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那通电话
我至今还记得陈建国给我打来电话的那个下午。那是2013年9月6日，周五，办公室里的挂钟指向四点五十分，离下班还有十分钟。
手机在桌上震个不停，我瞥了一眼，屏幕显示“陈建国”三个字。我接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他带着点急切的、但努力保持平静的声音。
“喂，老李，是我，建国。”
“建国啊，稀客稀客，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我靠在椅背上，把桌上的文件推到一边。说实话，接到他的电话我有点意外。我们俩高中同学，毕业后头几年还聚过几次，后来渐渐就淡了联系。最后一次见面是五年前的同学会，那时候他看上去混得还行，在城南开了家小超市。
电话那头的陈建国清了清嗓子，声音压低了些：“老李，我现在有点急事，想请你帮个忙。”
我心里咯噔一下。人到中年，最怕听到两句话，一句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另一句就是“想请你帮个忙”。前一句往往是推销，后一句嘛，多半是借钱。
“你说，能帮我一定帮。”我话是这么说，手里已经转起了笔。
“是这样的……”他又顿了顿，好像在组织语言，“我老婆那边出了点事，她爸突然中风了，要动手术，医院那边催着交钱。我这边货压得多，现金一时周转不过来，就想……就想跟你倒个短，下个月货款回来马上还你。”
我心里默默算着日子，现在是九月初，下个月就是十月。倒个短，倒个短，我心里嘀咕，这“短”到底是多短？
“要多少？”我直接问。
“九万。”他说得很快，接着又补了一句，“我知道这数目不小，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了，还差这点缺口。老李，咱们高中同班三年，上下铺一年，你还记得不，高二那年你阑尾炎手术，我还替你去食堂打了半个月的饭……”
他提起了往事。确实，我高二那年急性阑尾炎住院，陈建国每天放学就跑到医院给我送作业，还从食堂打了饭菜带过来。那时候他家条件不好，自己都舍不得吃好的，还总给我带肉菜。
“我记得，当然记得。”我叹了口气，“九万……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最好今天能转。医院那边说明天再不交齐，手术就排不上了。”他的声音里带上了哀求，“老李，我知道突然开口不好，但我实在是……”
“行了，别说了。”我打断他，“账号发我，我现在转。”
电话那头的陈建国像是松了一口气，声音都有点哽咽了：“老李，真的，太谢谢你了。我下个月，最迟下个月二十号，一定还你。我陈建国说话算话，要是还不上，我……我天打雷劈！”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我看了看表，“我现在就去银行，你发我账号。”
挂断电话，我坐在椅子上发了一会儿呆。九万块，对我家来说不是小数目。我和老婆刘娟都是普通工薪阶层，我在一家中型企业做财务主管，她在小学教书。我俩省吃俭用这些年，存了点钱，准备给儿子将来结婚买房用。现在儿子李晨刚上大一，这笔钱暂时不动，就放在卡里。
手机震了一下，陈建国的短信来了，是一串银行卡号和开户行信息，还有一句“谢谢兄弟，救命之恩”。
我收拾东西准备提前下班，经过王经理办公室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老李，这么早？”
“家里有点急事。”我说。
“去吧去吧，反正也快下班了。”他摆摆手。
我开车去银行的路上，心里其实有点打鼓。九万块，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万一陈建国还不上怎么办？可转念一想，他老婆父亲生病，这是救命钱，不帮说不过去。而且他提起了当年的事，我要是不借，倒显得我忘恩负义了。
到了银行，柜台已经快下班了。我说要转账，柜员看了我一眼：“李先生，转九万是吧？收款人和您什么关系？”
“朋友，他家里有急事。”我说。
“您确定对方身份可靠吗？最近电信诈骗挺多的。”柜员好心提醒。
“可靠，高中同学，认识二十多年了。”我肯定地说。
转账手续办完，我给陈建国发了条短信：“钱转了，你查收一下，救人要紧。”
他几乎是秒回：“收到了！老李，大恩不言谢，下个月一定还你！替我谢谢嫂子！”
我回了个“嗯”，开车回家。
那天晚上，我和刘娟说了借钱的事。她正在厨房炒菜，锅铲顿了顿，转头看我：“陈建国？就是你那个高中同学？借了九万？”
“他老丈人急病，要做手术，一时周转不开。”我解释道。
刘娟把火关小，擦了擦手：“什么时候还？”
“下个月，二十号前。”我说。
