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校长建议改名，5个字报到北京，主席看后摆手：这事不行

1948年，一封来自西柏坡的密信，辗转送到了湖南一位教书先生手里。

看到信中把党组织称为“本公司”的俏皮话，这位老先生眼眶湿润。

所有人大吃一惊，这位当初离开队伍的老战友，怎么会被主席如此亲切称呼？

众人一时间没想到，这封信不仅让老友重逢，还引出了一场关于校名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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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时候，局势已经很明朗了，蒋介石那边兵败如山倒。在西柏坡的毛主席，心里始终挂念着一个老乡，也就是咱们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李达。说起这俩人的交情，那真得追溯到1921年了，那时候在上海的小阁楼里，13个人开了个会，李达是宣传主任，毛主席是记录员。

后来李达因为性格和一些误会离开了队伍，但在外面一直没闲着，专门写书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把李达寄来的那本《社会学大纲》翻烂了，足足读了10遍，还到处跟人推荐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主席在信里开玩笑说，老兄啊，你是咱们公司的发起人之一，现在公司生意好得不得了，赶紧回来一起经营吧。这封信写得那是相当有水平，既给了面子又表达了诚意，李达看完之后，哪里还坐得住，1949年5月就风尘仆仆赶到了北京。

到了香山双清别墅，主席特意交代工作人员不要管，他要跟老朋友好好聊聊。俩人从晚上7点一直聊到深夜，李达因为胃病动过手术，身体虚得很，聊到后面眼皮子都打架了。主席一看这情况，直接拉着李达的手往卧室走。

主席笑着对他讲，既然困了就别客套，直接到我床上睡。李达当时吓了一跳，连连摆手说这哪能行，主席的床哪能随便睡。主席倒是洒脱得很，说当年在长沙办自修大学的时候大家不都挤在一起嘛，别讲那些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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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李达在主席的床上睡了一觉，这份情谊在那个年代真的是没谁了。1949年12月，在主席和一帮老战友的见证下，李达重新回到了组织，激动得说自己终于不用再过那种精神上的苦日子了。

建国初期，湖南大学作为家乡的最高学府，一直没个正式的校名牌匾。1950年的时候，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的校长，他心里总想着得给学校办件大事。在他看来，主席是湖南的骄傲，又是国家的领袖，要是能把学校名字改一改，那意义绝对不一样。

李达心里盘算着，干脆把“湖南大学”改名叫“毛泽东大学”。他觉得这提议肯定能成，毕竟当时全中国老百姓对主席的爱戴那是发自肺腑的，用领袖的名字命个名，这在苏联那边也是常有的事。

他在学校里稍微透了个底，大家伙一听都觉得这想法绝了，要是真能挂上这块牌子，湖南大学以后走出去多有面子。于是，李达认认真真写了一份报告，托人送到了北京中南海。

报告送到主席案头的时候，李达还在长沙满怀期待地等着，他甚至觉得主席可能会因为家乡人的这份热情而感到欣慰。可他还是低估了主席那种骨子里的群众观念，也低估了领袖对这种名利之事的警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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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看到这份报告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喜，反而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放，眉头就皱了起来。他跟身边的人说，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哪能干这种给自己立碑立传的事。

主席对这种风气看得很准，他觉得要是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全国各地都要跟着学，那成了什么样子。他当即给李达回了一封信，语气虽然温和，但态度那是相当坚决。主席说，改名字这事绝对不行，咱们不能搞这一套。

李达收到信后，心里虽然有一点点小失落，但更多的是对主席这种境界的佩服。他发现主席即便到了这个位置，还是当年那个在清水塘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润之，一点官架子都没长。

名虽然没改成，但学校总得有个招牌。主席知道家乡人的心意，也知道李达这个老朋友是想给学校求个墨宝。于是主席在百忙之中，铺开宣纸，挥毫泼墨，写下了“湖南大学”四个大字。

这四个字写得那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透着一股子书卷气和革命者的豪情。字写好后，很快就寄到了长沙，李达看到这副亲笔题词，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虽然没叫成那个名字，但有了这四个字，比啥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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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这四个字刻成牌匾，学校那是花了不少心思。请了当地最好的木匠，用最好的材料，一比一还原主席的手迹。牌匾挂上去的那天，岳麓山下的学生们都涌了过来，大家看着那四个字，心里那种自豪感真的没法用语言形容。

主席之所以拒绝改名，其实还在于他始终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位置。那个时候，不少地方确实想用领袖的名字命名，但都被主席给拦回去了。除了刘志丹和左权这两位牺牲的将领，主席几乎不允许用活人的名字命地名。

李达后来在湖南大学当校长，一直干得很起劲。他经常跟学生们讲，咱们学校这四个字是怎么来的，主席为什么不让改名。他想让学生们明白，最好的纪念不是把名字刻在石头上，而是把那股子求是创新的精神传下去。

湖南大学的历史确实够久，从北宋的岳麓书院算起，千年文脉一直没断过。在李达这位老哲学家手里，学校不仅保留了古书院的那种清雅，还多了很多现代革命的气息。

那时候的老师和学生，生活虽然清苦，但精气神儿特别足。大家聚在岳麓山下，读着主席推荐的书，讨论着新中国的未来，那种纯粹的学术氛围和理想主义，让那个时代的湖南大学成了很多年轻人向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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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这辈子，跟主席吵过架，脱过党，也重新入过党，但他心里最佩服的始终是那个在香山拉着他在一张床上睡觉的润之。他晚年经常提到那次改名的风波，觉得自己当时确实考虑得浅了，主席看问题的深度确实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到了1966年的时候，那段日子对李达来说非常艰难。他一生坚持讲真话，哪怕是面对老战友也不习惯拐弯抹角。即便在那种局势下，他心里想的依然是那些哲学理论，依然是这所学校。

李达走的时候是76岁，那个夏天的长沙热得人心慌。他这一辈子，从佃农家庭走出来，去日本留学，回来建党，最后把心血全洒在了教育事业上。他虽然没能让湖南大学改名成功，但他却让这所学校刻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

现在的湖南大学，校门上的那四个字依然在阳光下闪着光。很多游客路过那里都要停下来拍张照，大家谈论起主席的题字，都会竖起大拇指。这种文化底蕴，确实是任何虚名都换不来的。

这事儿在后人看来，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告诉大家什么叫真正的廉洁和自律。名声这东西，不是靠改个校名就能留住的，得靠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的事。

那张主席睡过的床，那份没通过的改名报告，还有那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李达老先生要是知道现在的湖南大学发展得这么好，估计在九泉之下也能欣慰地笑出声来了。

这辈子，李达总算是没白活。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伙，跟对人很重要，但守住那份初心更重要。

杨得志这辈子枪林弹雨的，见惯了大世面，可提到主席对待名利的态度，心里那是打心底里服气。

当年李达想改名，结果被主席硬邦邦顶了回来，这事儿在那一辈老革命心里，那就是一杆标杆。

李达后来在武汉大学继续搞他的哲学，1966年8月24日走的时候，心里估计还记挂着当年的那些辩论。

至于那个想改名的念头，早就随着岳麓山的清风散了，留下的只有主席亲手写的四个大字，硬生生地挂在学校大门口，告诉后人什么叫真正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