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绥远起义相关档案资料、《刘万春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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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下旬，北京火车站。
一列从绥远方向驶来的列车缓缓停靠站台，车上走下一位身穿军装的中年将领。此人名叫刘万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此次是奉命进京参加军事会议。
刘万春刚走出车厢，几名便衣人员便快步上前，不由分说将他带离站台。从进站到被带走，前后不过几分钟时间，周围的旅客甚至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
就在一年多以前，这位刘万春还是绥远和平起义的功臣之一。1949年9月19日，他在起义通电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位列第三。
此后，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首任军长，伟人和朱德亲自致电嘉奖。
从起义功臣到阶下囚，短短十四个月，刘万春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为何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当所有情况被层层上报之后，伟人又将作出怎样的批示？随着一份份档案的解密，这段尘封的历史终于浮出水面。
刘万春，字寿山，1898年出生于河北交河县（今河北省泊头市）一个回民家庭。
交河县地处华北平原，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的民风彪悍，尚武之风盛行。刘万春自幼便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练就了一副好身板。
1920年，二十二岁的刘万春考入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军官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中国培养初级军事人才的重要机构，刘万春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军事基础教育。
一年后的1921年，他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继续深造。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学府之一，创办于1912年，前后共办了九期，培养出了大批军事人才。
这所学校的毕业生遍布国共两党军队的各个层级，其中不乏后来声名显赫的将领。刘万春在保定军校学习了三年，于1924年毕业。
毕业后，刘万春被分配到湖北，在湖北省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七师师长王都庆部担任见习军官。
从最基层做起，刘万春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部副官长等职务。1925年，他晋升为师部副官长。1926年，他又兼任独立团团长。
192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的一年。这一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刘万春所在的部队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编入北伐军序列。刘万春被任命为独立第八师第一团团长，正式成为一名团级军官。
1927年1月，一次偶然的机遇改变了刘万春的人生轨迹。
当月某日，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来到湖北视察部队。这次视察事先并未通知各部队，属于临时性的突击检查。
蒋介石抵达独立第八师驻地后，师长刘春荣匆忙前来迎接，随后陪同蒋介石到各团视察。
当一行人走到第一团训练场时，只见一名中年军官正带领士兵进行体能训练，又是跳木马，又是练单杠，汗流浃背，与士兵打成一片。这名军官就是刘万春。
蒋介石对眼前的场景颇感兴趣，便让刘万春展示几个动作。刘万春当即跳上单杠，先做了一个标准的倒立，接着连续做了四个大回环，最后一个漂亮的360度转体下杠，动作干净利落。
当时陪同视察的还有李宗仁等人。蒋介石看完刘万春的表演后，对他能够与士兵一同操练表示赞赏，并询问了他的履历背景。
得知刘万春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后，蒋介石点了点头，记住了这个名字。
这次偶遇，成为刘万春仕途的重要转折点。此后数年间，刘万春的职务不断提升，晋升速度明显快于同期军官。
1930年初，刘万春升任第二十军第二旅旅长，正式跻身将官行列。
1931年秋，他又被调往太原，担任山西省绥靖公署少将高参。这一职务虽然品级不低，但实际上并无实权，主要负责参谋咨询工作。
1933年3月，蒋介石决定在江西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亲自担任团长，陈诚担任副团长。
这个训练团的目的是轮训各地军官，统一思想，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刘万春被蒋介石点名调入庐山军官训练团，担任少将科长。
1933年5月4日，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正式开学。开学典礼当晚，蒋介石专门接见了刘万春，询问了他近年来的工作情况，并勉励他继续努力，做一个"忠于党国的军人"。
从庐山军官训练团结业后，刘万春的仕途更加顺遂。据史料记载，此后十余年间，刘万春几乎没有在副职的位置上长期停留过。
即便偶尔担任副职，也很快就会转为正职。这种晋升速度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是相当罕见的。
1936年，刘万春奉命调往绥远地区，担任独立第七旅旅长。绥远位于中国北部边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华北地区的渗透，绥远首当其冲。
1936年10月至11月间，日本关东军指使伪蒙军进犯绥远。
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的傅作义决定奋起抵抗，发动了著名的绥远抗战。刘万春作为独立第七旅旅长，率部参加了这次战役。
绥远抗战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军队主动出击的一次重要战役。
在傅作义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先后取得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等胜利，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这次战役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刘万春在绥远抗战中表现出色。他率领独立第七旅与日伪军激战，部队虽然伤亡较大，但也取得了相当的战果。战后，刘万春受到嘉奖，晋升为少将军衔。
从这时起，刘万春与傅作义建立了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刘万春随傅作义部转战于绥远、山西等地，参加了多次对日作战。
1938年初，傅作义仿照八路军的建军经验，在部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在各级部队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并邀请中共方面派遣干部到部队做政治工作。