她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你呀，就是心软。九万块，说借就借了，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这不是情况紧急嘛，救命的事。”我走过去帮她递盘子，“再说当年我生病，人家也确实帮过我。”
“行吧，反正借都借了。”刘娟摇摇头，“不过下个月要是还不了，你得去要。这钱是给晨晨准备的，不能就这么没了。”
“放心，建国说了，下个月一定还。”
第二章 失联
十月初，陈建国没联系我。我想着可能他老丈人还没出院，事情多，就没催。
十月中旬，我给他发了条微信：“建国，你老丈人怎么样了？手术顺利吗？”
他没回。
我又发了条短信，还是没回。
等到十月二十号，约定的还款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通了，但没人接。我心里有点不安，但转念一想，也许他在忙，没看见。
晚上又打了一个，还是没人接。
第二天，我让刘娟用她的手机打过去，这次居然直接提示“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我和刘娟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不好的预感。
“停机了？”刘娟的声音提高了八度，“李国强，你看你干的好事！九万块，就这么打水漂了？”
“别急别急，可能他手机丢了，或者换号了没来得及通知。”我说着，心里其实也没底。
“那你给他家里打电话啊！”刘娟说。
我这才想起来，我根本没有陈建国家的电话。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用手机联系。翻遍通讯录，我找到另一个高中同学王海涛的电话。王海涛和陈建国关系一直不错，也许他知道。
电话接通，王海涛听我问起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老李，建国是不是找你借钱了？”
我心里一沉：“你怎么知道？”
“他也找我了，借了三万，说是老丈人生病急用，下个月还。”王海涛叹了口气，“我借了。后来联系不上，我托人打听，听说他超市早就盘出去了，老婆也跟他离婚了。什么老丈人生病，估计是编的。”
我握着手机，半天说不出话。
“老李，你借了多少？”王海涛问。
“九万。”我哑着嗓子说。
电话那头传来王海涛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这么多？你……你借给他了？”
“嗯。”
“那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这钱估计是要不回来了。”王海涛说，“我打听过，陈建国好像欠了不少债，不止我们俩。听说他还借了高利贷，现在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挂断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感觉浑身发冷。九万块，就这么没了？陈建国，那个高中时帮我打饭，大学时写信鼓励我，工作后还一起喝过几次酒的陈建国，骗了我？
刘娟站在我面前，双手叉腰，脸气得通红：“现在怎么办？李国强，你说现在怎么办？九万块啊！晨晨以后买房的钱！”
“我……我去找他。”我站起来，“我知道他以前住哪儿，我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去！”刘娟抓起外套。
我们开车去了陈建国以前住的小区。那是城西一个老小区，房子是九十年代建的，外墙的涂料已经斑驳脱落。我记得五年前同学会，他还说准备换房子，没想到现在还住这儿。
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对门的大妈探出头来：“你们找谁？”
“阿姨，请问陈建国是住这儿吗？”我问。
“陈建国？搬走啦！”大妈说，“上个月就搬了，房子好像卖掉了。你们是他什么人？”
“朋友，有点事找他。”我说。
大妈上下打量我们，压低声音：“他是不是欠你们钱了？来找他的人可不止你们，前前后后来了好几拨了。听说欠了一屁股债，老婆也跟他离了，孩子都带走了。这人啊，看着老实，没想到……”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
回家的路上，刘娟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着车窗外。我知道她在生气，也在心疼那九万块钱。其实我也心疼，但更多的是憋屈，是被背叛的感觉。
