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产业培育的生态之问：如何进化成可持续的产业生态运营模式

【合肥】产业培育的“生态之问”：“以投带引”的合肥模式，如何进化成可持续的“产业生态运营”模式？

摘要

“以投带引”的合肥模式，凭借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闭环，成功培育了以“芯屏汽合”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实现了从科教资源富集地向产业创新高地的关键一跃。然而，这一高度依赖于精准识别、重资本投入和龙头牵引的“猎手”模式，在产业复杂度指数级提升、全球技术竞争范式从“链式替代”转向“生态对抗”的背景下，正面临增长极限。本报告指出，合肥模式的进化方向，在于从“基于项目的产业投资”升维至“基于规则的生态运营”。报告构建了“资本-知识-网络”三螺旋动态模型，诊断出现行模式在“知识创造的网络化不足”、“价值捕获的路径单一”和“风险分散的结构脆弱”三个维度存在深层约束。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与制度创业视角，报告提出以构建“合肥产业创新共同体”为核心载体的进化方案。该方案旨在通过设计“知识贡献的权益化协议”、“开放式创新基座”与“多层次风险缓冲池”，将合肥市政府从“精明的财务投资者”与“强势的招商组织者”，重塑为“创新共同体的架构师”与“生态不确定性的共担者”。这一转型的本质，是推动合肥从依赖少数关键决策与重大项目驱动的“脉冲式增长”，转向依靠多元主体自组织、知识高频重组、资本耐心陪伴的“涌现式繁荣”。

引言：合肥模式的辉煌、语境与隐忧

过去十五年，合肥完成了一次被视为奇迹的产业跃迁。从全球家电制造基地，到“中国IC之都”、“平板显示重镇”及新能源汽车新贵，合肥的产业升级路径被概括为“以投带引”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操作程式可解构为：地方政府以前瞻性产业研判为基础，以国有资本平台为杠杆，通过直接投资或组建专项基金的方式，精准引入处于扩张或转型关键期的行业龙头企业（如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投资不仅提供资本，更是一套包含土地、政策、人才配套的“综合解决方案”，旨在实现龙头项目的落地、生根与裂变，最终带动整个产业链集群的形成。“芯屏汽合”（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融合）战新产业集群的崛起，成为这一模式成功的显性注脚。

合肥模式的卓越之处，在于其打破了地方政府作为“政策土地供给者”的传统角色，主动演变为“产业资本组织者”与“产业风险共担者”。这一模式的成功建立在几个特定历史条件之上：其一，中国处于追赶式工业化后期，存在明确的产业升级“靶心”与可复制的技术路线；其二，国内产业要素（尤其是技术人才、供应链基础）已达到一定阈值，龙头项目的落户能迅速激活存量；其三，地方政府具备罕见的、连贯的战略耐心与专业化研判能力。

然而，当合肥面向以量子科技、空天信息、可控核聚变为代表的“未来产业”布局时，当“芯屏汽合”产业集群需要从“国内替代”走向“全球引领”时，经典合肥模式的适用性开始面临根本性质疑。未来产业的核心特征是“技术路线的高度不确定性”与“市场应用的强涌现性”。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处于成熟扩张期的“龙头”可供引进。技术突破往往发生于高校实验室、小型初创团队或大型企业的边缘探索部门，其产业化路径模糊且漫长。此时，“精准投资”的前提——“精准标的”——本身已不复存在。即便在已成功的“芯屏汽合”领域，集群内部也显现出“龙头强、配套弱”、“制造强、研发弱”、“应用强、基础弱”的结构性风险。集群的繁荣高度依赖于少数几家核心企业的经营状况与技术迭代节奏，一旦外部“断供”或内部技术路线判断失误，整个集群可能面临系统性风险。

因此，本报告的核心命题是：合肥模式如何超越以“引进成熟产业龙头”为核心逻辑的1.0阶段，进化到能够孵化不确定性、培育原创技术、实现生态内物种多样性共生共荣的2.0阶段——即“产业生态运营”模式？解答这一命题，需要对合肥模式的底层逻辑进行理论解构，对其在新的产业竞争范式下的局限进行诊断，并设计一套制度化的进化路径。

