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墨汁的人走了34年，毛主席：他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这人不简单，入党不用写申请书？”

1957年，一份特殊的报告送到了北京，摆在了毛主席的案头。

报告里提到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想要重新回到组织，但按照常规流程，不仅要写自传，还得经过漫长的考察期。

谁也没想到，毛主席看完后，大手一挥，给出了一个打破所有规矩的批示。

这份批示的分量，大概就是“免检通行证”的意思，直接让所有人都闭上了嘴。

01

这事儿吧，咱们还得把时间拨回到1920年的那个春天。

浙江义乌分水塘村，有个破旧的柴房，四面漏风，冷得要把人冻成冰棍。

但这屋里有个年轻人，正裹着棉袄，趴在两条长凳拼成的“桌子”上，跟着魔了一样写写画画。

这人就是陈望道，那年他才29岁。

他正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这事儿在当时看来，简直就是“疯子”才干的活。

那时候的中国，乱成了一锅粥，谁也看不清路在哪。

陈望道接了个任务，要把一本叫《共产党宣言》的书翻译成中文。

这活儿有多难？

那时候可没有翻译软件，连本像样的字典都难找，每一个词都得在脑子里过无数遍。

为了躲避外面的纷扰，也为了能静下心来，他把自己关在这个破柴房里，没日没夜地干。

因为太投入，还闹出了那个流传至今的笑话。

陈望道的母亲心疼儿子，特意给他包了几个糯米粽子，还弄了一碟红糖，送进去让他趁热吃。

老太太心想，这脑力活最费人，得补补。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进去收拾碗筷，一看儿子的脸，差点没吓得叫出声来。

只见陈望道嘴边全是黑漆漆的墨汁，跟刚喝了毒药似的。

再看那碟红糖，原封不动地在那摆着，倒是砚台里的墨汁少了一大半。

母亲问他：“你这孩子，咋吃了一嘴的墨？”

陈望道这才回过神来，嘿嘿一笑，说了句那句让人听了直起鸡皮疙瘩的话：“娘，这墨汁比红糖还甜呢。”

这可不是他味觉失灵，是因为他尝到了真理的味道。

那是一种能救中国的味道，比什么山珍海味都来得带劲。

那年4月，书译好了。

这本只有几万字的小册子，一出版就炸了。

当时的上海，这书就是紧俏货，那是真正的洛阳纸贵，谁要是手里没一本《共产党宣言》，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进步青年。

连鲁迅先生看了都不得不服，说陈望道这是为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按理说，像陈望道这样的开山鼻祖，那就是妥妥的元老级人物。

哪怕是在后来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他也应该是坐在核心位置上的人。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就是那么让人摸不着头脑。

就在大家伙儿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陈望道却突然“消失”了。

这一走，就是整整34年。

02

问题出在哪呢？

说白了，就是两个强人撞一块儿了，撞出了火花，也撞出了裂痕。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上海那边正忙得热火朝天。

但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是真金白银要花钱的。

当时的经费紧张得要命，大家恨不得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

负责财务的李汉俊，也是个实在人，一看账上没钱了，就给当时的“带头大哥”陈独秀写了封信。

信里的意思很简单：陈先生，《新青年》杂志那边能不能先垫点钱，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

这本来是工作上的正常沟通，哪怕不给，回个话也行。

但陈独秀那脾气，大家都知道，那是一点就着的炮仗。

当时他人在广州，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事儿心气不顺。

收到信后，陈独秀直接就炸了。

他没有把这当成一个简单的经费申请，而是觉得这帮上海的年轻人“不听话”。

甚至，他还产生了一个要在今天看来都很离谱的怀疑。

他觉得陈望道和李汉俊这几个人，是想借着管钱的名义，夺取《新青年》的控制权，甚至是在向他这个“家长”挑战。

这帽子扣得，可就有点重了。

陈独秀这人，性格强势惯了，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家长制作风”。

他不光是心里这么想，嘴上也没把门的，到处跟人说这事儿，话里话外都在敲打上海这边的同志。

这话传着传着，就变了味，最后传到了陈望道耳朵里。

陈望道是个什么人？

那是个读书人，骨子里有着文人的清高和傲气。

他为了翻译那本书，连墨汁都能当糖吃，把全部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了，图什么？

难道就图你那点破经费？图你那点所谓的权力？

听到陈独秀的指责，陈望道当时就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他气得直哆嗦，直接撂下了一句狠话：“如果陈独秀不改改他那个霸道的脾气，这事儿我就不干了！”