晚上，儿子李晨从学校打来电话，说想买台新笔记本电脑，旧的太卡了。要是往常，我肯定说“买”，但现在，我想着那九万块，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晨晨，要不你再等等，爸下个月发了奖金给你买。”
“爸，我们专业要用电脑做设计，这破电脑真的不行了。”儿子在电话那头抱怨。
刘娟抢过电话：“晨晨，听你爸的，再等等。家里最近……有点事。”
挂断电话，刘娟瞪着我：“看见没？就因为你，儿子想买台电脑都买不了。李国强，我告诉你，这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要不回来，我跟你没完！”
接下来一个月，我用了各种方法找陈建国。去他以前的超市，早就换了招牌；问他以前的邻居，都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甚至去了派出所，警察说这是民事纠纷，不归他们管，让我去法院起诉。可起诉需要地址，我连他人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起诉？
十一月底，高中同学群里有人提议年底聚一聚。我本来不想去，但王海涛私聊我：“老李，你来吧，我听说陈建国可能会联系群里的谁。咱们到时候一起问问，说不定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我想了想，答应了。
第三章 第一次同学会
2013年12月28日，高中同学会在城东一家中档饭店举行。来了二十多个人，差不多是当年一个班的一半。
我走进包厢时，已经有十几个人到了。大家互相寒暄，交换名片，谈论着工作、家庭、孩子。有几个混得不错的，说话声音特别大；有几个普通的，就坐在角落里默默吃饭。
王海涛看见我，招手让我坐过去。他压低声音：“我问了一圈，没人知道陈建国在哪儿。倒是有几个人也被他借了钱，有借五千的，有借一万的，都联系不上他。”
我心里稍微平衡了一点——原来我不是唯一被骗的傻子。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更憋屈了。陈建国这是把我们这些老同学当提款机了啊！
饭吃到一半，有人提议轮流说说近况。轮到我的时候，我本来想随便说几句就过去，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我啊，最近被人骗了九万块，正发愁呢。”
桌上一下子安静了。
“被骗了？怎么回事？”有人问。
“陈建国，上个月找我借九万，说是老丈人生病急用，下个月还。现在人不见了，电话停机，房子卖了，老婆也离了。”我说得很平静，但握着酒杯的手在发抖。
“陈建国？他也找我借钱了！”坐在我对面的张伟猛地站起来，“借了两万，也是说老丈人生病！”
“我也被借了五千。”另一个女同学小声说。
“我借了一万。”
“我八千。”
桌上一下子炸开了锅。原来被陈建国借过钱的有七八个人，加起来得有二十多万。大家越说越激动，有人拍桌子，有人骂娘。
“这王八蛋，把我们当傻子耍呢！”
“必须找到他！让他还钱！”
“找？上哪儿找？人都跑没影了！”
“报警！必须报警！”
“报警有用吗？警察说了，这是民事纠纷，不归他们管。”
那顿饭的后半程，完全变成了对陈建国的声讨会。大家互相交换信息，拼凑出一些片段：陈建国的超市半年前就经营不善，他借了高利贷想翻身，结果越陷越深；老婆劝他收手，他不听，最后老婆带着孩子走了；他把能借的人都借了一遍，然后消失了。
“我听说他可能去南方了，广东那边。”有人说。
“也有说去了云南。”
“不管去了哪儿，这孙子别让我碰见，碰见一次打一次！”
我喝了不少酒，回家的路上，刘娟开车，我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的霓虹灯，突然觉得特别累。
“你说，他为什么要骗我们呢？”我喃喃自语。
刘娟冷笑一声：“为什么？为了钱呗。人穷疯了，什么事干不出来？李国强，你就是太容易相信人。现在好了，九万块，够咱们家吃用一年了。”
我没说话。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不明白的是，陈建国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如果他直接跟我说，他欠了债，走投无路，我可能也会借，虽然不会借九万这么多。但他编了个老丈人生病的谎，利用了我的同情心，这让我觉得特别恶心。
从那天起，陈建国成了我心中的一根刺。每次想到那九万块，我的心就揪着疼。那不仅是钱，还有被背叛的屈辱，对自己的愤怒——我怎么会这么傻？
第四章 年复一年
2014年春节，我们家过得有点紧巴。往年都会给双方父母包红包，今年只包了平时的一半。刘娟给她妈买了一件羊毛衫，花了八百，被她妈说浪费钱，让她退掉。刘娟回家就哭了，说长这么大没这么憋屈过。
我没说话，只是抽烟。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
