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第三个孩子
我叫陈梅，今年三十五岁，曾经是市一中最好的语文老师。现在，我是个全职妈妈，照顾三个孩子。三个都是痴呆儿。
第三个孩子确诊那天，是个阴沉的下午。张浩，我丈夫，站在儿童医院遗传科的走廊里，背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诊断报告从他手里飘下来，像一片枯叶，落在我脚边。
“21-三体综合征，唐氏儿。”那个戴金丝眼镜的老医生推了推眼镜，声音平静得残忍，“发病率随母亲年龄增长而提高，三十五岁以后风险明显增加。你们可以考虑做一些遗传咨询...”
“我们做过了！”张浩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两次！前两个孩子出生后我们就做过了！我和我妻子，我们俩的染色体都正常！正常！”
“有时候，只是概率问题。”医生避开他的目光，低头整理病历。
“概率？”张浩笑起来，笑声干涩，“百分之二的概率，让我们撞上三次？医生，你觉得这合理吗？”
医生不说话了，办公室里只剩下空调嗡嗡的声音。
我弯腰捡起那张报告，纸很轻，在我手里却沉得拿不住。唐氏综合征，典型面容，智力障碍，发育迟缓...这些词我太熟悉了，熟悉到能背出来。老大张明，今年八岁，不会说话，不会自己吃饭。老二张亮，六岁，能说几个单词，但大小便不能自理。现在老三，张星，才一岁三个月，又一张同样的诊断书。
三次怀孕，三次期待，三次心碎。
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个孩子哭了，妈妈轻声哄着。那是个正常孩子，哭声响亮，中气十足。我怀里的小星很安静，只是睁着那双典型的、略微上斜的眼睛看着我，小手抓着我的一缕头发。
“回家吧。”我说，声音哑得自己都认不出。
张浩没动，坐在地上，双手抱头。他今天穿了那套深灰色西装，是阿玛尼的，去年升任公司副总时买的。现在西装裤的膝盖处沾了灰，头发乱了，领带歪了。
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张浩，那个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在年会上谈笑风生的张浩，现在像条被打断脊梁的狗，瘫在医院冰冷的地板上。
“张浩，”我蹲下来，碰了碰他的肩膀，“回家。”
他抬起头，眼睛里的光碎了，一片一片的。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目光移到我怀里的小星身上，又移开。
“陈梅，”他说，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孩子，是我的吗？”
空气凝固了。走廊里的嘈杂声突然远去，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很重，很慢。
“你说什么？”我的声音很轻。
“我说，小星，是我的孩子吗？”他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动作很慢，很用力，像要把什么拍碎，“前两个，我都认了，概率问题，我认了。但第三个，陈梅，第三个！”
他一把从我怀里夺过小星，动作有点粗暴。小星被吓到，哇地哭起来，典型的、微弱的哭声，像小猫叫。
“你看看他！”张浩把孩子举到我面前，脸涨得通红，“跟老大老二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医生说这是概率问题，好，我信。可这概率是不是也太他妈的巧了？啊？”
“张浩，你冷静点。”我去抱孩子，他不给，抱着小星退后两步。
“我很冷静，”他说，声音却在抖，“我很冷静地在问你，陈梅，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
“啪！”
那一巴掌，是我打的。用尽全力，打得我手掌发麻，打得他脸偏向一边，打得小星哭声骤停。
走廊里的人都看过来，目光像针，扎在我身上。
张浩慢慢转回头，左脸上五个指印慢慢浮现。他看着我，眼神陌生，像在看一个不认识的人。
“好，”他说，把小星塞回我怀里，“好。”
然后他转身走了，西装的背影挺得笔直，脚步很稳，一步一步，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抱着小星，站在原地。小星不哭了，只是抽噎，小手抓着我胸前的衣服。我低头看他，他也在看我，眼神纯净，无知，无辜。
老大是男孩，八年前出生。怀孕的时候，张浩刚升部门经理，我还在教书。孕期一切正常，胎动有力，产检全都过关。分娩很顺利，七斤二两，哭声洪亮。
直到三个月后，我发现不对劲。明明的眼神不会追着东西看，抱他的时候，身体软得像没有骨头。六个月，不会翻身。一岁，坐不稳。
我们跑遍了全市的医院，最后在北京确诊：21-三体综合征，唐氏儿。