这不仅仅是吵架，这是两种性格的剧烈碰撞。

一个是火爆刚烈的统帅，一个是宁折不弯的名士。

谁也不肯低头，谁也不肯服软。

中间也有人想做和事佬，跑去劝陈望道：“老陈啊，大局为重，陈先生也是一时心急。”

但陈望道这回是真伤了心，也是真铁了心。

他觉得，如果一个革命组织里，充满了这种无端的猜忌和独断专行，那还怎么搞革命？

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关键时刻，这位核心创始人，选择了转身离开。

他这一转身，就把自己关在了党的大门之外。

那个本来应该在史书上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名字，就这么遗憾地缺席了那个伟大的时刻。

03

离开组织后的日子，陈望道过得并不轻松。

这就像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虽然心里还惦记着家，但就是憋着一口气不肯回去。

当时有不少人看准了这个机会，想拉拢他。

国民党那边的人就经常来找他喝茶，话里话外都是诱惑：“陈先生，既然那边不留爷，咱们这边可是求贤若渴啊，高官厚禄，随你挑。”

这要是换个意志不坚定的人，可能早就动摇了。

毕竟那时候，跟着国民党混，那是吃香喝辣，有名又有利。

但陈望道这人，骨头是真的硬。

面对这些糖衣炮弹，他眼皮子都不抬一下，冷冷地回绝：“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虽然人不在党内，但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

他给自己找了个新的阵地——讲台。

他去了上海大学，后来又去了复旦大学，当起了教书匠。

你以为他就是教教书，过安稳日子？那你就太小看他了。

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大学校园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

国民党的特务眼睛毒着呢，天天盯着学校里的进步师生。

陈望道就利用自己校长的身份，给那些年轻的地下党员当起了“保护伞”。

有多少次，特务要进学校抓人，都被陈望道给顶了回去。

他站在校门口，那身板虽然瘦弱，但气场两米八，指着特务的鼻子骂：“这是学校，是读书的地方，轮不到你们撒野！”

私底下，他把自己微薄的薪水拿出来，资助那些穷得吃不上饭的进步学生。

很多学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都说：“陈校长那是拿命在护着我们啊。”

在这34年里，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守夜人。

没有组织的命令，没有同志的支援，全凭着心里那点“墨汁味”撑着。

他也搞学术，写出了那本著名的《修辞学发凡》。

但他更像是一个在野外打游击的战士，虽然没有番号，但枪口始终对着敌人。

这种日子，苦不苦？肯定苦。

但他从来没喊过一声累，也没向任何人诉过一句苦。

因为他心里清楚，当初的选择是为了尊严，如今的坚守是为了信仰。

这两样东西，哪一样都不能丢。

04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

天亮了。

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整个上海都沸腾了。

陈望道站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看着那面五星红旗升起来，眼眶湿润了。

那个他曾经为之奋斗、为之受尽委屈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周恩来总理来到上海，特意去见了这位老朋友。

见面的时候，总理紧紧握着陈望道的手，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陈老啊，我们这些人，当初可都是读着你翻译的那本书，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这话一出，陈望道那颗一直紧绷着的心，瞬间就化了。

