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真正的“大东西”——记冯骥才先生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楼南面的那座小楼，曾是众星云集的文学圣地。不知有多少新时期文学的重量级作家，如冯骥才、蒋子龙、古华、路遥等，都曾经在这里居住、写稿、改稿，又有多少当代文学名著在这里诞生。

冯骥才老师在这里一住两年，写下《雕花烟斗》等作品，还为出版社组织了篮球队，据说打遍东城区无敌手。前些年有传言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楼和后楼都要拆除，最近又听说不拆了，令我长舒一口气。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小楼，而是一座中国当代文学的博物馆，冯骥才老师称它是“中国最有文化的地方”，越是简陋，越应当保留下来。

1977年，冯骥才与李定兴合写的长篇小说《义和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冯骥才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对如此厚重的文学作品还“高攀”不上。

1986年，我到北京上大学，冯骥才老师出版了《三寸金莲》，此后又出版了《阴阳八卦》《神鞭》等小说，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关注、鲜明地域风格和唯美主义倾向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小说，我心目中写得最好的就是冯骥才先生和邓友梅先生。邓友梅先生的代表作《那五》和《烟壶》，我也是上高中以后看的，之后的岁月又重读过多次，至今痴迷不已。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发展如火如荼，城市建设进程轰轰烈烈。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下，这两位倡导探索、新潮、现代的作家，又不约而同地为捍卫传统文化而呼吁、奔走。

天津建城史上有着重要价值的估衣街行将被拆除时，冯骥才老师一方面写文章《老街的意义》，发表在天津《今晚报》上，阐述估衣街的缘起、沧桑经历和厚重积淀，一方面给市长写信，呼吁保留这条老街，同时组织摄影师对估衣街摄像、拍照，为这条历史街区“立此存照”，同时留下街上老居民的口述史，收集这条街上的相关文物，“比如从天津总商会七号院抢救下来两件门楣砖雕和托檐石，很罕见，石件巨大，石色青碧，至少二百斤，上有文字图案，十分考究”，还有“一组砖雕为博古图案，朴厚凝重，臌亨饱满，具有老商业建筑的审美特征”。

我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其实是具有现实关怀和学术关怀的两重性的，他们的价值不只在于思想，亦在于行动。知识分子通过文化行动，履行他们的社会良心与文化责任。像冯骥才老师，不只是思想者，更是行动派，他以自己的行动，去抢救濒危的文化遗产。

思想需要勇气，行动更需要勇气。冯骥才老师的思想与行动力一直令我感到震撼与钦佩。

2003年，我曾为花山文艺出版社主编《文化札记簿》丛书，第一位约稿对象就是冯骥才老师，这才有了冯骥才老师的《思想者独行》一书。冯骥才老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表露自己：“我喜欢行动，不喜欢气球那样的脑袋，花花绿绿飘在空中。我喜欢有足的大脑，喜欢思想直通大地，触动大地。不管是风风火火抢救一片在推土机前颤抖着的历史街区，还是孤寂地踏入田野深处寻觅历史文明的活化石，惟有此时，可以同时感受到行动的意义和思想的力量。”

二

那时我读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除了冯骥才老师《手下留情》《抢救老街》等，还有清华大学陈志华老师《楠溪江中游古村落》等等。这些书籍，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写作。

2001年起，我开始了我的大地旅行，在体验山川风物的同时，接受民间文化的浸染。出于对沈从文的热爱，我先去了湘西，后来又去西藏，继而走遍江南的山地，到访过许多古村落，这才有了我的《蓝印花布》一书。

2003年，我去天津找冯骥才老师，在他位于小白楼的家里第一次见到冯老师。我们聊了许多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事，他谈到了他在各地的见闻，谈话中充满忧思。