三月，儿子李晨还是买了新电脑，六千块。钱是从刘娟的工资里出的，我的工资要还房贷，还要存起来补那九万块的窟窿。
刘娟说：“不能让儿子在学校里抬不起头。别的同学都用好电脑，就他用个破的，做作业都受影响。”
我说：“我知道。”
但我知道，她心里在怨我。
四月，高中同学群里又有人提议聚会。我没去。王海涛给我打电话：“老李，来嘛，大家聚聚，散散心。”
“不想去，没意思。”我说。
“别啊，你不来，我们骂陈建国都骂不痛快。”王海涛开玩笑说。
但我能听出来，他话里有话。上次同学会后，我们这几个被借钱的人拉了个小群，叫“讨债联盟”，隔三差五在里面骂陈建国，交流有没有新线索。但半年过去了，什么线索都没有。陈建国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不去了，你们聚吧。”我还是拒绝了。
我确实不想去。每次同学会，大家都会提起陈建国，然后一起骂他。一开始，骂他的时候我觉得解气，但骂得多了，我发现其实是在一遍遍提醒自己：你是个傻子，你被人骗了九万块，要不回来了。
2015年，儿子大二，说要报个培训班，学什么平面设计，要交八千块学费。我和刘娟商量了一晚上，最后决定让他报。钱是从定期存款里取的，那本来是给儿子攒的买房钱。
取钱的时候，银行柜员说：“李先生，您这定期还没到期，现在取要损失不少利息。”
我说：“我知道，急用。”
走出银行，我看着手里的八千块钱，突然想，如果陈建国没骗我那九万块，这八千就不用动定期了。如果陈建国没骗我那九万块，儿子买电脑也不用从刘娟工资里出了。如果陈建国没骗我那九万块，今年春节我们可以给父母包个大点的红包，刘娟也不用被她妈说浪费钱了。
想着想着，我蹲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点了一支烟。烟很呛，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2016年，同学会我又没去。但听王海涛说，这次有人带来了新消息：有人在深圳看到过陈建国，他在一家工厂打工，看起来苍老了很多。但等他们顺着线索去找，又找不到了。
“这孙子真能躲。”王海涛在电话里说。
我没说话。其实我有时候会想，陈建国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躲债的日子好过吗？他会不会后悔骗了我们这些老同学？但很快我又会骂自己：李国强，你他妈有病吧？他骗了你九万块，你还替他着想？
2017年，儿子找工作，需要一笔钱打点关系。我和刘娟把最后一点积蓄都拿出来了。那天晚上，刘娟坐在床边，看着存折上只剩下三位数的余额，突然哭了。
“李国强，十年了，咱们家一点钱没存下，全填窟窿了。那九万块，就像个无底洞，把咱们家都掏空了。”
我搂着她的肩，说不出安慰的话。她说得对，那九万块就像一个诅咒，让我们的生活一直缓不过来。
2018年，儿子工作稳定了，我和刘娟的压力稍微小了点。但我们已经老了，我五十了，刘娟也四十八了。同龄人都在计划退休生活，旅游、养生，我们还在算计每个月怎么多存点钱。
同学会我还是没去。但听说，有人在同学会上提议，以后谁也别提陈建国了，没意思。
“提他干什么？影响心情。”有人说。
“就是，为了个骗子，不值得。”
但我知道，他们不提，不代表忘了。那笔债，那些欺骗，就像一根刺，扎在我们这些人的心里，拔不出来，一碰就疼。
第五章 第十年
2023年，距离陈建国借钱已经整整十年。
十年间，我参加了三次同学会，每次都会骂陈建国。同学们都习惯了，我一开口，大家就跟着附和，骂几句，然后转移话题。他们看我的眼神里，有同情，也有无奈——老李又被那九万块折磨了。
今年同学会，我又去了。儿子李晨已经结婚，在省城买了房，我和刘娟帮忙出了首付。压力小了些，但心里那根刺还在。
聚会上，大家聊起近况。有人退休了，有人当了爷爷奶奶，有人生了病，有人发了财。轮到我的时候，我照例说：“我还是老样子，就是想起陈建国那个骗子，心里就堵得慌。九万块啊，放现在得值十几万了吧？”
桌上安静了几秒。张伟打圆场：“老李，都十年了，该放下了。为那种人不值得。”
“放下？你说得轻巧。”我喝了一口酒，“那是我辛辛苦苦攒的钱，他说骗就骗了。我这十年，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
“我们知道，都知道。”王海涛拍拍我的肩，“但老李，你这样折磨自己，不值当。陈建国那孙子，说不定早就遭报应了。”
“报应？我要亲眼看见才信。”我又灌了一杯酒。
那天我喝多了，是儿子来接我的。在车上，我拉着儿子的手说：“晨晨，爸对不起你。要是那九万块没被骗，你结婚的时候，爸能给你多出点钱，你们也不用买那么小的房子。”
“爸，你说什么呢。”儿子无奈地说，“我和小雅现在过得挺好的。那点钱，你别老惦记了。”