第一部分：理论解构——从“产业投资”到“生态运营”的范式迁移

理解“产业生态运营”，首先需要将“以投带引”的经典合肥模式置于更宏大的理论光谱中审视，明确其理论归属与进化坐标。

1.1 “以投带引”模式的理论本质：地方政府主导的“锦标赛招商”与“耐心资本”的复合体

经典合肥模式并非理论原创，而是对多种区域发展理论的极限实践与创造性融合。

发展型政府理论的应用：合肥市政府扮演了“企业家型政府”角色，其产业投资行为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节，更具熊彼特式的“创新”色彩——主动打破既有经济均衡，通过引入新生产函数（新兴产业）来创造新的增长点。政府的“耐心”体现在敢于跨越远超任期的投资回报周期。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在地化实践：模式的核心目标是帮助本地“嵌入”乃至“锚定”全球高技术生产网络。通过引入链主企业（如面板领域的京东方、芯片领域的长鑫），合肥迅速获得了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高级节点位置，并吸引了上下游配套企业追随性集聚，形成地方生产网络。

锦标赛理论的隐性驱动：在中央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围绕优质产业项目的竞争实质是一场“锦标赛”。“以投带引”是合肥在锦标赛中脱颖而出的差异化竞争策略，其成功建立在比其他竞争者更专业、更果断、更能承担风险的决策与执行体系之上。

这一复合体的成功，依赖于一个关键假设：存在可识别的、具有确定性的产业追赶路径与龙头企业标的。政府资本的作用，是弥补市场在跨越巨大固定投资门槛、承担国产化替代初期风险时的“市场失灵”。

1.2 “产业生态运营”模式的复杂系统内涵

当面向未来产业时，上述关键假设失效。产业生态运营模式，建立在截然不同的理论基石之上：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将区域创新视为一个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政府等多元主体构成的，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自适应系统。系统的健康与产出（创新涌现）不取决于某一物种（如龙头企业）的强弱，而取决于物种的多样性、连接的丰富性（知识、资本、人才流动的网络密度）以及系统自身的适应性与韧性。政府的角色从“引入关键物种”转变为“优化生态位环境、促进物种间共生”。

制度创业与共同生产理论：未来产业的技术标准、市场规范、监管框架往往一片空白。生态运营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制度创业”——即共同创造和确立新的游戏规则。这要求政府不再是规则的单一制定者，而是与企业、科研机构共同成为规则的“协作者”与“试验者”。例如，在量子通信产业，需要共同探索保密通信的商业化标准、成本分摊与监管沙盒机制。

期权思维与组合投资理论：面对不确定性，最理性的策略不是押注单一技术路线，而是以较小的成本广泛布局多种可能的技术路径，保持未来选择的灵活性。这要求投资逻辑从追求单一项目的“高确定性回报”，转向追求一个项目组合的“高增长期权价值”。生态运营需要构建能够系统性培育、筛选和放大这些“期权”的机制。

因此，“产业生态运营”模式可定义为：一个以培育区域性创新生态系统为核心目标，通过设计并维护一套激励相容的规则体系（治理层）、建设共享的基础设施与能力平台（设施层）、部署覆盖创新全生命周期的耐心资本组合（资本层），从而系统性降低区域内探索性创新与组合式创新的制度性成本与交易成本，最终实现技术前沿突破与新兴产业涌现的自组织过程。

1.3评估框架：从“资本单轮驱动”到“资本-知识-网络”三螺旋动态模型

为诊断现状与设计路径，本报告构建一个“资本-知识-网络”三螺旋动态评估框架。经典合肥模式可被视为一个以“资本”螺旋为绝对主导、强力拉动“知识”与“网络”螺旋的初始模型。而健康的生态运营模式，要求三个螺旋实现耦合共进。

资本螺旋：评估维度包括资本来源的多样性（国资、社会资本、风险投资、产业资本的比例）、资本投向的阶段分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规模生产的比例）、资本退出渠道的多元性与对再投资的激励性。

知识螺旋：评估维度包括知识创造主体的连接强度（校企联合实验室、人员互聘、专利共同申请的数量与质量）、知识转移与转化的效率（技术合同交易额中本地转化率、衍生初创企业数量）、面向未来产业的基础研究投入与持续力。

网络螺旋：评估维度包括创新网络的密度与结构（不同领域企业间的合作强度、非正式交流社群的活跃度）、全球创新网络的嵌入深度（合肥机构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主导国际标准的情况）、支撑网络协作的共享平台与中介服务的完备性。

