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拔苗时代”选择深耕：一位退休校长与扶鹰的“慢养育”实验

　　在神木的教育版图上，王鲜鲜的职业生涯像一棵深深扎根的树。四十二年，从乡村小学教师到管理近五千师生的校长，年轮里刻满了数字：77个班级，4470名学生，218名教师。这些数字丈量着一位教育者的耕耘深度，却也在她52岁那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手术刀下的抉择

　　转折始于身体发出的警报。十年前，一年内两次心脏介入手术，将王鲜鲜从她奋战了半生的校长办公桌前，强行推离。

　　躺在病床上，王鲜鲜的思绪飞回了学校。“我管着四千多名学生。校长有病，不就耽搁那四千多个家庭、四千多个孩子了吗？”这种“耽搁别人”的愧疚感，压过了病痛本身。

　　她先后四次向教育局领导申请辞去校长职务。第四次申请时，局长终于同意了。

　　辞职后的日子，是另一种煎熬。早晨八点，她在公园里溜达，会下意识地想：这个时候，语文老师该上什么课了？九点钟，她又会挂念：数学课进行到哪个环节了？这种刻进骨子里的职业节律，在空旷的退休生活里发出巨大的回响。

　　“我才52岁，就这样每天出来在公园里溜达一会儿，直到生命结束吗？”她问自己。跳跳广场舞、打打小牌的退休图景，让她感到一种窒息般的“无用”。“我还得做一件事情。”这个念头越来越清晰，“还是放不下自己的教育情怀。”

　　手术前的一个细节，始终烙印在她心里。当她被救护车送到急诊室，心跳每分钟199次，血压已经量不到时，县医院的内科主任对着还不想离开办公室的她喊道：“你是不要命了吗？”主任后来对护士说：“当医生的、当老师的，真的太伟大了，我们都是为着别人，总把自己抛在后面。”

　　这句话，成了她教育信仰的又一次确认。“我们当老师的，或许只是点燃了一点微光，却可能照亮一个孩子通往未来的长路，怎么能放下呢？”

　　“打激素”还是“给养分”？

　　王鲜鲜重新出发的方向，让很多人意外。以她的资历和资源，开办K12课外辅导班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市场广阔，见效快，成绩单上的分数进步就是最好的广告。但王鲜鲜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也更难的路：投身0-7岁的早期教育。这一选择，源于她接触并深入学习扶鹰教育后，对教育本质的重新审视。扶鹰教育让她深刻理解：真正的教育，不应仅仅追逐分数，而应着力于点燃孩子生命的内驱力，培养他们自动自发、终身成长的精神品质。

　　“我认为这类课（K12）是给孩子打激素。”谈起泛滥的课外补习，她的比喻一针见血，“这一定会有副作用。”这个判断，基于她多年的讲台观察和她自身家庭的坚持。“我家的两个孩子从没有报过补习班。”在她看来，孩子们每天在校学习七八个小时，已经足够辛苦。更重要的是，她对补习的效果抱有深刻的怀疑。“你想，一个知识点在课堂上40分钟都没学明白，指望补习班老师在不了解孩子基础的情况下，用更短的时间帮他补起来，这现实吗？”

　　在她心中，比短期提分更重要的，是守护孩子完整而丰盈的童年，奠定一生发展的精神根基。她常对焦虑的家长说一句刺耳但真诚的话：“你的钱没有了，可以再挣；孩子的时间耽搁了，就回不来了——18岁的盛夏只有一次，12岁的春风不会重来。那些被‘鸡娃’填满的时光，不是日历上撕掉的纸，而是生命河流里永远错失的机会。”在她看来，用透支孩子不可再生的童年时光，去换取可能微薄且短暂的分数提升，是本末倒置，更与扶鹰所倡导的“培养内心充盈、自动自发的人”的教育本质背道而驰。

　　十年早教，静待花开

　　王鲜鲜将自己的早教事业定义为“拉长时间看效果”的课程。这不仅是教育理念，更是需要十年如一日的职业信仰。这份信念，在疫情三年间经历了最真实的考验——家长们的信任未曾动摇，时间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今年四月，在扶鹰家庭教育培训的会场上，一位母亲激动地迎上来抱住她：“王校长，我一定要抱抱您、谢谢您！”王鲜鲜怔了一下，努力回忆——眼前这位母亲的孩子，曾在王鲜鲜的早教机构学习，如今孩子已经上初一了。那位母亲迫不及待地分享：“我家孩子在滨河中学，现在经常考年级第一！”

　　更让王鲜鲜触动的是这位母亲提到的另一个名字。“那个孩子和她家孩子不相上下，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王鲜鲜记得那个孩子——当年在早教中心，他并不算显山露水，甚至一度被贴上“普通”的标签。一年级时，他的母亲还曾在校门口焦虑地拉住她，话语间满是疑虑与失望：“孩子上过早教，怎么还被老师看作差生，这早教培养是不是白做了？”如今，这两个孩子的并驾齐驱，成为了“拉长时间看效果”最生动的注脚。

　　王鲜鲜班上还有一个孩子，如今上六年级了。他的数学老师这样评价他：“你是个天生的数学家。”这个孩子已经自学完六年级下学期的数学内容，开始涉猎初中课程，还会兴奋地拉着妈妈讲解：“妈妈，你知道绝对值怎么理解吗？”他眼里的光亮，正是早期教育埋下的种子，在岁月中悄然生长。

