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断然拒绝蒋介石的劝诱后，提出要前往延安，毛主席致电回复：需先答应3个条件

陈独秀先生，他是乱世之中的“觉醒者”，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
一九三七年，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大门缓缓推开，白发苍苍的陈独秀终于出来了！
所有人都在看，这位曾经的领袖在日寇铁蹄之下，到底会倒向哪一边？
蒋介石又是封官又是送钱，结果却被他一顿臭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1

一九三七年8月，陈独秀走出监狱的那一刻，南京城的大小报纸都炸了。
国民政府那天其实挺尴尬，老蒋原本想借着抗战的名头搞个大赦，顺便把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前辈收编了。
特务头子跑去跟陈独秀说，只要他点头，劳动部部长的位子就是他的，还有10万大洋的党费。
陈独秀当时就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斥责说蒋介石杀了他两个儿子，两家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他明确表示自己绝不会为了这几块臭钱去给老蒋装点门面，更不会当他的走卒。
这份骨气在那个为了生存可以随时倒戈的年代，简直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
既然南京待不下去了，他那颗心其实早就飞到了西北的那片黄土地上。
他托人给老朋友带话，说自己想去延安，想在那边继续干革命。
那时候的陈独秀，虽然不再年轻，但那股子书生报国的热血一点没凉。
蒋介石一看这招不行，又换了个法子，想出钱请他另立门户，结果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陈独秀在南京没待几天就动身去了武汉，一路上不断有人打听他的去向。
老百姓都在议论，这个带头闹革命的老头子，下一步到底要去哪。

02

在武汉的时候，陈独秀见到了自己的学生罗汉，这学生跟延安那边关系挺熟。
陈独秀在那间局促的屋子里，跟罗汉聊了很久关于抗日救国的事。
他告诉罗汉自己现在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但愿意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尽一份力。
罗汉听了这话心领神会，立马奔向陕西，在西安见到了林伯渠。
林伯渠当时也非常重视，毕竟陈独秀的身份太特殊了，处理不好就是大问题。
延安那边的毛主席很快就接到了请示电报，对于这位曾经的教导者，主席的心情很复杂。
主席跟张闻天几个人商量了很久，最后拟定了一份回电，定下了三个硬杠杠。

第一条就是要陈独秀公开承认加入托派是错误的，并声明脱离关系。
第二条和第三条则是关于拥护统一战线和实际表现的。
一九三八年9月，罗汉带着这三条条件回到了武汉，神色显得有些沉重。
陈独秀看完电报，眉头拧成了个疙瘩，心里那股子倔劲儿上来了。
他跟罗汉抱怨说自己不知道错在哪了，叫他平白无故认个错，比杀了他还难受。
其实后两条他都举双手赞成，唯独这第一条，成了他心里一个过不去的坎。
在他看来，自己这辈子问心无愧，如果为了进延安就写检讨，那就不是陈独秀了。
这事儿就这么僵在了半空，谁也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很快就失控了。

03

就在陈独秀还在为那份检讨纠结的时候，延安那边飞回来一个人，这人就是王明。
王明一回来，口气大得惊人，直接在报纸上公开点名，说陈独秀是汉奸。
他还言之凿凿地宣称，日本人每个月给陈独秀300块钱的津贴，这就是铁证。
这消息传到陈独秀耳朵里，他气得手都在发抖，这简直是莫须有的罪名。
所谓日本人给的钱，其实是文化界一些同行凑的路费，为了接济大家往后方撤离。

这笔钱清清楚楚，每一分都有去向，怎么到了王明嘴里就成了卖国钱。
陈独秀在武汉那间漏风的房子里，无奈地写下了一首诗，把自己比作白发老书生。
他看透了那些弯弯绕绕，觉得去延安的事儿恐怕是没戏了。
他告诉身边的人，能回去固然好，但如果非要泼一身脏水，那这延安不去也罢。
此时的武汉也是风雨飘摇，日军的飞机天天在头顶上乱窜，老百姓都忙着逃难。
陈独秀深感生活压抑，那几个特务像苍蝇一样天天在门口转悠，让他恶心透了。
他最终决定带着家小，顺着江水往上走，去四川找个安静地方。
这一走，基本上就宣告了他与那些风云人物彻底断了联系。
他那孤傲的背影，在夕阳下显得特别凄凉，却又透着一股子绝不低头的狠劲。

04

一九三八年8月，陈独秀辗转来到了四川江津，在一个叫石墙院的地方住了下来。
那里的日子苦得超乎想象，山路崎岖，连买袋盐都要走上半天。
陈独秀晚年身体垮得厉害，整天病歪歪地躺在竹床上，连翻身都费劲。
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借着去重庆办事的机会，专门坐船赶到江津来看他。
两个人在那间阴暗的土屋里见了最后一面，屋里连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
周恩来还是想拉他一把，语气诚恳地请他去延安，说大家伙儿都欢迎他。
陈独秀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苦笑着摆了摆手，拒绝了这份好意。
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脾气又臭，去了延安如果开会闹翻了，反而坏了大家的情分。
他坦言自己这辈子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与其去延安当个花瓶，不如死在这山里。
周恩来看他主意已定，长叹了一声，临走前硬是在桌上留下了100块银元。
陈独秀却像被烫着了一样，非叫人把钱还回去，说这钱得留给烈士家属。
这种固执让在场的人都有些无奈，这人到了这步田地，怎么还这么见外。
周恩来走后，陈独秀在那间屋子里待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他在江津这些年，写了不少学术著作，那是他最后的一点精神寄托。
外面的仗打得热火朝天，他却只能在这狭小的院子里，跟贫困和疾病死磕。

05

在江津最后的日子里，陈独秀的生活简直就像一场关于自尊的极限挑战。
国民政府那边后来又寄来两万块稿费，放在那时，那是天大的一笔钱。
潘兰珍看着家里快揭不开锅了，想动这笔钱，却被陈独秀严厉地制止了。
他瞪着眼睛吩咐妻子，这笔钱就是死也不能动，因为那是从那些人手里流出来的。
甚至连叛变了的张国焘寄来的5000块，他也是看都不看，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他晚年几乎是靠着几个学生偶尔接济的微薄饭菜度日，但他心里那杆秤一直没歪。
到了临死的前几天，他神智都有点糊涂了，嘴里还在嘟囔着那些学术上的词儿。
一九四二年5月27日，这位曾经掀起惊天浪潮的老人，在那间石墙院里悄无声息地走了。
走的时候，身边除了几个亲人，连个吊唁的朋友都没几个。

他的一生，在那一刻终于画上了句号，没带走一分钱，却留下了一身的清白。

这份执拗，这辈子算是让他吃尽了苦头，但也让他成了一块没人能啃得动的硬骨头。
在那场乱哄哄的岁月里，能像他这样到死都不低头、不伸手的人，真的不多了。
陈独秀这人，活得真是个明白人，也真是个苦命人。
他这一辈子，从北大到监狱，从巅峰到谷底，最后在这山沟里守着那点穷讲究，倒也是一种圆满。
那些想收买他的、想诬陷他的，最后估计都看傻了眼，谁能想到有人真能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
也就这么短短几十年，他把一个读书人的风骨，硬生生地刻在了历史的石碑上。
一九四二年江津的那阵风，吹散了他的最后一口气，却吹不散他那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余响。
这故事吧，说到底就是个骨气的事儿，陈独秀最后死在那儿，其实已经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