这么多年了，党没有忘记他，老战友没有忘记他。

但他那个倔脾气，还是让他不好意思主动开口说要回来。

毕竟当年走得那么决绝，现在胜利了再回来，会不会让人觉得是来“摘桃子”的？

这种文人的清高，有时候真是让人又急又气。

直到1957年，形势越来越好，陈望道的心结也慢慢解开了。

上海市委的同志也看出了老先生的心思，主动提出来：“陈老，您回党吧，大家都盼着呢。”

陈望道终于点了点头。

但这事儿到了具体操作层面，又卡壳了。

按照当时的党章规定，入党那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要有入党介绍人，要写详细的入党申请书，要交代清楚个人历史，还得经过党小组、支部、上级党委一层层的审批和考察。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套流程是必须的，是考验。

但对于陈望道来说，这就有点尴尬了。

你想想，让他这样一个把《共产党宣言》带进中国的人，去写什么“我对党的认识”？

这就好比让爱迪生去写“电灯泡的工作原理”，让鲁迅去写“作文怎么才能得高分”。

而且，那34年的空白期，如果要一点点交代清楚，那得写到猴年马月去？

上海市委也觉得这事儿难办，于是专门写了一份报告，递到了中央。

这份报告最后送到了毛主席手里。

毛主席那是谁？那是看透了历史、看透了人心的一代伟人。

他对陈望道太熟悉了。

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就天天读陈望道翻译的文章。

可以说，在思想的源头上，他们是神交已久的战友。

看着这份报告，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

他想起了那个在寒风中吃墨汁的青年，想起了那个因为性格不合而负气出走的硬汉，也想起了这34年来他在风雨中的坚守。

毛主席拿起笔，做出了那个著名的批示。

意思非常明确：像陈望道这样的同志，入党不需要那些繁文缛节。

什么自传？不用写了，他的一生就是最好的自传。

什么考察？不用考了，这几十年的实际行动，比任何考察都过硬。

甚至，毛主席还特别体贴地加了一条：如果他不方便公开身份，那就不公开，怎么舒服怎么来。

这话里话外，全是尊重，全是信任。

这哪里是批示，这分明就是一句：“老战友，欢迎回家。”

05

1957年6月，陈望道终于重新回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这一天，距离他当初负气出走，已经过去了整整34年。

34年啊，人生能有几个34年？

当他再次举起右手宣誓的时候，那位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已经变成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

但他眼里的光，和当年在柴房里说“真甜”的时候，一模一样。

回党后的陈望道，依然保持着他那份低调和务实。

他继续在复旦大学当他的校长，继续搞他的学术研究。

他没有利用自己的资历去争什么待遇，也没有因为受过委屈就去抱怨什么。

他就像一头老黄牛，默默地在教育这块土地上耕耘着。

直到1977年10月29日。

这一天，上海的天空阴沉沉的。

87岁的陈望道，在华东医院的一张病床上，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他走得很安详，没有什么遗憾。

追悼会上，来送行的人挤满了大厅。

有白发苍苍的老战友，有风华正茂的学生，也有素不相识的普通市民。

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那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这面旗帜，他追了一辈子，守了一辈子，虽然中间有过波折，但最终，他还是躺在了它的怀抱里。

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先生，含泪写下了一副挽联，挂在大厅正中央：

“传布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明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

这两句话，把陈望道这一辈子，概括得明明白白。

上半句，那是他对这个国家的功劳；下半句，那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

文武双全，有始有终。

如今回头看这事儿，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陈望道这一辈子，就像是个倔强的孩子。

因为一句话不对付，他能甩手就走，那是他的傲气。

但在外面漂泊了半辈子，不管受了多大委屈，哪怕是被人误解，他也从来没变过心，那是他的骨气。

而毛主席的那份批示，则是给这份傲气和骨气，画上了一个最温暖的句号。

历史有时候挺有意思的。

它会让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在时间的冲刷下现出原形。

也会让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哪怕走得再远，哪怕路再弯，最后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那个把墨汁当糖吃的人，虽然走了34年的弯路，但好在，他最后还是尝到了那个最甜的结果。

你说，这人活一辈子，图的不就是个心安理得吗？

陈望道这一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