“我能不惦记吗？那是我和你妈省吃俭用攒的啊……”我说着说着，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头疼得厉害。刘娟给我端来蜂蜜水，坐在床边看着我：“李国强，我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那张卡，就是陈建国打钱的那张卡，咱们去销了吧。”刘娟说，“那张卡十年没用了，但每年还得交年费。而且每次看到它，你就想起那件事。销了，就当和过去做个了断。”
我愣了一下。那张工商银行的卡，是专门给陈建国转账开的，转完那九万块，里面还剩了几十块零头。后来卡就一直放在抽屉里，再也没用过。每年扣年费，余额越来越少，但我一直没去销户。为什么没销？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不甘心，也许是因为还存着一丝幻想——万一陈建国哪天良心发现，把钱打回来了呢？
“销了吧。”刘娟说，“都十年了，他不可能还钱了。咱们得向前看。”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点点头：“好，销了。”
第六章 销卡
三天后，儿子李晨开车带我去银行。他怕我情绪激动，非要陪我去。
工商银行里人不多，取了号，等了十分钟就轮到我们。柜台里是个年轻的女柜员，戴着眼镜，看起来刚工作不久。
“您好，办理什么业务？”
“销卡。”我把身份证和银行卡递过去。
“好的，请稍等。”柜员接过卡，在机器上刷了一下，看着屏幕，突然“咦”了一声。
“怎么了？”我问。
“李先生，您这张卡里有余额，而且……有点特殊情况。”柜员抬头看我，“系统显示，这张卡从2014年1月开始，每个月5号都会有一笔转账进来，金额不等，有时三百，有时五百，最多的一次一千。最近一笔是三天前，转了五百。累计转入金额是……九万七千六百元。”
我和儿子都愣住了。
“什么？”我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来的，“你说什么？每个月都有一笔钱转进来？”
“是的，从2014年1月5日开始，到现在2023年，每个月都有，很规律。”柜员仔细看着屏幕，“转账备注只有两个字：‘还钱’。”
我感觉腿有些发软，重新坐回椅子上。儿子扶住我的肩：“爸，你没事吧？”
“能……能查到是谁转的吗？”我的声音在发抖。
“我看看。”柜员又操作了一会儿，“转账方账号显示是个人账户，户名是……陈建国。”
陈建国。
这三个字像一把锤子，狠狠砸在我心上。
“不可能……”我喃喃自语，“他骗了我，他跑了，他怎么可能……”
“李先生，这张卡您还要销吗？现在余额是九万七千六百四十二元三角五分。如果把十年的年费扣除，实际转入金额应该是超过了十万。”柜员说。
“不销了，先不销了。”我说，“能……能打印一份流水明细吗？从2014年1月开始的。”
“可以，请稍等。”
等待打印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脑子一片空白。儿子站在我身边，握着我的肩，我能感觉到他的手也在抖。
柜员把一叠厚厚的流水单递给我。我接过，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纸。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2014年1月5日，转入500元，备注：还钱
2014年2月5日，转入300元，备注：还钱
2014年3月5日，转入300元，备注：还钱
每个月5号，有时300，有时500，有时800。最少的一次是2014年4月，只有200元。最多的一次是2019年8月，转了1000元。
十年，120个月，一个月不落。
最近一笔是三天前，2023年12月5日，转入500元。
“十年……”我盯着那些数字，眼睛开始模糊，“他一直在还钱……每个月都还……”
“爸，你看这里。”儿子指着流水单最下面的一行小字，“有留言，持卡人可查看。”
“什么留言？”
“就是账户留言，您可以在自助机上查看。”柜员说。
“我要看，现在就看。”我站起来，因为起得太猛，眼前黑了一下。
儿子扶着我来到自助服务机前。插入卡，输入密码，选择“查看账户留言”。
屏幕跳转，出现了一段文字：
“老李，我是建国。当你看到这段留言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对不起，十年前我骗了你。我老丈人没生病，是我欠了高利贷，被逼得走投无路。我想过死，但想到还欠着你和其他同学的钱，我没脸死。
这十年，我一直在南方打工。先在工地，后来在工厂，什么活都干。每个月发工资，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转钱。钱不多，但我尽力了。其他同学的钱，我也在还，一个一个还。王海涛的三万，去年还清了。张伟的两万，前年还清了。你的最多，所以我最后还。
