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方证人》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悬疑世界 | 蔡菲菲

经典重映

时至2025年，我仍在观看一部68年前的黑白电影，并为之拍案叫绝、心潮澎湃。惊人的反转让我再次感慨：又被阿婆骗到了。这部电影正是好莱坞导演比利·怀尔德执导的《控方证人》（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作品，于1957年12月17日在美国上映。剧情大致如下：伦敦著名刑案辩护律师韦菲爵士接到一个案子，当事人沃尔被控谋杀富婆弗伦奇太太，而原本应该证明他清白的妻子克里斯汀，竟成了控方的关键证人.......

下文涉及剧透，建议先去观看原片。

《控方证人》结尾提示

陪审团制度与控辩攻防

这部被誉为“悬疑教科书”的影史杰作，不只是其令人惊叹的反转与幽默的人物对白，法庭戏也十分精彩，常常作为课堂上了解英美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教学影片。

首先简要介绍下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从普通市民中随机选出若干陪审员，参与刑事诉讼的审理，并独立于法官作出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这项制度将社会常识（common sense）引入司法过程，防止法律过于技术化而与现实脱节。当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陪审团制度也存在其争议和弊端，例如遴选和审判过程耗时漫长、成本高昂，以及易受情感、偏见、律师策略或媒体影响。

通常在开庭后，法官会特意向陪审团强调：“各位陪审员，按照你们的宣誓，必须严格依据庭上出示的证词和证据进行裁决，必须摒弃对此案的任何成见，排除一切杂念，仅以法庭上发生的内容为依据。”

随后，面对控方传唤出场的三位证人，辩方律师韦菲爵士通过质询逐一削弱其证言的证明力：

控方出场的第一位证人是赫恩警督。当控方使用“the murder”（男凶手）一词时，韦菲爵士立刻提出反对：凶手可能是男性或女性，不能让陪审团先入为主的认定沃尔就是凶手，控方遂将其改为“the assailant”（攻击者），以避免性别预设。辩方反复向控方及陪审团强调，应对证人的看法及事实进行区分，看法是主观推测，而非客观事实。控方提交的一号证物是被告的外套，上面检出O型血（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尚无法进行DNA鉴定），而被害人的血型就是O型，控方由此推断血迹来自被害人。辩方当即提出合理怀疑：沃尔先生称切面包时割伤了自己，而其血型恰巧也是O型，因此该证物上的血迹是否来自被害人存疑。

第二位控方证人是被害人年迈的管家珍妮特，她直接指证，案发当晚9点25分（法医推断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为9点30分至10点之间）她回家取东西的时候，听见被告与被害人单独在客厅交谈，有说有笑。女管家还透露，被害人在遇害一周前修改了遗嘱，将八万英镑遗产留给被告。辩方则通过发问揭示，上一份遗嘱的受益人正是女管家本人，她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词存在偏见而不可靠；同时，女管家在庭审中表现出对被告的明显敌意。此外，辩方又向法庭揭示女管家曾向国民健康保险申请了一个助听器，但案发时其未佩戴。爵士通过这两点大大削弱了其证言的证明力。

最后，最令辩方棘手的证人沃尔太太登场，其本应是作为控方的证人以证明被告的清白，却成为了控方的证人，指认案发当晚被告10点10分回到家，双手沾满鲜血，并向其坦白杀了人。就在辩方一筹莫展之际，韦菲爵士“喜获”关键证据，得以证明其证言前后矛盾，不足采信。此处有一细节令人动容：韦菲爵士积劳成疾，虽被医护责令休息，却在接到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电话后，毫不犹豫地外出奔走。这份不放弃任何希望、全力为当事人奔忙的执着，令同为辩护律师的我们深有共鸣。

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

限于案件当时的技术水平，指控被告犯罪的证据均为间接证据，如果要定罪须达到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成“内心确信”的程度；且证据之间不能存在明显的、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矛盾，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但是控方的证据均被辩方指出存在瑕疵，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本着疑罪从无的刑事司法原则，陪审团最终裁定被告无罪，沃尔当庭释放。

