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为何总在风暴中心？

委内瑞拉国旗在户外飘扬。图源：视觉中国

委内瑞拉在历史上长期是西班牙帝国的偏远边疆地带。1498年至1811年，这片位于南美洲北缘的土地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如果说盛产贵金属的秘鲁和墨西哥是西班牙国王王冠上的“宝石”，那么委内瑞拉则是“一片被弃置无用的土地”。在殖民者看来，当地没什么有价值的矿产资源，也缺少可以供应欧洲市场的农牧商品。在西班牙统治当地的300多年间，这里主要作为一个防御前沿发挥作用（如同阿根廷和智利）。

19世纪初，委内瑞拉成为最早宣告独立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之一。1811年，当地群众宣布这块土地独立。此后，一场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它先是成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la Gran Colombia）的组成部分，后在1830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崛起的军事领导人走向政治前台，掌握执政权力。他们既依靠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威慑、打击地方分离势力，又通过发展对外贸易笼络地方实权派。这些做法有效推动了国家形成，使领土疆域得到巩固。

独立以来，这个年轻共和国经历一轮又一轮治乱循环的考验。先是一位“强人”依靠武力执掌大权，然后在内外压力之下黯然退场；接下来，一群“强人”趁乱而起，争权夺利。一种记述认为，该国在1830年至1903年出现39场全国革命，爆发127次起义。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委内瑞拉的整体形势趋于稳定，但国家建构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力依然有限，其权威难以向外围地区、向下层社会有效渗透。自由放任思想的流行，微薄的财政收入，都意味着政府难以拿出资金用于改善公共服务。

石油的大规模开采使委内瑞拉在20世纪初迎来前所未有的转机。该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具有优越的区位和开采条件，对外国石油公司形成巨大的吸引力，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崛起为世界石油生产和出口中心。对委内瑞拉而言，石油带来的出口收入超过以往任何一种大宗出口商品。在石油收入的推动之下，该国经济实现持续而快速的增长。至1970年，它已跻身当时世界上最富有20个国家行列，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在拉美位居榜首，还超过了西班牙、希腊和以色列。就富裕程度而言，此时的委内瑞拉距离发达国家行列并不遥远。

石油的大规模开采不仅在经济领域带来重大改变，还影响到委内瑞拉社会的方方面面。石油收入强化了中央集权，地方政府再也无力挑战中央的权威；石油繁荣使该国形成大规模内部人口迁徙，助推城市化进程，重塑了阶级构成；伴随城市化的推进和阶级结构的变动，新的社会集团和政治行为体开始崛起，并改变了国家的政治面貌；石油强化了大众对国家的认同，各派政治力量积极参与讨论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石油收入。简而言之，1900年以来，没有哪个拉美国家像委内瑞拉一样经历如此整体性的转变。

石油成为委内瑞拉构建现代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20世纪中期，该国成功实现从威权体制到民主体制的转型。在1958年之前，该国是民主化水平最低的拉美国家之一；在1958年之后，该国因其民主体制的高制度化水平和稳定运转而被视为拉美的“民主橱窗”。该国不但建立民主体制，还形成一套支撑民主体制稳定运转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以石油收入为“润滑剂”，以精英和解与精英共识为政治基础，由国家在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国家通过主要政党控制的职团网络分配石油收入，能够使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从而达成跨阶级合作。换言之，石油收入使委内瑞拉获得宝贵的经济资源，从而有能力化解政治风险、缓和社会矛盾。20世纪60年代，军事政变浪潮席卷拉美，该国却能够保持民主体制的稳定运转；一些拉美国家备受游击战的困扰，该国却能够享受和平与繁荣。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这些表现足以使委内瑞拉成为拉美当代政治之中的“特例”。

石油既促使委内瑞拉走向繁荣和稳定，也带给这个国家巨大的不确定性。该国以一种不均衡方式融入全球地缘政治和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之所以融入，是因为石油这种“黑金”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之所以不均衡，是因为作为一个脱胎于殖民统治的“外围”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政治—经济发展进程与那些不受该国控制的政治—经济力量紧密相连。对石油的依赖一旦形成，委内瑞拉就不断遭受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经济的大起大落成为常态。石油使该国从一个“考迪罗的无政府状态转向一种外围依附的状态”。该国从高度依赖可可，到高度依赖咖啡，再到高度依赖石油，始终没有摆脱单一经济的基本格局。

石油繁荣带来“两个委内瑞拉”：一个是有着现代化石油经济的委内瑞拉，是美国的盟友；另一个是迟迟无法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委内瑞拉。在这个国家，一部分人受益于石油财富，可以前往欧洲逍遥度假，可以在周末到迈阿密疯狂购物；更多的人处于石油业的阴影之中，其生活境遇在石油繁荣到来多年之后依然没有根本改善。