这一做法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阎锡山甚至讥讽傅作义"把部队带赤化了"，说"三十五军已成为七路半了"。
在这种大背景下，刘万春作为傅作义的部属，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从其后来的表现来看，刘万春并未真正接受这些新思想，他的内心深处仍然对蒋介石保持着相当的忠诚。
1940年3月，傅作义指挥部队发动五原战役，一举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五原城。
这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的战役，意义重大。蒋介石为此授予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刘万春也因在此役中的表现而受到表彰。
1942年2月，刘万春被任命为骑兵第三师中将师长。这是他首次担任师级主官，标志着他正式进入国民党军队的中高级将领行列。
1943年5月，刘万春调任暂编第十七师师长。同年12月，他又升任第三十五军副军长。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刘万春能够担任该军副军长，说明他已经得到了傅作义的信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华北地区的控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刘万春一度被免职，但很快又被重新起用，出任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1948年初，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华北地区的军事态势日趋紧张。蒋介石为了加强绥远方向的防御力量，将刘万春任命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兼第一一一军军长。
第一一一军是由原绥远省保安部队改编而成的，战斗力参差不齐，装备也比较落后。刘万春接手这支部队后，面临着诸多困难。
到1948年底，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解放，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打响，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
在这种大背景下，驻守绥远的刘万春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
1949年1月，傅作义在北平宣布起义，北平和平解放。这一消息传到绥远后，在当地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引起了巨大震动。
当时，绥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要由第九兵团及其所属部队组成。
第九兵团司令官为孙兰峰，副司令官有刘万春、朱矩林等人。此外，还有董其武率领的部队。这些部队的总兵力约有十万人左右。
傅作义北平起义后，绥远问题随即被提上议事日程。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采取"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即通过和平谈判，争取绥远国民党军队起义。
1949年3月23日，华北人民政府代表李井泉、潘纪文与傅作义及绥远当局代表阎又文、周北峰在北平举行谈判。
双方就军队划界驻防、铁路通车、商业贸易、通电通邮等问题进行了商讨，拟定了初步协议。
此后，双方代表又进行了多轮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绥远方面提出希望中共帮助解决蒋介石断绝军饷和财政补给造成的困难，以稳定军心。4月8日，双方达成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
4月28日，伟人、周恩来听取了关于谈判的详细汇报后，认为只要能争取绥远和平起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以多作让步。根据这一指示，中共方面对傅作义方提出的条款全部予以同意。
然而，绥远内部对于起义问题并未形成统一意见。以董其武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积极主张起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心存疑虑，态度暧昧。刘万春就属于后者。
从现有史料来看，刘万春对于起义一事始终持观望态度。他虽然口头上表示支持和平，但实际行动却与此相矛盾。
1949年上半年，在绥远和平起义的筹备过程中，发生了几起针对中共联络人员的恶性事件。
据《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记载，中共方面派往归绥的联络人员进驻后，曾遭到当地国民党军队的刁难和骚扰。
宣传进步思想的《奋斗报》报社被人砸毁，经查是刘万春部下所为。董其武从大局出发，只将直接责任人撤职，未作深究。
不久后，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刘万春部下李锡庆带人向中共驻绥联络处投掷炸弹、开枪射击，造成联络处秘书王世鑫牺牲，数人受伤。
事后，李锡庆被刘万春的另一名部下段锦堂抓获，未经审讯即被就地处决。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从后来披露的情况来看，刘万春与这些事件有着或深或浅的关联。
1949年8月24日，经伟人批准，傅作义、邓宝珊携带二十万银元及其他慰问品亲赴绥远，进一步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傅作义到达绥远后，与董其武、孙兰峰等人进行了深入交谈，统一了各方意见，并对全军官兵发放了慰问金。
然而，就在绥远起义紧锣密鼓筹备的同时，台湾方面也在加紧活动，企图阻挠起义。
1949年9月17日，蒋介石派徐永昌飞抵包头，与绥远方面会面。徐永昌此行的目的，是劝说绥远方面不要起义，或者至少要保留"反攻"的力量。
据相关史料记载，徐永昌在绥远期间，曾与刘万春进行了秘密接触。
刘万春向徐永昌表态，称自己"永远是党国忠诚的将士"，起义后愿意"隐蔽为内应"，"一定坚持到光复的那一天"。
这番表态，清楚地表明了刘万春的真实立场。他参加起义，并非出于对新政权的认同，而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在他内心深处，仍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抱有幻想。
1949年9月18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在包头银行礼堂举行。
董其武第一个签字，刘万春第二个签字，将第三个位置留给了尚在犹豫的孙兰峰。当晚，经傅作义反复劝说，孙兰峰终于在通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49年9月19日下午四时许，傅作义召集干部开会，正式宣布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发出。绥远和平解放。
同日，徐永昌带领国民党特务张庆恩等人飞离绥远返回台湾。
绥远起义后，根据中共对起义部队"不升不降、原职使用"的政策，刘万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
伟人和朱德致电嘉奖慰勉绥远起义将领，并命令刘万春率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一个骑兵保安团赴宁夏参加解放战争。