当时，我没好意思请冯骥才先生为《蓝印花布》一书写序，但不久之后，友人应红转来了冯骥才先生为此书撰写的序言《文化的情怀》，我想应当是应红邀请他写的。

于是，这本设计漂亮、图文并茂的书中，有了冷冰川的插图，有了摄影家李玉祥的摄影，如今又有了冯骥才先生的序言，堪称完美了。只是我的文字，还不够火候，配不上如此强大的阵容和如此精美的设计。现在我时常想，我若能像莫言、余华、毕飞宇、东西等作家那样，在30多岁时能写出成熟的作品就好了。

我写作起步的水平低，进步慢，一直“悔其少作”，所幸冯骥才老师不嫌弃这一点，在序言中充满了对我的热情鼓励：

“从他前几本《遗址——废墟上的暗示》《凤凰——草鞋下的故乡》等等到《蓝印花布》，我看到一个年轻的文化人正在一步步走进文化传统的腹地。我也巴望他忽然转过身，伸开双臂，展开胸膛，保卫和呵护他所珍爱的一切。”

从那以后，我持续着这样的写作，尤其在古城和古建的保护方面，我一直与冯骥才老师战斗在一个战壕里，尽管我只是散兵游勇，全凭个人的喜好率性而为，而从未编入过冯骥才老师的“正规军”。

2006年，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套四册的《祝勇文化笔记》，都是“新瓶装旧酒”，用“新散文”的写法写传统，其中有一本《再见，老房子》，就是为这些历史老建筑写下的挽歌。2013年，这本书更名为《十城记》，列入《祝勇作品系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三

2020年，冯骥才老师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描述了一群艺术家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的生命历程。他们有不同的人生选择，也因此而演绎出截然不同的命运。

同年10月，我应邀前往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为冯骥才先生的新书发布“站台”。那一天是网络直播，我与冯骥才先生对话，由我们的老朋友、主持人朱迅担任活动主持。

许多年不见，那天冯骥才老师一看到我，第一句话竟然是：“祝勇还没长大呢。”其时，我已年过半百，可在冯骥才老师眼里还是个小孩子。的确，那一年，冯骥才老师已经78岁了，可以说已入耄耋之年，但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个精力充沛、创造力不衰的艺术家。

也是这一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故宫六百年》一书。2021年1月5日，冯骥才老师给我发微信说：“正在读你的书，写得真好，我学到很多东西。”还很可爱地手捧我的《故宫六百年》拍了一张照片发来。6月20日他又在微信中说：“读了你关于故宫书法一书，你的故宫系列是真正的高雅的深度的故宫读本。”10月18日他在微信中再次说：“刚看到你在天府（讲坛）讲故宫。你才是真正的故宫人。”我在天府讲坛的这次演讲其实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不知他从哪里搜出了这场演讲的视频，可见他一直默默地关注我的写作与活动。

2021年11月4日，冯骥才老师给我发来微信说：“广阔、全面、深厚的积累与修养使你一定能写出迥异他人的大东西。你要找到这个大东西。”

冯骥才老师的这句话，是期望，是鼓励，是提醒，也是引领。它让我不要再满足于目前的写作，而去寻找那个“迥异他人的大东西”。

是的，不同于之前的作品，我必须去寻找那个“大东西”了。我这样给自己设立下目标。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故宫博物院在午门展厅举办了《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大展，我邀冯骥才老师来看展，后来看到观众要排队数小时看《清明上河图》，又劝冯骥才老师别来了。冯骥才老师在微信里回道：“虽然无法看，但这么多人热爱古典经典亦十分欣慰了！我的博物馆还要做一阵子，做好一准儿请你来呢。”

就在这一年，我完成了一部以故宫文物南迁为主题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国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冯骥才老师期望的那个“大东西”，但在我的写作历程中，这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一部作品。

而冯骥才老师，则在这一年完成了一件至为重要的作品，一个真正的“大东西”，就是他在微信里说到的博物馆——天津大学冯骥才博物馆。

这是冯骥才老师倾心打造的博物馆群，收藏了冯骥才老师收藏的历代雕塑、年画、民俗文物等数千件藏品，是冯骥才老师毕生致力于保护民族历史和文化记忆的重要成果，是他毕生所写的最恢宏的一部“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