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使参加摩洛哥国王宴会，士兵闯入开枪扫射，众人倒在血泊中

1971年7月10日中午12点，中国驻摩洛哥大使张伟烈带着翻译和商务参赞，准时走进了斯基拉特宫。

这座被大西洋环抱的滨海行宫，正忙着庆祝哈桑二世国王42岁生日，还有他登基十周年的庆典。

宫里挤满了近千名贵宾，内阁官员、高级军官、外交使节全在其中，谁也没料到，半小时后这里会变成夺命战场。

从生日颂到夺命扫射

这场宴会的排场是真不小。

白色大理石宫殿配着马赛克纹饰，回廊绕着喷泉，主厅里的镀金吊灯亮得晃眼。

银质餐具上印着阿拉伯花纹，乐队奏着安达卢西亚古调，侍者端着烤全羊和库斯库斯穿梭。

张伟烈给国王递上了青花瓶国礼，还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祝贺，两人聊起中摩在农业、渔业上的合作，气氛挺热络。

但这热闹背后早藏着雷。

那时候摩洛哥日子不好过，经济没起色，不少人没工作，西撒哈拉的问题又耗了不少军费。

部分年轻军官看国王总忙着外交，觉得他不管民生，心里早就不满了。

叛军头目马德布赫中校攒了1200名官兵，就等着宴会这天动手，想趁机控制所有军政要员。

1点05分，《生日颂》刚唱完，大厅灯光突然闪了几下。

宫外传来噼啪声，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礼炮。

没等反应过来，密集的枪声就冲了进来，玻璃穹顶被打得粉碎，碎片跟着彩带一起往下掉。

数十名戴绿色贝雷帽的士兵踹开门，马德布赫举着冲锋枪喊着“政权更迭”，子弹瞬间扫向人群。

最高法院院长当场中弹倒地，比利时大使和沙特武官想护着国王，也被击中。

一位法国女记者躲在餐桌下，还是被流弹打伤了肩胛。

聂兵杰被身旁的张伟烈本能按住，推向大理石立柱。

热汤溅到张伟烈脸上，他没顾上擦，借着餐桌掩护往侧门爬。

这时候的混乱场面，怕是亲历者这辈子都忘不了。

老兵大使的生存智慧与外交坚守

张伟烈可不是普通人，1938年就参加了新四军，抗战时多次从日军扫荡中突围，对火网的判断特别准。

他发现叛军主力都在大厅北侧，东南角回廊只有三个士兵把守，还老回头看宫内情况。

本来想直接冲过去，但后来发现太冒险，就脱下了显眼的黑色礼服，只穿白色衬衣。

叛军换弹夹的十几秒空档，他拽着聂兵杰借着立柱阴影低姿跑过走廊。

途中一名叛军发现了他们，抬手就要开枪。

张伟烈赶紧用阿拉伯语喊“愿真主赐福”，还指着王宫方向，装作惊慌的文职人员。

士兵愣了两秒，被别处的爆炸声吸引，两人趁机跳出窗外，滚进了灌木丛。

宫外也是一片失序，叛军控制了电台和弹药库，远处能听到坦克轰鸣。

两人翻墙跑到海滩公路，拦下一辆送海鲜的小货车。

司机看着他们满身泥污和血迹，吓得不轻。

张伟烈用阿拉伯语说明身份，又掏出20美元塞给司机，才获准上车。

半小时后到中国大使馆后门，留守人员差点没认出他们，张伟烈的领带没了，裤腿被铁丝划了个大口子，脸上全是汗水和血迹。

使馆里的电话线已经被炮火炸断，短波电台时断时续。

张伟烈没来得及换衣服，就直奔机要室口述电文，说摩洛哥发生政变，国王生死不明，自己已经安全脱险，请国内指示并通报驻阿尔及利亚使馆。

没想到电文还没发完，外部电源就断了，备用发电机也因为缺油停了。

傍晚6点，拉巴特电台播送了“救国委员会公告”，说哈桑二世已经放弃权力。

使馆里人心惶惶，有人建议赶紧焚毁密码本准备撤离。

换谁在那种情况下可能都会慌，但张伟烈判断叛军只控制了首都一部分，外地援军随时会来。

他让所有人武装起来把守围墙，把密码和档案装进铁皮箱埋在花园深处，既做了最坏的打算，也留了最好的期待。

夜里11点15分，收音机里突然传来哈桑二世的声音，说叛乱已经被粉碎，国家恢复秩序。

原来国王趁叛军内讧，带着十余名忠诚卫兵逃出王宫，和郊外的边防团会合，很快夺回了电台、机场和兵营。

马德布赫还被自己的警卫误杀了，这结局确实挺戏剧性。

五小时后，哈桑二世宣布全国戒严，还派王储去各国使馆慰问。

凌晨4点，王储车队到中国使馆时，张伟烈还穿着那件血迹斑斑的衬衣，和王储紧紧握了手。

王储转达了国王的话，感谢中国朋友在危难关头的信任和支持。

这场政变造成92人死亡，157人重伤，死者里有3名部长、4名将军和6名外国使节。

王宫的波斯地毯被血浸透，厚达3厘米，最后只能整块换掉。

事后摩洛哥政府给每位死难者建了纪念碑，王宫回廊还镶了块黑色大理石，刻着牺牲者永垂不朽的字样。

政变后第三天，张伟烈向国王递交了中国政府的正式照会，说中方尊重摩洛哥人民的选择，支持哈桑二世维护国家稳定，愿意提供帮助。

哈桑二世很受感动，把丹吉尔港扩建工程交给中国公司，还划拨土地让中方建新房舍，派了20名留学生去北京进修。

1972年，中国援建的拉巴特会议大厦破土动工，后来成了中摩友谊的象征。

这场政变让我挺多感慨。

和平看着平常，其实特别脆弱，就算在觥筹交错的外交场合，也可能突然被打破。

摩洛哥当年的动荡，根源还是发展没跟上，民生问题没解决，才给了叛军可乘之机。

而张伟烈能脱险，一方面靠的是新四军时期的战斗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懂阿拉伯文化，关键时刻的一句阿拉伯语救了急。

如此看来，外交官不光是和平的使者，还得有临危不乱的勇气和生存智慧。

张伟烈在回忆录里写，那一夜的枪声让他明白，外交官的胸牌上不仅有自己的名字，还有祖国的分量。

这句话说得太实在了，只有祖国强大，人民团结，我们在世界任何角落才能挺直腰杆。

现在的斯基拉特宫已经修缮一新，游客们在卡萨布兰卡海滨眺望它时，可能不知道52年前这里发生过的枪林弹雨。

但那块黑色大理石还在，无声地提醒着人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它需要包容和发展，也需要时刻警惕暗处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