老李，我知道你恨我。同学会上你骂我的话，有人转告我了。你骂得对，我是骗子，我活该。我不求你原谅，只求你把钱收下。这是我欠你的，我必须还。
如果有一天，这张卡被销户了，说明你看到了这段话。那我就安心了。
最后，再说一声：对不起。
陈建国
2023年11月30日”
我看着屏幕，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三遍。然后我蹲在地上，用手捂住脸，泪水从指缝里涌出来。
“爸……”儿子也蹲下来，拍着我的背。
“我……我一直骂他……骂了十年……”我哽咽着说，“每次同学会都骂……我说他是骗子，不得好死……我说他要是敢出现，我打死他……”
“爸，别说了。”
“可他一直在还钱……一个月几百块，还了十年……”我抬起头，脸上全是泪，“他得打什么工，才能每个月挤出这些钱？他吃什么？住哪儿？他怎么过的这十年？”
我想起同学们传的消息：有人在深圳看见陈建国在工厂打工，苍老了很多。有人听说他在工地搬砖，睡工棚。有人说他一天打三份工，累得住院了。
我以为那是他活该，是他骗人的报应。
可现在我才明白，那十年，他是在用最笨的方法，一点点偿还他欠下的债。
“我当年真傻……”我喃喃道，“我应该相信他的……他说下个月还，我不该那么急……我应该给他点时间……”
“爸，这不怪你。”儿子扶我起来，“他骗你是事实，你生气是应该的。”
“可他一直在还啊……”我看着手里的流水单，那一笔笔转账，就像陈建国这十年走过的路，一步一个脚印，艰难但坚定。
我突然想起，2016年，有同学说在深圳看到陈建国，他在一家工厂打工，看起来苍老了很多。那时候我们都骂他活该。2018年，有人说陈建国在工地摔伤了腿，躺了两个月。我们说他报应。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消息说陈建国失业了，在街头摆摊。我们说他自作自受。
原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用最恶毒的话，骂一个在默默还债的人。
“我要找他。”我突然说，“儿子，我要找陈建国。他现在在哪儿？他留言说‘可能已经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爸，你别急，我们慢慢找。”儿子说，“先回家，跟妈商量一下。”
回家路上，我一直在看那张流水单。十年，120个月，九万七千六百元。他不仅还了本金，连利息都算进去了。
“他为什么不跟我说？”我问儿子，“他要是告诉我他在还钱，我就不会……”
“也许他觉得没脸说。”儿子开着车，声音很轻，“也许他想等还清了再说。也许……他怕你不接受。”
回到家，刘娟看我眼睛红肿，吓了一跳：“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把流水单和留言的事告诉她。她看着那些转账记录，沉默了很久。
“十年……”她轻轻说，“一个月几百块，他这十年过得是什么日子啊。”
“我要找到他。”我说，“我必须找到他。”
第七章 寻找
我联系了王海涛，把陈建国还钱的事告诉了他。电话那头，王海涛半天没说话。
“老李，你确定是建国？”
“确定，银行流水，还有留言，都是他。”我说。
“操！”王海涛骂了一句，不知道是骂陈建国，还是骂自己，“我那三万，他去年还清了。但我不知道是他……那是个陌生账号，转进来三万，备注‘还钱’。我以为是哪个客户打错了，还打电话去银行问。银行说是正常转账，我就……我就收下了。”
“张伟呢？他知不知道？”
“我问问。”
十分钟后，王海涛回电话：“张伟说，他前年收到两万，也不知道是谁转的。我们俩都以为是哪个忘了的借款，或者天上掉馅饼……”
“他给所有人都还了。”我说，“一个一个还。我的最多，所以最后还。”
电话那头传来王海涛沉重的呼吸声：“这孙子……这孙子……”
“我要找到他。”我说，“留言里说‘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我担心他出事。”
“我帮你找。”王海涛说，“我有个表弟在深圳公安局，我让他帮忙查查。”
三天后，王海涛带来消息：陈建国在深圳，但具体情况不清楚，只有一个暂住地址，是两年前的。
“我表弟说，可以试着联系当地派出所问问，但需要时间。”
“等不了，我要去深圳。”我说。
“老李，你别冲动。深圳那么大，你去哪儿找？”
“我有地址，我去看看。”
刘娟和儿子都劝我，说我年纪大了，一个人去深圳不安全。但我坚持要去。最后儿子说：“爸，我陪你去。正好我年假还没用。”
我们买了第二天的机票。在飞机上，我一直在想，见到陈建国要说什么。骂他？不，我骂了十年，骂够了。谢谢他？可他骗了我，我不能谢他。那说什么？我不知道。
