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抱团”不只是签约:从中铝×招商轮船到中远海运集运×徐工,供应链竞争正在升维
信德海事/陈洋
过去一段时间,两份发生在不同产业链条上的合作协议,如果放在同一张“全球供应链压力图谱”里审视,会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方向性: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跨境链条更长更复杂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的关键变量,正在从“有没有货、有没有船、有没有价格优势”,转向“能否把供应链做稳、做韧、做可控”。
一份是招商轮船体系内的香港明华与中铝物流签署几内亚项目合同,核心指向西非矿产回运的“安全通道”;另一份是中远海运集运与徐工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围绕科技创新、跨境物流服务、绿色供应链、海外业务协同、数字化平台共建等方向深化合作。两者所处场景不同:前者更贴近大宗资源与回运通道(进),后者更贴近高端制造出海与项目交付(出);前者强调“运回国”的稳定性,后者强调“交付到现场”的确定性。但它们共同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当全球物流从“效率竞争”进入“韧性竞争”,航运与物流如何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运营的底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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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合作的共同点:从“运输关系”走向“供应链伙伴关系”
从合作目标看,这两类合作都不再把“运输”当作孤立的执行环节,而是把它视为决定海外项目成败、决定出海节奏与风险暴露的关键变量。中铝物流相关人士在公开场合直言,海外矿产项目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资源端是否能“挖得出”,更取决于能否“安全及时地运得回”。而徐工这类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出海逻辑同样如此:工程机械尤其是大件、特种设备单票价值高、交付窗口紧、目的地工况复杂,一旦物流链条波动,影响的不只是运输成本,而可能直接牵动海外项目履约、施工进度与品牌信誉。于是,“供应链稳定性、可预测性、交付确定性”自然被抬升为共同的核心命题。
这种命题变化进一步推动合作关系的升级。过去较长时间里,货主与船东(或物流服务商)之间更多是一种基于运价与资源调配的交易关系,强调效率与成本最优;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单点最优往往无法抵御系统性波动。中铝方面提出要从传统“零和”的甲乙方关系转向“价值共创、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新型伙伴关系,强调需要一整套高效、韧性、稳定、协同、可持续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徐工与中远海运集运的合作升级也呈现同样轨迹:双方并非从零开始谈战略,而是在多年项目化协同中——包括重大件运输、特种箱资源配置、端到端组织、以及在特殊时期通过专班与绿色通道保障重点项目交付——对彼此能力、机制与响应速度进行了验证。框架协议的意义,在于把这种“打硬仗”的经验固化为常态化机制,使临时性的资源协调升级为可复制、可扩展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更重要的是,双方对合作成效的评价标准正在发生结构性迁移。中铝方面明确提出,船东与货主的合作不应仅以运费价格为尺度,而应综合考量供应链的稳定性、时效性、响应速度与绿色环保价值。徐工的诉求则更集中在“交付确定性”和“项目可控性”。这些看似不同的指标,背后指向同一类“新KPI”:在全球波动环境中提供确定性的能力。由此,行业竞争也必然从“运价竞争”走向“确定性交付能力竞争”,并且会越来越频繁地体现在长期合作机制、深度协同安排以及更强的资源与节点控制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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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合作映射的三大趋势:数字化、资产化、绿色化同时加速
当“确定性”成为核心目标,供应链协同的第一条路径几乎必然是数字化的深化。中铝方面提出推动货船双方数据深度对接与共享:船东开放更丰富的航行数据,货主分享生产与库存计划,共同构建一个透明互信的供应链“数字孪生体”,以实现协同决策。徐工与中远海运集运将“数字化平台共建”写入合作方向,其本质同样是把供应链从“看得见”推进到“算得清、协同快、可预警、可优化”。当数字化从可视化走向共同决策层,航运物流企业的角色就会发生质变:不再只是运力提供者,而更像供应链运营与组织能力的提供者,能够把计划、装载、在途、异常处置与交付节点串联为可管理的系统。