张浩当时抽了一夜的烟，天亮时，眼睛布满血丝，他说：“梅梅，没事，我们好好养。我们还年轻，还能再生。”
两年后，老二亮亮出生。这次我们做了羊水穿刺，染色体检查显示正常。我和张浩抱在一起哭，以为噩梦结束了。
亮亮六个月时，我开始觉得不对。和明明一样的眼型，一样松软的肌肉张力。一岁确诊，还是唐氏。
这次张浩没抽烟，他把自己关在书房一整夜。第二天出来，第一句话是：“梅梅，我们离婚吧。你找个正常人，生个正常孩子。”
我打了他一巴掌，和今天一样用力。我说：“张浩你王八蛋！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吗？你说离就离？”
他没还手，只是说：“那就不离。但我们不生了，再也不生了。”
亮亮两岁那年，我意外怀孕。发现的时候已经三个月了。张浩要我打掉，我不同意。那天我们吵得很凶，结婚以来最凶的一次。
“陈梅你疯了吗？”他砸了茶几上的烟灰缸，玻璃碎了一地，“前两个还不够吗？你还想要第三个？”
“万一这个正常呢？”我哭着说，“万一呢？”
“没有万一！”他吼，“医生说了，是概率问题！概率！我们已经连续两次中了那百分之一的概率，你还想再试一次？”
“可他是条命啊！”我护着肚子，“他是我们的孩子！”
“打掉！”张浩红着眼睛，“我说，打掉！”
我没打。我搬去了我妈家，住了三个月。张浩每周来看我一次，带着明明和亮亮。两个孩子见到我，明明傻笑，亮亮流口水。我给他们喂饭，擦口水，换尿布。张浩就坐在旁边看着，不说话。
六个月时，我们又去做了羊水穿刺。结果出来那天，医生看着报告，皱起眉。
“染色体数量正常，”他说，“但...有些片段有异常。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会导致疾病。”
“什么意思？”张浩问。
“意思是，孩子可能正常，也可能不正常。要等出生后才能确定。”
回家路上，张浩开着车，一言不发。等红灯时，他突然说：“梅梅，如果这个还是...我们就离婚吧。真的，我累了。”
我看着窗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每个人都有去处。只有我们，卡在这个红绿灯路口，前进不得，后退不能。
“好。”我说。
小星出生时，我和张浩的关系已经缓和了。他陪产，握着我的手，在我耳边说“加油”。小星出来的那一刻，哭声很响，护士说：“恭喜，是个男孩！”
我和张浩对看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希望。也许，也许这次真的正常了。
第一个月，小星看起来很正常。吃奶有力，眼睛有神。第二个月，能抬头。第三个月，会笑。
直到第六个月，我发现他的眼睛，和明明、亮亮越来越像。那种略微上斜的眼角，那种眼距稍宽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我不肯相信，拼命在网上查，说有些正常孩子也有这些特征。张浩不说话，只是看着小星，眼神越来越沉。
一岁时，小星还不会爬，坐不稳。我们带他去医院，同样的科室，同样的医生，同样的诊断。
现在，我抱着小星，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天快黑了，走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惨白的光。小星在我怀里睡着了，呼吸均匀，小脸安详。
他不知道，他的人生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判定为残缺。
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刚才问，他是不是亲生的。
他不知道，他的母亲，此刻抱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手机响了，是我妈。
“梅梅，结果出来了吗？”我妈的声音小心翼翼。
“嗯。”
“...怎么样？”
“唐氏。”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是我妈的抽泣声：“怎么会...怎么会三个都是...老天爷啊...”
“妈，”我说，“今晚我带孩子们去你那儿住。”
“好，好，来，妈给你们做饭。”
挂了电话，我抱着小星站起来。腿麻了，差点摔倒。扶着墙站了一会儿，等血液重新流通，才慢慢往外走。
医院门口，张浩的车还停在原地。他坐在驾驶座上，车窗开着，手指间夹着烟，烟灰积了很长一截，要掉不掉。
我走过去，敲了敲车窗。
他转过头，脸上已经恢复了平静，那种职场精英的平静，看不出情绪。
“我带孩子去我妈那儿住几天。”我说。
他点点头，没说话。
“你...”我想问他去哪儿，但没问出口。
“我回公司，”他说，声音平淡，“有个项目要赶。”
“好。”
我转身要走，他突然叫住我：“陈梅。”
我回头。
“做个亲子鉴定吧。”他说，眼睛看着前方，不看我，“三个孩子，都做。如果是我的，我认。如果不是...”
