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站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如何为未来五年谋篇布局、凝聚共识?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将呈现怎样的新图景?产业格局又会迎来哪些确定性趋势?
新年开局,《产联会客厅》推出《预见2026》专题,我们将对话多位财经学者与市场观察家,力图穿越短期波动与市场噪音,共同探寻中国经济的深层脉动、产业跃迁的清晰轨迹与未来发展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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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青春
本期对话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劳动经济学家冯帅章教授。在他看来,平台就业正经历从“线下集聚”向“线上辐射”的结构性跃迁,而产业升级与教育改革的深层联动,将成为应对未来就业挑战的核心路径。
冯帅章进一步指出,在技术迭代加速的2026年,比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回归人的基础能力——思考、沟通与持续学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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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联会客厅:您曾指出,“基于位置”的平台就业(如网约车、外卖)吸纳就业已趋于饱和,而“基于云端”的就业(如直播、知识服务)潜力更大。展望2026年,这种结构性分化会如何演变?
冯帅章:我觉得这种趋势会继续。平台灵活就业的发展趋势非常迅猛,并将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之所以认为基于云端的灵活就业潜力更大,一方面是因为这类就业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全国甚至全世界)把需求和供给链接起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基于信息传播而非必须面对面),更容易产生新的需求和服务内容。
随着平台灵活就业的占比进一步提升,政策应重点关注两点:一是对于平台企业的服务和监管,二是对平台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劳动权利、长期职业发展等问题。
产联会客厅:展望2026年,您认为哪些正在经历“数智化”或“绿色化”改造的传统产业,最有可能成为承接劳动力的“新容器”?这类转型对劳动力的技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冯帅章:传统产业升级必将对于劳动者在技能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将更有可能适应这些要求。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从根本上是教育和人力资本培育的问题,应该从娃娃抓起。
根据“赫克曼曲线”和大量的已有实证研究,如果在儿童期间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或其他种种原因导致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偏低,那么进入成年人后再进行技能培训等投资可能不会产生很明显的效果。建议政府将就业问题和教育问题更加紧密结合起来通盘考虑。
产联会客厅:在您看来,像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发展更多会集聚于一线城市,还是会为县域经济带来新的产业机遇?
冯帅章: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必然具有较高的聚集性和集中度。具有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优势的一线城市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产联会客厅:您曾指出,部分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是青年就业压力的根源之一,并建议高等教育应更注重质量而非数量。在2026年,您认为推动高校专业动态调整、实现人才供需适配,最迫切需要突破的机制瓶颈是什么?
冯帅章:我认为应该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突破的机制瓶颈是能否赋予高校更多自主决策的空间,这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专业调整这一个单一维度。
理想状态下,各高校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不应该追求统一标准千篇一律。对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来说,应尽量宽口径,重点培养学生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核心能力而不是过于强调某些特别的专业知识。而对于职业学校来说,应该更好对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
产联会客厅:在人工智能加速应用、就业技能需求快速变化的2026年,除了专业技能,劳动者应着重培养哪些通用能力以保持竞争力?
冯帅章:劳动者应该更加注重基本能力的培育而非特定的专业技能。专业技能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而基本能力使得我们保持学习应变的能力。
例如深入思考的能力、与他人沟通交往的能力、主动识别需求并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些都可以看作通用能力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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