第二条趋势是供应链的“资产化”与“长期化”。中铝方面提出可共同探讨资本运作、投资专用船舶、绿色动力船舶或关键物流节点设施,打造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这一判断触及了当下跨境供应链的真实处境:外部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会更愿意用长期安排换取可控能力。徐工与中远海运集运的合作虽更强调端到端交付与平台共建,但重大件与特种箱能力本身具有明显的资源属性与组织门槛,越是高价值、强交付约束的货种,越需要更稳定的运力与节点保障。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货主+航运+物流+金融/保险”协同的组合式安排——不再仅是订舱与运费,而是通过运力、节点与机制的共同设计,把跨区域、长链条的不确定性压缩到可管理的范围。
第三条趋势是绿色化从“理念”向“硬约束”演进。徐工与中远海运集运把绿色供应链明确写入合作方向;中铝则把绿色环保价值纳入合作评价标准。其背景是国际市场的合规要求、客户ESG偏好、绿色融资约束与品牌竞争的叠加,正在把绿色从“加分项”推向“门槛”。对航运物流企业而言,绿色能力也会从船舶端延伸到物流端:绿色航运产品、低碳运输方案、可核证的减排归属机制,以及贯通海运—港口—陆运的整体能效管理,都将成为与高价值制造业客户长期绑定时不可或缺的能力组件。
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系统性确定性”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Aleh Tsyvinski近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介绍到,其团队借助机器学习识别相关关键产品,提出“关键供应中断指数”,发现关键物资供应链受到冲击更严重、恢复更慢、稳定周期更长。原因在于关键物资通常具备四个特征:国家安全关联度高、经济关键性强、替代性低、对外依赖高。一旦发生重大地缘政治或经济冲击,消费品供应链可能“弯而不断”,而关键物资供应链则可能出现长期、深度的持续扰动。
其表示,未来定义经济安全的,不再主要是消费品贸易是否更快更便宜,而是关键物资能否被“可靠、可控、可持续”地获得与运输。
如果把这两份合作放进更宏观的产业坐标系里,其意义不仅在于“央企之间/央企与国企之间签了什么”,而在于它们揭示了中国企业出海进入“工程化、体系化、长期化”阶段之后,对供应链底座提出的共同要求。资源型央企的海外项目,真正的竞争力不再只在资源端禀赋,也在回运体系是否稳定、是否可控;高端制造企业的国际化,越深入越需要端到端交付能力作为底盘,物流必须前移到战略层;航运物流央企的增长逻辑,也不再仅靠运力规模,而更依赖产业深度绑定与供应链组织能力的提升,争夺的是产业链“组织者”的位置。
在这一语境下,香港明华与中铝物流的合作,更多体现的是战略资源回运链条的“通道化+体系化”;中远海运集运与徐工的合作,则更像是高端制造出海的“交付体系化”。二者共同构成了同一张图景: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全球环境中,航运与物流不是被动的成本项,而是主动的竞争力来源;稳定供应链不是运营层面的诉求,而是企业全球化的战略命题。
一些更现实的判断:未来的“稳定供应链”不会更便宜,但会更值钱
在行业层面,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现实是:稳定本身并不是免费的。更高的确定性往往意味着更强的资源冗余、更深的节点控制、更复杂的协同机制与更高的管理密度。它可能让单位运输成本看起来“不够极致”,但会显著降低总成本的不确定性,并提升项目履约与交付的可预测性。对全球化运营而言,这种“可预测性”往往比单票节省更有价值。
同样值得强调的是,航运物流企业的护城河正在从“规模与价格”转向“组织与解决方案”。船舶与航线依然重要,但更稀缺的是能否把复杂问题工程化解决:从计划到执行、从异常到恢复、从单票到体系、从运输到交付。当客户的痛点从“运费贵”转向“交付不确定”,行业的竞争焦点也必然随之迁移。
最终,全球供应链竞争会越来越像“体系对体系”。当对手不只是某个制造商或某家船公司,而是一整套跨区域的供应链系统时,单点优势会被稀释,系统协同能力会被放大。央企与国企之间的协同价值,也正在于用体系能力对冲外部波动,以更强的供应链组织与保障能力,为国家战略资源与中国制造的全球布局提供更高确定性。
从中铝×招商轮船的“资源回运安全通道”,到中远海运集运×徐工的“高端制造全球交付体系”,我们看到的不是两起孤立的签约新闻,而是一条正在加速成形的趋势线:航运与物流正在从运输竞争走向供应链能力竞争;中国企业出海正在从产品输出走向体系输出;稳定供应链正在从运营诉求走向战略命题。对行业而言,真正值得关注的,往往不是“谁又签了一份协议”,而是这些协议背后正在被重新定义的合作边界、能力边界与竞争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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