也许，我什么都不用说，只需要看看他，看看那个用十年时间还债的老同学，现在是什么样子。
深圳是个繁华的城市，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我们按照地址找到那个地方，是一个老旧的城中村，房子挨着房子，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挂在头顶。
地址上写的是307房。我们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对门出来一个老太太，打量着我们：“你们找谁？”
“阿姨，请问陈建国是住这儿吗？”我问。
“陈建国？搬走啦，上个月就搬了。”老太太说。
“搬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是租房的，说走就走了。”老太太摇摇头，“不过那孩子挺可怜的，一个人住，身体好像不好，经常咳嗽。上个月咳得厉害，房东怕他死在屋里，就让他搬走了。”
我心里一紧：“他身体不好？什么病？”
“不知道，就是咳，有时候咳得整栋楼都能听见。”老太太叹气，“也是个苦命人，一天打两三份工，天不亮就出门，半夜才回来。我问他怎么这么拼，他说欠了债，要还钱。唉，这年头，欠债还钱的人不多了。”
我和儿子对视一眼。儿子问：“阿姨，您知道他可能去哪儿了吗？或者，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联系方式？”
“没有。不过他有时候会去前面的社区卫生站拿药，你们可以去问问。”
我们谢过老太太，去了社区卫生站。卫生站的医生听说我们找陈建国，推了推眼镜：“陈建国？是不是高高瘦瘦的，四十多岁，说话带点口音？”
“对，对，就是他。”我连忙说。
“他上个月来过，咳得厉害，我让他去大医院看看，他不去，说没钱。”医生从抽屉里翻出一本病历本，“喏，这是他留下的，说改天来拿。结果一直没来。”
我接过病历本，手在抖。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
陈建国，男，45岁。主诉：咳嗽、胸痛三个月。
诊断建议：疑似肺癌，建议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
下面是一串潦草的字，但能看清：我没钱，不治了。病历本别扔，我改天来拿。
“肺癌……”我喃喃道，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爸！”儿子扶住我。
“医生，您知道他可能去哪儿了吗？”我问，声音在发抖。
医生摇摇头：“不知道。不过他说过，他在西乡那边的一个工地干活，你们可以去看看。”
第八章 工地
西乡离市区很远，我们打车过去，花了快两个小时。那是一片正在开发的新区，到处都是工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我们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地问：“请问有个叫陈建国的在这儿干活吗？四十多岁，高高瘦瘦的。”
问了三四个工地，都没人认识。第五个工地，一个戴安全帽的工头听了，想了想：“陈建国？是不是湖北人？”
“对，对，他是湖北人！”我连忙说。
“他以前在这儿干过，但上个月走了。”工头说，“他说身体不舒服，干不动了。我还劝他去医院看看，他咳得厉害。”
“您知道他住哪儿吗？或者去哪儿了？”
工头摇头：“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工人都是临时工，今天来明天走的，不固定。”
走出工地，天已经黑了。深圳的冬天不冷，但风很大，吹在脸上像刀割。
“爸，天黑了，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明天再找。”儿子说。
“再问问，再问问。”我不死心，又走进旁边的工地。
这个工地正在赶工，晚上也在施工。我拦住一个看起来像工头的人，又问了一遍。
“陈建国？你说老陈啊！”这个工头居然认识，“他在我们这儿干过几个月，后来病了，就走了。”
“您知道他住哪儿吗？或者有没有他的电话？”
“电话没有，住哪儿也不知道。不过他有个老乡也在这儿干活，我带你去找他。”
工头带我们找到一间工棚，里面挤了十几个人，汗味、烟味、脚臭味混在一起。一个黑瘦的男人正蹲在地上吃泡面。
“老王，有人找陈建国，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工头问。
老王抬起头，打量着我们：“你们是……”
“我是他同学，从老家来的。”我说。
老王放下泡面，站起来：“建国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