后期扩充到120人），组成了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团，赴华指导军事改革。

在华期间，鲍尔参与军队整训、重工业建设，撮合西门子、合步楼、克虏伯等德国军火商，和国府签订军购合同，并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为蒋氏出谋划策。

同时，正是鲍尔的牵线搭桥，才让南京国民政府，得以派出军事、经济考察团，前往德国参观学习，中德蜜月期正式开始！

1933年，中、德签订《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为中国建立军事工业，并在军事工业未完工前，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包括150毫米重型榴弹炮等武器。

长城抗战结束后，南京国府接受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的提议，组建60个德国标准的“国防师”，每个国防师，配备一个直属炮兵团，又叫做“调整师”。

单支国防师编制为11423人（野炮挽马师）或11579人（山炮驮马师），装备野（山）炮12门、小炮24门、82迫击炮24门、重机枪74挺、轻机枪336挺。

至于没有入列调整师的军队，再从中挑选60个师，按照1932年6月份颁布的《陆军师暂行编制表》进行集中收治、整理，而这60个师又被叫做“整理师”。

但是，南京国府的财力实在有限，配套的军事工业薄弱，在1937年全面抗战前，仅完成三批，共计30个步兵师的调整工作。

这里说明一下，1936年，陆军进行调整工作时，陈济棠和李宗仁，举兵反对南京国府，国府便调兵平叛，而后发生“西安事变”，导致陆军调整计划，一度夭折！

这30个步兵师，参照德国军事训练，因为每位士兵头戴德制M35钢盔，装备少量的德械武器，也被大家称为“德械师”！

但是，这30个步兵调整师里，能达到德式标准的，只有第3师、第6师、第9师、第14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和不是军队的“税警总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中国陆军总兵力大概为200万人，包括182个步兵师、9个骑兵师、4个炮兵旅等部队组成；中国海军拥有70余艘各型舰艇（大多数是清朝老式军舰）；中国空军拥有各型飞机600余架（真正能升空作战的，不到300架）！

3.南京国府的经济改革

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府在财政经济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比如为统一银本位货币单位，在1933年“废两改元”，而后又收回关税自主权。

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

1934年6月，美国出台《白银收购法案》，国外银价大涨，国内白银便大量外流，导致出现国内物价下跌、出口剧减、房价暴跌，不少银行和钱庄倒闭破产。

随后，为稳定金融秩序，财政部长孔祥熙宣布“法币改革”：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集中发行钞票作为法币（和黄金绑定）；禁止银元流通，白银收归国有。

谈及法币改革，骂声一片，但是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差的一面不多说，肆意发行、四大家族操纵法币市场，缺乏监管，导致法币最后沦为废纸，丧失国家信用。

但是，法币本身就是战时经济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货币统一，“超发多发”实际也是支援抗战，只是在面临亡国危机的情况下，把金融秩序忽略了。

据相关统计，从1935年法币发行，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6年时间，中国累计向美国出售5.5亿盎司的白银，换回了2.5亿美元的外汇，而这笔外汇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被用来采购抗日物资。

所以说，在抗战胜利后，法币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个人认为，法币改革是利大于弊，它使得中国从一个银本位国家，成功转变为管理通货型国家，统一了全国货币，树立了国家信用，为抗战经济奠定了基础。

4.南京国府的工业举措

1935年，国民政府将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建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经济部，实际领导工作的是科学家翁文灝，其上头便是蒋氏。

翁文灝

其核心任务，一方面执行国防资源开发：包括与外国合作建立军需工厂，比如钢铁、石油、钨、机器、航空制造等等。

另一方面，明晰工厂数量和生产能力；对高学历人才的去向调查，调查日本开战态度，为战时紧急动员提前做足准备！

资源委员会成立后，国民政府特批经费1000万元，随后又和德国签订《信用借款协定》，获得1亿金马克的信用贷款。

从1935年起，国府开始大规模重工业建设，中央钢铁厂、江西钨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厂、中央电瓷厂等企业相继成立！

中央电工器材厂

当时，中央钢铁厂投产后，年产钢铁15万吨；太原钢铁厂，日产钢铁200吨；江西钨铁厂，年产钨铁合金2300吨，可以说是直接提升了民国的工业等级。

其实，总投资3亿元的《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1936年大多数项目都陆续开工，而次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重工业要么被毁、要么内迁，稳定发展期便由此中止。

从1928年到1937年，国内累计建成铁路里程3600公里，而仅1935年到1936年，铁路里程就达2000公里以上，公路修建总里程高达近10万公里！

其中，湘黔铁路于1936年开工建设，抗战爆发时已建成160公里，而湘江大桥桥墩工程也基本完工，只是因为抗战爆发不得已拆毁，并将物料用于湘桂铁路建设。

成渝铁路，于1937年初开始建设，直到建设终止时，完工总工程量的20%左右，可以说是非常可惜！

个人看法和总结

1935年华北事变后，南京国府便加紧备战，但是国力的提升，并非是一蹴而就，更何况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难以提供长期稳定发展的沃土。

当时，蒋氏的想法便是，一方面加紧国家备战，另一方面就是尽力推迟全面战争！

所以说，南京国府没有直接点明“全民备战”的口号，担心日本人会有所忌惮，提前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以至于将备战口号，叫做“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然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统一全面抗战思想，又搞了一个“新生活运动”，甚至还掀起了一股“捐机献寿”的风潮，捐献总额可购买百架军用战机！

虽然说，当1937年7月卢沟桥的烽火燃起时，中国没有完成全部战备计划，但是并非是一个毫无战争准备的国家！

其实，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在填北洋政府留下的各种病坑和隐患，只可惜历史给了其选择的机会，并没有给完成选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