对于疑罪从无原则，“任何人在未经法定程序证明有罪前，均应被视为无罪”，这是一项有着深厚中外法史渊源、视为人权保障理念具体体现的司法原则。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面对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当事人，我们也会反反复复跟他们解释，除非法院判决你有罪，在此之前你都不是罪犯。对于这项制度，首先需要解释说明的是，只有上帝、神灵才会知道事件的真相和全貌，而司法的各项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让你我这样非全知全能、理性有限的人，如何通过证据无限逼近那个事实的真相。举证责任过高，会放纵真凶；举证责任过低，会加大冤案风险。经过长久实践总结论证，最终形成了现行的司法证明标准和证据体系，并且仍不断精进。影片结局的处理既维护了司法的尊严，又让真凶得以严惩，实现了结果正义。

阿加莎·克里斯蒂

阿婆的“层层套路”

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位被读者亲切的称为“阿婆”的英国小说家，以其精巧布局屡屡令读者惊叹。影片层层反转，不知道看到结局的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惊愕良久，愣在原地？即便观众拥有“上帝视角”，仍难免被阿婆巧妙蒙蔽，连韦菲爵士那独特的“单片眼镜”测谎法也未能窥破真相。在阿婆的小说里面，作为读者会被一次次欺骗：诸如你聪明的认为嫌疑最大的人往往不会是凶手，后面一般会有反转，她会开篇把凶手锁定，但又设置重重陷阱让你以为凶手另有其人；当你习惯了凶手往往是隐藏在人群中的一个或两个人，她又会让你知道，除了被害人和侦探两人以外，剩下的十几人可能全部都是凶手；当你变得不太好骗了以后，她又继续让你知道凭什么第一视角叙事的不能是凶手本人呢？为了制造完美的犯罪，凶手为什么不能伪装被杀，最后自杀的同时还制造他杀的景象？在这一次次与阿婆交手的过程中，你会愈挫愈勇，拍手叫绝，感慨震撼。

阿婆的小说结尾常常让人大快人心，也许司法是有限的，绝不是完美无缺的，那些遗憾阿婆会在小说里面补足，给予了读者极大的宽慰，实现了结果正义。《东方快车谋杀案》里推理出全部真相的侦探波洛，在经历了一番煎熬的思考历程之后，最终对列车里的各位说，“列车里面没有凶手”；《无人生还》里，面对一群逍遥法外且毫无悔意的人，主人公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阿婆的小说里面始终交织着法律与人性的思辨，她笔下的人物最终往往站在了良知和正义的一边，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阿婆曾言，我的小说没有谈情说爱的戏码，那些应该留给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就应专心破案。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波洛先生、马普尔小姐都是“孤家寡人”。他们虽然年迈但是智慧却异于常人。在阿婆笔下，即便在当时男女地位悬殊的时代，如马普尔小姐这般年长而被边缘化的女性，依然有所作为；即使上了年纪的人，其对社会的贡献也未减弱，智慧会随着岁月沉淀，终可大放异彩。

无论你从哪一部作品“入坑”，《东方快车谋杀案》、《无人生还》、《罗杰疑案》、《底牌》、《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等，你都会获得一段美好的阅读体验：在一个清风拂面的夏日清晨，亦或暖意融融的冬日午后，而你仿佛置身于那个风景秀丽的英国庄园、度假小岛或飞驰的东方快车上，等待着即将展开的惊险故事，精巧诡计，或一场对人性冷峻而深刻的审判。

（本文来自一位受阿婆作品深深影响的读者。有些人能超越生命的局限，阿加莎·克里斯蒂无疑是其中之一）

蔡菲菲

山东鑫士铭（青岛）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教育背景

2015年-2019年，山东大学（威海），获法学学士学位

擅长领域

为DBR Lafite拉菲罗斯柴尔德集团、青建集团等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 办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金融借款合同、买卖合同、劳动人事争议等民商事案件，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办理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敲诈勒索罪、涉黑恶等刑事案件辩护，多位当事人取得不起诉、缓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