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明白。
我看着他的侧脸，那张我爱了十三年的脸，此刻陌生得让我害怕。我想问他，张浩，你还记得吗，我们大学时，你在宿舍楼下等我，一等就是两小时。记得我们结婚时，你紧张得戒指都戴错了手指。记得明明出生时，你抱着他，手在抖，笑得像个傻子。
那些日子，是真的吗？
“好。”我说，抱着小星，转身离开。
他没再叫我。
我走出医院，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起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孤单。小星在我怀里动了动，咂了咂嘴，继续睡。
这孩子，什么都不知道。
也好。
什么都不知道，也许比较幸福。
回到家，我妈已经做好了饭。明明和亮亮坐在儿童椅里，我妈在喂明明吃饭。明明八岁了，还要人喂，自己不会拿勺子。他吃得满身都是，呵呵傻笑。亮亮好一点，能自己用手抓，但也抓得乱七八糟。
“回来啦？”我妈看我一眼，眼圈就红了，“吃饭吧，饭还热着。”
我把小星放进摇篮，洗了手，坐下吃饭。明明看到我，高兴地挥手，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亮亮比较安静，只是看着我，然后继续抓碗里的饭。
“张浩呢？”我妈问。
“回公司了。”
“他...没说什么？”
“说了，”我扒了口饭，食不知味，“要做亲子鉴定。”
我妈手里的勺子“哐当”掉在地上。
“他...他什么意思？”我妈声音在抖。
“就那个意思。”我放下碗，没胃口了。
“混账东西！”我妈猛地站起来，气得浑身发抖，“他怎么敢说这种话！怎么敢！”
“妈，”我看着明明和亮亮，两个孩子被吓到，愣愣地看着我们，“别说了，孩子看着呢。”
我妈看了看两个孩子，眼泪就下来了。她弯腰捡起勺子，去厨房洗，水开得很大，哗哗的，掩盖了她的哭声。
晚上，哄三个孩子睡下，已经十一点了。明明和亮亮睡一个房间，两张小床。明明睡得很沉，亮亮会踢被子，我每晚要起来好几次给他盖。小星睡在我旁边的摇篮里，呼吸很轻。
我妈敲门进来，端着杯热牛奶。
“喝点，好睡觉。”
我接过来，握在手里，暖暖的。
“梅梅，”我妈坐在床边，看着我，“妈问你，你跟妈说实话。这三个孩子...”
“是张浩的。”我说，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妈，我跟了张浩十三年，从大学到现在。除了他，我没别人。”
我妈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点点头：“妈信你。可是梅梅，三个孩子都这样，这...这不正常啊。医生说是什么概率问题，可这也太巧了...”
“我也觉得不巧，”我说，“可检查结果就那样，我和张浩的染色体都正常，医生说就是运气不好。”
“那现在怎么办？”我妈握住我的手，“张浩要做亲子鉴定，这要是做了，你们这日子...”
“做吧，”我说，“不做，他心里这个坎过不去。做了，至少能证明我的清白。”
“可是梅梅，就算做了，证明孩子是他的，又能怎么样呢？”我妈眼泪又下来了，“他心里已经怀疑了，这根刺扎进去了，拔不出来了啊。”
我知道。我都知道。
可我能怎么办？
第二天，张浩发来微信，说已经联系好了鉴定中心，下周一去。我回了个“好”。
周末两天，张浩没出现，没打电话，没发微信。周一早上，他开车来接我们。见到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见到三个孩子，眼神复杂。
鉴定中心在城东，一家看起来很正规的机构。工作人员很专业，态度温和。先是抽血，我和张浩，还有三个孩子。亮亮怕疼，抽血时哭得撕心裂肺，张浩抱着他，轻轻拍他的背，嘴里哼着歌。那歌是我怀孕时他常唱的，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
我别过脸，眼眶发热。
抽完血，还要取口腔黏膜细胞。明明不配合，一直挣扎，张浩按着他，我掰开他的嘴，工作人员才能取样。整个过程，明明一直在哭，在挣扎，声音嘶哑。
全部弄完，已经中午了。工作人员说，五个工作日出结果。
走出鉴定中心，张浩说：“我送你们回去。”
“不用，”我说，“我们打车。”
“陈梅，”他看着我，“我们还没离婚，我还是你丈夫，是孩子们的父亲。”
“你还记得啊。”我说，声音很轻。
他沉默了。
最后我们还是上了他的车。一路上没人说话，只有车里音响在放轻音乐，钢琴曲，悠扬，舒缓，和车里压抑的气氛形成讽刺的对比。
到了我妈家楼下，我带孩子下车。张浩也下来，打开后备箱，拿出两个大袋子。
“给孩子的，”他说，“奶粉，尿不湿，还有几件新衣服。”
“谢谢。”
“陈梅，”他叫住我，“如果...如果孩子是我的，我...”
