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新四军史》《陈毅传》《苏北抗日根据地史》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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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的安徽泾县茂林，9000名新四军将士在弹尽粮绝中做着最后的抗争。
项英、袁国平等新四军将领相继遇难，军部几乎全军覆没。
半年前，陈毅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渡过长江，成立了苏北指挥部。
1940年7月的这个战略行动，让3个纵队9个团7000余名将士得以避开了这场血腥屠杀。
当皖南的战友们在茂林浴血奋战时，陈毅正在江北盐城的华中总指挥部中焦急等待着消息。
这个看似偶然的历史巧合，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的重大分歧。
陈毅的坚决北渡，不仅拯救了数万将士的生命，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珍贵的火种。
然而，当1941年1月14日皖南的枪声终于停息，当传来项英、袁国平等将领遇难的消息时，陈毅看着电报上那些令人心碎的文字，眼中闪过的不只是悲伤，更有一种历史责任的沉重感……
【一】战略分歧下的生死抉择
1940年上半年，新四军内部围绕发展方向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
这场争论的核心，是要继续留在相对安全的皖南山区，还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向敌后发展。
早在1938年2月15日，伟人就明确指示项英、陈毅："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
同年5月4日，伟人再次致电项英："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这就是著名的第一个"五四指示"。
然而，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兼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对这些指示始终犹豫不决。
他担心深入敌后缺乏山地依托，部队难以生存发展。项英的这种保守思想，在新四军内部造成了严重分歧。
作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决策。
他深知，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靠固守一隅，必须主动出击，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陈毅的战略眼光体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中。早在1938年10月，他就亲自到长江边实地察看，确定以长江中的扬中县作为北渡的跳板。
他部署新四军挺进纵队尽早拿下扬中，为将来的北渡做准备。
1939年5月，陈毅再次到已经占据长江北岸的挺进纵队视察。
通过深入了解苏北的敌友我情况，他制定了"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
所谓"联李"，就是联合地方实力派、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孤韩"，就是孤立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
为了实现向北发展的方针，陈毅不失时机地抓住李明扬要求新四军帮助运送子弹的机会，派第四团团部和第二营去江北，成为最早北渡的新四军苏皖支队。
这一步棋为后来的大规模北渡奠定了基础。
项英对陈毅的这些行动并不完全赞同。他多次给中央发电报，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叶挺则明确表示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作为党外人士，他的意见影响有限。
1940年5月，当中央再次明确指示新四军要"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时，陈毅激愤地对项英说："项英既不去皖北，又不来茅山，竟这样目无中央！他赖在皖南，按兵不动，犹疑不决，到现在还五心不定，将来一定会输得干干净净！"
这句话后来被证明是何等的预言性。
陈毅的判断基于对战略形势的深刻分析：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皖南地区四面环山，一旦被包围就是死地。
只有向北发展，才能与八路军连成一片，形成战略优势。
【二】渡江北上的历史壮举
1940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在中央的再三催促和战略形势的逼迫下，陈毅终于下定决心，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实施了一次改变历史的渡江行动。
这次渡江并非一蹴而就。早在此前，陈毅就派遣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过江北上，形成了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茅山——东路——苏北，这就是陈毅精心设计的发展蓝图，与中共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行动方针完全一致。
1940年7月7日，苏北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江都县政府在塘头成立，第一任县长惠浴宇。
7月8日，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其第二团、新六团和江抗第二团等主力部队从三江营渡江，来到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胜利会合。
这次会合标志着新四军江南主力和指挥部的工作重心正式转移至苏北地区。
7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江都塘头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正式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指挥兼参谋长，刘炎和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
苏北指挥部下辖3个纵队，总兵力7000多人。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飞，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刘先胜。
整编后，苏北指挥部随即发布政治动员令，提出团结、抗战、反顽口号。
这次渡江北上的战略意义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它不仅是新四军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也是整个华中抗战格局的重要变化。
苏北地区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向南可以与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
控制苏北，对于发展和积蓄抗战力量、打击日寇、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敌具有重要意义。
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虑，中共中央一再要求新四军向苏北发展。
陈毅深谙此理。他在苏北的第一步就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通过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新四军在苏北迅速扎下了根。
到1940年底，苏北指挥部已经发展到近万人，控制了大片根据地。
【三】黄桥决战奠定华中根基
陈毅率部渡江北上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如何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围攻下站稳脚跟。这个考验很快就来了。
1940年9月初，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不甘心新四军在苏北的发展，开始调集兵力，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
韩德勤集中其大部兵力，共26个团3万余人，分三路向新四军占据的黄桥地区进发。
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陈毅和粟裕并没有选择退避，而是决定在黄桥地区与韩德勤决战。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陈毅的统战工作在这时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前期的"击敌、联李、孤韩"方针，新四军成功地争取了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等地方实力派保持中立。
当韩德勤要求这些部队配合进攻时，他们要么消极应付，要么干脆拒绝执行命令。
9月30日，韩德勤部开始进攻。陈毅在黄桥以西约20公里的严徐庄"总领全局"，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战斗。
新四军采取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以黄桥为轴心，巧妙地分割敌军。
战斗的激烈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国民党军虽有数量优势，但指挥失当，兵分多路，给了新四军各个击灭的机会。
新四军首先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顽军中路的右翼独立第六旅，接着歼灭中路的左翼第三十三师，最后三个纵队合力全歼第八十九军军部和第三四九旅大部。
在这次战斗中，国民党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战败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
这是新四军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之一，也是陈毅指挥艺术的光辉体现。
黄桥战役的结果令人震惊：新四军以7000余人的兵力，歼灭国民党顽军1.1万余人，俘虏4000余名，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新四军自身伤亡仅900余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更重要的是，黄桥战役的胜利为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10月11日，新四军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在东台县白驹镇会师，这标志着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连接。
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
至此，陈毅不仅成功地在苏北站稳了脚跟，还成为整个华中地区抗日武装的主要指挥员之一。
陈毅对这次胜利充满豪情，他赋诗一首："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这首诗生动地表达了他对华中抗战新局面的喜悦和对未来的信心。
正当陈毅在苏北如鱼得水地发展根据地时，皖南的形势却急剧恶化。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这道命令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要把新四军赶出江南根据地。
陈毅和刘少奇看出了其中的阴谋，多次致电项英，敦促皖南部队尽早北移。
他们还在江北无为成立了由曾希圣任指挥长的渡江指挥部，并派江北游击纵队政治委员孙仲德率2个营到无为东乡策应渡江。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名义复电，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但要求给予充足的时间和路线保障。
然而，国民党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强硬。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准备集中第三、第五战区主力，第一步先"肃清"江南新四军，第二步"肃清"所有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
项英依然在犹豫。直到12月28日，他才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
这条路线比直接北渡要绕远得多，而且要经过国民党军的控制区。
1941年1月4日夜，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终于从云岭出发。
此时距离"皓电"规定的期限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国民党军队早已完成了包围部署。
1月6日，当新四军队伍进入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远在江北盐城的陈毅，通过电台密切关注着皖南同志们的动向。
当1月9日收到皖南被围的消息时，他和刘少奇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此时的他们除了焦急等待，已经无能为力。
然而陈毅最终制定的决策却救下了他麾下的9个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