一个进化中的“产业生态运营”模式，应呈现三个螺旋的协同增强：耐心资本滋养知识创造，新知识催生新的协作网络，强大的网络又吸引更多元资本的聚集，形成正向循环。

第二部分：合肥模式现状的深度诊断——优势惯性与生态瓶颈

应用三螺旋框架分析，合肥在资本螺旋上建立了显著优势，但知识螺旋与网络螺旋的发展相对滞后，制约了系统的整体进化。

2.1资本螺旋的精密机器与路径依赖
合肥在产业投资领域已建立起一套堪称“精密机器”的运作体系：

高度专业化的研判与决策机制：依托国资平台，形成了深入行业的项目筛选、尽调与风控能力，决策过程兼具市场效率与战略定力。

强大的资本放大与循环能力：通过“投资-落地-增值-退出-再投资”的闭环，实现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与滚动投入，积累了宝贵的“产业资本”。

围绕龙头构建供应链的资本联动能力：能够围绕引入的龙头项目，针对性设立基金或推动国资参与，吸引关键配套企业落户。

然而，这套精密机器也产生了强大的路径依赖：

投资标的偏好锁定：体系更擅长评估处于成长期、有对标企业的“追赶型”硬科技项目，而对于处于“无人区”的早期原始创新项目，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估工具与投资耐心。

资本供给的结构性单一：国资在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环节的参与度仍然较高，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市场化风险资本的空间，导致资本来源的多样性不足，风险偏好光谱不全。

价值捕获模式单一：成功主要依赖于股权增值的财务回报，以及龙头企业带来的税收与就业。对于生态内滋生的知识溢出、品牌价值、数据资产等隐性财富，缺乏系统性的价值捕获与再投资机制。

2.2知识螺旋的“科教高地”与“转化洼地”悖论
合肥坐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一批顶尖科教机构，在量子信息、核聚变、强磁场等前沿领域代表国家最高水平。但“科教资源富集”并未自动转化为“产业创新澎湃”。

知识创造的“纵向深井”现象：顶尖机构的科研活动高度指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基础科学前沿，形成了深厚的“纵向深井”。这些知识与本地产业界所需的、面向市场应用的“横向知识”之间存在显著的“语境差”与“转化鸿沟”。

知识转移的“中介缺失”与“激励错配”：缺乏专业、强大、成体系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如概念验证中心、中试熟化平台、技术经理人队伍）来桥接这一鸿沟。同时，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现有评价体系仍以论文、奖项为导向，科研人员从事技术转移和创业的制度成本高、收益不确定性大，内在激励不足。

企业端知识吸收能力的两极分化：龙头企业具备较强的研发与对接能力，但大量的中小配套企业研发活动薄弱，主要进行工艺改进与订单生产，难以吸收和转化前沿的基础科学知识，限制了知识在生态内的扩散与再创新。

2.3网络螺旋的“星形结构”与“生态位重叠”风险
合肥的产业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星形结构”：几家核心龙头企业位于中心，大量中小配套企业如卫星般环绕。这种结构效率高，但韧性差。

网络连接的“强纽带依赖”：企业间的合作多为基于供应链订单的“强纽带”，缺乏基于非正式交流、技术切磋、联合探索新市场的“弱纽带”。弱纽带是传递异质性信息、激发颠覆性创新的关键渠道，其缺失导致网络的信息多样性不足。

生态位高度重叠与同质化竞争：众多中小企业集中在相似的制造、加工环节，生态位高度重叠，竞争激烈但附加值低。缺乏在专业软件、工业设计、检验检测、数据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关键物种”，导致生态功能不全，自我服务能力弱。

全球网络嵌入的“被动性”：合肥企业通过龙头已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但多处于“执行层”。在全球创新网络（如标准组织、前沿学术共同体、开源软件社区）中，合肥机构作为规则参与者、议程设置者的能见度与活跃度依然有限。

资本螺旋的单点突出，未能有效拉动知识螺旋与网络螺旋的同步提升，三螺旋之间尚未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肥模式”向“生态运营模式”进化必须破解的结构性难题。

第三部分：进化路径设计——构建“合肥产业创新共同体”

进化并非抛弃“以投带引”的成功内核，而是为其安装一个更复杂的“操作系统”，推动系统从“管理项目”转向“运营生态”。本报告提议，合肥应启动“合肥产业创新共同体”计划，其核心是设计一套激励相容的生态治理协议。

3.1共同体的顶层架构：一套协议、两个基座、三类池

一套核心协议：《合肥产业创新宪章》。这是一份由市政府、领军企业、高校院所、投资机构、中小企业家代表共同发起并签署的软法性文件。宪章的核心原则包括：知识开放贡献原则（鼓励成员在特定基础技术领域开放知识产权，形成共享专利池）；创新采购优先原则（成员单位在采购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共同体内的创新产品与服务）；风险共担与收益共享原则（针对特定未来产业探索项目，建立清晰的投入、风险与未来收益分配前置框架）。宪章旨在降低生态内部的交易成本，建立信任，引导行为预期。