表面上看，刘万春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但实际上，他内心的那颗"种子"并未消失。
绥远和平起义后，国民党方面并未放弃对绥远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拉拢和策反。
据《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记载，绥远起义之前，国民党内调局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就曾在绥远向原国民党高级军官活动游说，让王国璋、杜品山起草"和平意见书"，企图阻挠起义。
绥远起义后，张庆恩离开，由李鲲生接替，继续在绥远进行地下活动。
李鲲生到任后，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对绥远各部队的策反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根据这份计划，刘万春所部第一一一军是重点策反对象之一。
李鲲生在计划中写道："张朴部可由田树梅负责进行，田对张有把握；同时田之屯垦部队，尚有一部分武器，只要时机成熟，毫无问题。"
为了加强与台湾方面的联系，李鲲生等人派遣特务携带电台潜伏在起义部队中。
据史料记载，胡尚儒、张培英携带六号电台潜伏于第二五八师张朴部，郭泰、郭嵩携带电台潜伏于第一一一军刘万春部。
其中，胡尚儒、张培英的电台是唯一可以直接与国民党调统总部通报的电台。
这些潜伏电台从1949年10月4日起开始运作，与台湾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电台的往来电报原件，后来都被中共方面安排的内线人员掌握。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加紧了对绥远原国民党将领的拉拢。阎锡山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致电孙兰峰等人，对刘万春、鄂友三等人进行"任命"。
根据阎锡山的电报，刘万春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一一一军军长"；鄂友三被"任命"为"热河省政府主席兼骑兵总司令"；同时，刘万春、鄂友三、胡景通还被"任命"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
这些"任命"当然没有任何实际效力，但它们表明台湾方面对刘万春等人寄予了相当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刘万春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按照当时的政策，起义部队要进行整编和政治学习，逐步改造成为人民军队的一部分。
1950年初，从华北军政大学第一总队抽调五个大队，由政委张如三率领，从北京开赴绥远，在归绥市及五原县执行轮训连级以上起义军官的任务。
绥远军区军政干部学习团正式成立，学习时间为三至五个月。
然而，就在起义部队接受整编改造的过程中，刘万春却在暗中进行着另一番活动。
据《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记载，刘万春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派遣心腹秘密前往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接头联络。
在这些秘密接触中，刘万春向台湾方面传递了大量情报，并接受了台湾方面的各种指示。
更为严重的是，刘万春还接受了台湾方面颁发的"委任状"，承认了阎锡山对他的"任命"。这意味着，他在名义上同时担任着解放军军长和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两个完全对立的职务。
刘万春的这些活动，并非个人行为。据史料记载，在绥远起义部队中，还有一批人与刘万春持相同立场，他们相互串联，形成了一个地下网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一事件在某些原起义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将会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
在这种背景下，刘万春等人的活动更加频繁。他们加紧与台湾方面的联系，密谋在"适当时机"发动叛乱，策应国民党军队的"反攻"。
1950年初，李鲲生等人还发起组织了"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指导委员会"，张朴也被列为委员。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协调各地潜伏力量，为国民党"反攻大陆"做准备。
这一切，都没有逃过中共情报部门的眼睛。
当时，中共在绥远的情报网络十分严密。绥蒙公安局在陶卜齐水磨村一带设立了归绥情报站，对绥远国民党军政、党特、警宪的动向进行全面监控。
据《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记载，当时动用的内线情报关系多达一百三十三人，其中分布在军政部门者二十七人，特务部门十五人。
在这些内线中，有绥远调统室科长两名，保密局绥远站组长一名，军团长三名，副团长一名，"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秘书两名，以及大量其他层级的人员。
刘万春派遣心腹前往香港联络特务机关的行踪，与台湾方面往来电报的内容，以及他在部队中进行的各种串联活动，都被情报部门一一掌握。
1950年11月，华北军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对刘万春、张朴、鄂友三等人采取行动。
经过周密部署，华北军区决定利用刘万春进京开会的机会将其逮捕，以避免在绥远当地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刘万春在北京火车站刚一下车，就被公安人员带走。
1950年11月下旬，刘万春、张朴、鄂友三等三名原国民党起义将领相继被逮捕。消息传出后，在绥远原起义部队中引起了相当的震动。
刘万春被捕后，其所犯罪行逐渐浮出水面。
根据调查，刘万春身为解放军军长，却暗中与国民党特务机关勾连，接受台湾方面的"任命"，传递军事情报，甚至密谋策应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这些行为，性质极为严重。
如何处置刘万春，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从罪行来看，刘万春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叛国行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军纪，判处死刑并不为过。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刘万春毕竟是绥远起义的签字人之一，在促成绥远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有过贡献。如何平衡法律的严肃性与统战政策的延续性，需要最高层作出决断。
傅作义得知刘万春被捕后，心情十分复杂。他向聂荣臻表示，按照刘万春的罪行，必须严肃处理，但念及他是参加起义签字的人，希望能够从宽处理。董其武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事情层层上报，所有的材料和意见最终汇总到伟人的案头。伟人仔细审阅了相关报告，陷入了沉思。
如何处置这个特殊的案件？是从严惩处以儆效尤，还是从宽处理以示宽大？伟人提起毛笔，在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