“你怎么样？”我转身看着他。
“我...”他张了张嘴，最终摇摇头，“没什么。结果出来我告诉你。”
他开车走了。我看着车尾消失在拐角，抱着小星，领着明明和亮亮上楼。
五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明明感冒了，发烧，咳嗽，我整夜整夜不敢睡，守着他。小星半夜哭闹，亮亮也跟着哭，三个孩子一起哭，我抱抱这个，哄哄那个，手忙脚乱。
我妈帮我，但她年纪大了，熬不了夜。几个晚上下来，我和她都累得脱了形。
第四天晚上，明明烧退了，睡得很安稳。我坐在他床边，看着他熟睡的脸。八岁的孩子，因为唐氏，看起来只有四五岁大。睫毛很长，像张浩。鼻子也像，挺挺的。
如果，如果没有这个病，明明应该上小学二年级了。他会背书包，会写字，会交朋友，会回家说“妈妈我今天考了一百分”。
可现实是，他八岁了，不会说话，不会自己吃饭，不会上厕所。他的人生，还没开始，就已经看到了尽头。
手机亮了，是张浩的微信：“明天结果出来，上午十点，我去接你。”
我看着那条信息，看了很久，然后回了一个字：“好。”
第五天早上，我起得很早。给三个孩子穿好衣服，喂了饭，跟我妈交代了几句。九点半，张浩准时到了。
他看起来也没睡好，眼下有黑眼圈，胡茬没刮干净。看到我，点点头，没说话。
去鉴定中心的路上，依旧沉默。这次连音乐都没开，车里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到了中心，工作人员递给我们一个密封的文件袋。
“结果都在里面了。”工作人员说，眼神里带着同情。
我和张浩对看一眼，都没伸手去接。
最后是张浩接过来的。他拆开文件袋，抽出里面的报告，厚厚一沓，每份报告对应一个孩子。
他先看老大的，看了很久，手指捏着纸的边缘，捏得发白。
然后看老二的。
最后看老三的。
看完，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空洞，像被抽走了魂。
“怎么样？”我问，声音在抖。
他把报告递给我。
我接过来，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住。翻到最后，结论那一栏，每个都一样：
“经DNA比对，支持张浩是张明的生物学父亲。”
“支持张浩是张亮的生物学父亲。”
“支持张浩是张星的生物学父亲。”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三个孩子，都是他的，亲生。
我看向张浩，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撑着头，肩膀在抖。我以为他在哭，但抬起头时，眼睛里是干的，红得吓人，但没有泪。
“对不起，”他说，声音嘶哑，“陈梅，对不起。”
“现在你信了？”我问。
他点头，用力地，像要把脖子点断。
“可为什么呢？”他看着报告，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自己，“为什么三个都是？为什么？”
我也想问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我们？为什么是三个？为什么是全部？
从鉴定中心出来，阳光很好，刺得眼睛疼。张浩走在我前面，脚步踉跄，差点摔倒，我扶了他一把。他的手冰凉，在抖。
“回家吧，”他说，“我们回家。”
这个“家”，是指我们的家，那个我们已经快一个月没回去的家。
“孩子在我妈那儿...”
“让妈先看着，”他说，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急切，“我有话跟你说，很重要的话。”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的眼神很复杂，有愧疚，有痛苦，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恐惧，又像...解脱？
“好。”我说。
我们没回我妈那儿，直接回了自己家。一个月没住人，家里落了层薄灰，空气里有股霉味。张浩打开窗户，风吹进来，扬起桌上的灰尘。
“坐。”他说，给我倒了杯水。
我坐下，手里还拿着那份鉴定报告。
张浩坐在我对面，双手交握，指尖发白。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说：
“有件事，我从来没跟你说过。关于我爸，关于我们家。”
“什么事？”
“我爸，是自杀的。”他说，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很重，“在我十二岁那年，上吊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