在很长时间里，“委内瑞拉例外论”的光环笼罩着这个国家。一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认为，该国拥有民主体制、强政党和自由选举，能够控制军队，并以制度化方式化解矛盾。它的民主体制是稳定的、独特的，也是优于其他拉美国家的，堪称发展中国家的榜样。1958年以来的委内瑞拉民主体制不仅超过许多拉美国家，甚至可以在一些方面与欧洲国家相媲美。随着石油国有化在1976年实现，该国国民的乐观主义情绪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该国经济保持高增长，而失业率很低，巨额的产业投资预示着经济的多元化。在许多委内瑞拉人看来，自己的祖国可以依靠石油收入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认为委内瑞拉不同于其他拉美国家，因为它已经克服了长期折磨该地区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

“委内瑞拉例外论”幻象最终被残酷的现实击破。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暴跌使该国出口收入锐减，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政府被迫在1983年2月18日实施的汇率浮动，导致本币“玻利瓦尔”出现严重贬值。这一状况意味着以石油收入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油价的下行、经济的衰退、不断加剧的通胀，都意味着政府无力维持以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维持精英共识和跨阶级合作的物质基础遭到破坏。另外，国家能力不足的痼疾暴露出来，政府一直规避进行必要的经济调整或结构性改革，整个国家迟迟难以适应伴随石油收入减少而来的新现实。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二届佩雷斯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发起实施一场重大经济结构改革。这场改革意在削减财政负担、提升经济效率、缓解石油收入下降带来的经济压力，却因为行事不周、牺牲下层民众利益而激化了社会矛盾。20世纪90年代，该国政治稳定的“外衣”被彻底撕裂。两场未遂军事政变在同一年接连爆发，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总统因涉嫌贪腐而被弹劾解职，两大政党逐渐丧失对政局的控制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委内瑞拉经历着一场深刻而长期的转型。在经济领域，委内瑞拉迫切需要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和拓宽经济基础，迈向一种非食利的、生产型的经济。在社会领域，该国需要实现更高程度的融入，使下层民众能够充分享有石油财富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成果。在政治领域，该国面对的时代重任是打破精英政治，冲破旧政治集团对权力的垄断，使大众实现充分的政治参与。

查韦斯崛起之时恰恰是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体制丧失活力之际。1998年，他作为政治“局外人”历史性地赢得总统选举，成为拉美左派崛起进程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事件。他在执政之后发起“玻利瓦尔革命”，寻求以激进方式重构国家政治体制，积极探索具有自主性的发展道路。在“冷战”结束以来的拉美民选总统之中，他是以社会主义定义自身政治事业的第一人，提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谋求把本国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查韦斯的执政代表着对委内瑞拉现状的巨大改变，他广泛动员在蓬托菲霍时期受排斥群体，取得一连串耀眼的选举胜利。在他执政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的分配发生巨大的改变，下层民众开始在各领域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成为新社会理念、文化观念和政治改革的支持者和践行者。这些做法引发民意的严重分化和剧烈的政治对抗。在他执政期间，朝野双方围绕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控制权进行激烈争夺，反对派频频策动罢工和停工歇业，查韦斯政府在2002年几乎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拥查派和反查派相互对立、激烈论争，以致该国的国内形势被媒体形容为一场“冷内战”。

21世纪初，委内瑞拉又一次站在历史发展的拐点。既有秩序的平衡已经被打破，旧模式逐步为新体制让位。查韦斯的执政和他发起的“玻利瓦尔革命”是该国谋求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又一次努力。它既取得显著的成就，也遭遇诸多挫折。国家的问题是结构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必然是复杂的，某一政治力量的执政或某一次政党轮替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问题。对这个国家而言，对新发展道路的探索将是持续不懈的，也必将带来宝贵的收获。

本文节选自《透视委内瑞拉：石油国家、查韦斯和玻利瓦尔革命》，王鹏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书寻求在融汇历史背景、区域环境和现实条件的基础上，整体呈现委内瑞拉独立200多年的发展历程，探究该国发展大起大落的成因。本书结合三类因素——结构性因素（国家能力和资源禀赋）、制度性因素（代议制民主体制）和社会文化心理因素（食利心理）——展开分析，梳理委内瑞拉的历史演变脉络，揭示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方面的主要特征，重点分析查韦斯政府探索替代发展道路的政治实践，展望该国在推动经济转型、促进国家建构、探索替代发展道路和破除传统社会心理束缚方面的前景，并分析其所面临的挑战。

原标题：《委内瑞拉，为何总在风暴中心？》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金久超

来源：作者：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