两个开放基座：合肥开放创新平台（OHIP）与产业公地（Industrial Commons）。

OHIP是一个线上线下一体的能力开放平台。龙头企业、高校实验室可在此发布其愿意开放共享的研发能力、实验设备、数据资源及技术挑战；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可提交解决方案或申请使用资源。平台通过区块链记录贡献与使用，并依据《宪章》原则进行贡献度积分与权益兑换。

产业公地旨在填补生态关键功能短板。由政府联合社会资本，针对性地投资或培育一批面向“芯屏汽合”及未来产业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如专业工业软件公司、可靠性测试验证中心、芯片设计服务平台、市场准入与合规咨询机构。这些机构作为中立服务方，服务于整个生态，提升其整体效能与韧性。

三类资本风险池：探索池、转化池、扩张池。

探索池：由政府联合知名科学家、风险投资家，设立专注于“创意验证”与“技术原型的”超级天使基金。投资决策权大幅下放给专业科学家与投资人委员会，容忍极高的失败率，专门孵化那些不符合传统国资投资标准的、疯狂的早期想法。

转化池：强化现有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但改革运作模式。设立多个专注于不同技术领域的“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熟化基金”，由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团队运营，负责从海量科研成果中筛选有潜力的项目，并提供资金、工程化、商业规划等一站式服务，将技术“催化”为可融资的初创公司。

扩张池：优化现有产业投资基金，将其部分功能从“直接投资”转向“母基金”与“担保增信”。通过设立市场化子基金、提供贷款风险补偿等方式，更大规模地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形成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资本供给，而国资更多扮演“定海神针”与“信誉背书”角色。

3.2实施策略：从“协议试点”到“生态涌现”
进化需循序渐进，避免对现有成功体系的剧烈冲击。

第一阶段：立宪与试点（1-2年）。发起并签署《合肥产业创新宪章》。在1-2个具体领域（如“量子计算软件与算法”、“新能源汽车车用半导体”）开展试点。在试点领域内，组织龙头企业开放部分非核心研发资源至OHIP，设立针对该领域的早期探索基金（探索池分支），并成立一个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组成的“技术路线图委员会”，定期发布该领域的共享技术挑战与协作研发指南。

第二阶段：建基与扩圈（3-5年）。基于试点经验，全面上线OHIP并开始建设2-3个关键的“产业公地”项目。将三类资本风险池的框架正式化并投入运作。启动“全球创新合伙人”计划，以OHIP和《宪章》为媒介，定向链接全球顶尖的研究机构与小型技术团队，邀请其以“云端实验室”形式参与合肥的产业创新。此时，共同体开始显现其作为“创新枢纽”的吸引力。

第三阶段：自治与输出（5年以上）。随着共同体内部协作的深化与成功案例的积累，《宪章》原则内化为成员的共同行为规范。共同体的治理逐渐从政府主导过渡到由成员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协同治理。OHIP上积累的创新方法论、技术模块与数据资源，开始被打包为“产业解决方案”，向国内其他区域乃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能力输出。合肥的角色，最终从“优秀产业集群的拥有者”，转变为“卓越产业生态系统的输出者与运营商”。

从“合肥速度”到“合肥范式”的文明意义

合肥模式的进化，是一场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角色与能动性的极限探索。1.0版本回答了“地方政府能否成为卓越的产业投资者”；2.0版本将回答“地方政府能否成为卓越的创新生态架构师”。

这场进化要求合肥完成三重深刻的自我超越：在认知上，从追求“链的完整”升维到理解“网的活力”；在行为上，从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进化到精通“设计规则促涌现”；在目标上，从满足于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转向孕育“有影响力的创新文明”。

构建“合肥产业创新共同体”的构想，是为这场静默革命准备的系统蓝图。其成败，不仅关乎合肥一地的发展，更将为后发国家与地区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技术时代，如何主动塑造自己的产业命运，提供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制度性答案。这要求合肥的决策者展现出比以往引进一个百亿项目更为宏大的历史耐心与战略智慧。当合肥能够不仅产出芯片、屏幕和电动汽车，更能持续产出孕育这些产业的新制度、新物种与新规则时，“合肥模式”便将超越经济学的案例范畴，升华为一种关于创新与治理的现代范式。

本文是狮也咨询《思想领袖系列》区域产业篇之一，旨在引发行业前瞻性思考。欢迎交流，拒绝任何形式的剽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