　　听到这些故事时，62岁的王鲜鲜眼眶温热。她说：“做早教，就像种树。你无法命令它一夜参天，但你能给它肥沃的土壤、耐心的照料，然后静静等待。我六十多岁了，但每当看到这些孩子眼里有光、脚下有路，我就觉得——这辈子，值了。”

　　从“鼓励贴沙龙”到自驱型团队

　　深入学习扶鹰教育，不仅坚定了王鲜鲜的教育理念，也深刻影响了她的管理与沟通方式。

　　她利用家长等待孩子下课的时间，开办“鼓励贴沙龙”和“父母研修班”，将扶鹰优质的课程内容传递给家长们。三年多来，通过她接触并进入扶鹰体系长期学习的家长超过1150位。一位在县医院工作的妈妈，在学习了扶鹰“看好的、想好的、说好的”的思维方式后，不仅改善了亲子关系，甚至将这种沟通方式用在了自己管理的三十多人团队中，从一个人人“讨厌”的强势领导，变成了下属眼中值得追随的上级。

　　和这位妈妈一样，在团队管理上，王鲜鲜也运用了扶鹰的理念。她深知80后、90后教师的需求：“他们不仅仅在意那点工资，更追求生活的质量，要宽松的工作环境，要美好的工作感受。”她把这些年轻教师看作自己的孩子，凡事商量着来。这种平等尊重，换来了团队的自发动力。老师们会主动利用休息时间给孩子补课，把服务做得比王鲜鲜都精细。她用一句话总结：“先有好的感受，才有好的行为。”这正是她从扶鹰教育中领悟到的，关于关系与动力的核心。

　　那个趴在围墙外听课的女孩

　　支撑王鲜鲜走过四十二年教育生涯的信念，可以追溯到童年。

　　她是家里的老大，出生在陕北贫穷的小山村。九岁之前，每天清晨，她牵着妹妹的手，像两个小小的影子，紧紧贴在学校围墙的土坯上。教室里传来琅琅读书声时，她就踮起脚尖；下课铃一响，便拉着妹妹“连滚带爬”地躲开。那段时光，知识的声响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直到一个平凡的下午，一位老师走到她母亲面前，说出了改变她一生的话：“看到你们家这个大女儿是真心想念书。实在不行，让她带着妹妹一起来上课吧——妹妹站在她桌子旁边，我帮忙照应着。”

　　那只伸向她的手，从此成为王鲜鲜心中“教师”的全部定义：那是善意照进现实的一束光，是平凡生命里不平凡的担当，是一个孩子命运可能被改变的起点。这份被温柔托举过的记忆，让她在心里种下一个朴素的愿望：“将来，我也要成为这样的老师，让更多像我一样趴在墙头的孩子，能够堂堂正正地走进教室。”

　　多年后，当她成为校长，这个画面依然是她教育信念的源头活水。在一个雨雪交加的清晨，一位满身泥泞的父亲领着两个男孩站在她的校园里——他们因成绩太差被多所学校拒收，转学无门。雨水顺着父亲花白的鬓角滑落，两个孩子紧紧依偎在他身后。

　　那一刻，王鲜鲜仿佛穿越时光，看到了当年围墙外那个踮着脚尖的自己。

　　“把这两个孩子收下吧。”她没有犹豫，转身对教务主任说，“分到班里去。”

　　身边有老师低声提醒：“校长，他们的成绩只有二三十分，会影响我们学校的考评……”

　　王鲜鲜望着窗外的雨幕，声音很轻却异常坚定：“我们办教育，到底是为了漂亮的数字，还是为了那些站在雨里的孩子？”她顿了顿，“如果连我们都不收，他们还能去哪里？”

　　那天，两个男孩被安排进了教室。王鲜鲜知道，这不会立即改变什么，但至少——有一扇门，为他们打开了。

　　从趴在墙头听课的小女孩，到为别人打开校门的校长，王鲜鲜用四十二年完成了一个温暖的循环。

　　教育是份“良心活”

　　回顾一生，王鲜鲜对年轻的教育工作者只说了一句话：“教育是一份良心活。做这个，我们会有福报的。”

　　这份“良心”，体现在她对K12“激素式”补习的拒绝里，体现在她选择早教这条“慢”道路的坚守里，体现在她对每一个“落后”孩子的不放弃里，也体现在她将扶鹰“关系先于教育”的理念融入家长链接和团队管理的实践里。从管理四千多人的校长，到经营一家早教中心；从追求即时的分数，到相信“拉长时间看效果”；从一个也曾迷茫的母亲，到一个带领上千家长在扶鹰体系中学习“共情”的引路人——王鲜鲜用她的后半生，重新定义了“教育”二字。

　　它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爱的能力的习得；不仅是当下的成效，更是对未来的信心；不仅是对孩子的塑造，更是成人的自我完善。这条路，她走得缓慢而坚定，因为在她心中，教育从来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次需要良心为灯、以爱为伴的漫长耕耘。而扶鹰所倡导的家庭教育理念，如同她手中的园丁工具，帮助她在浮躁的“拔苗”时代，为她所深爱的孩子们，安静而坚定地深耕着一片片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