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马超在世，诸葛亮北伐将发生3种不可控局面，魏延可能提前造反

公元二二二年的那个冬天，冷得让人骨头缝里都冒寒气。

在蜀汉的一处深宅大院里，四十七岁的马超躺在病榻上，出的气比进的气多。

这时候的他，哪还有半点当年渭水河畔杀得曹操割须弃袍的狠劲？

他死死攥着刘备的手，眼神里只剩下一个中年男人的恐惧和哀求。

因为他全家都死绝了，早些年被曹操诛了三族，这会儿就剩下一个堂弟马岱。

这封临终遗言，现在读起来都让人后背发凉：“臣宗族门下二百口人，已经被曹孟德诛杀殆尽，以此惟一血脉托付陛下，臣死便无恨了。”

谁能想到，这就是那个被羌人奉为“神威天将军”的锦马超？

这一年他才四十七岁，按理说正是当打之年，结果却窝窝囊囊地病死了。

很多人看到这儿都会觉得可惜，觉得蜀汉少了一员猛将。

但你要是站在诸葛亮的角度往深了想，这事儿可能还真没那么简单。

说句难听的，历史上最残酷的真相往往是：那个看起来最窝囊的结局，反而是唯一的活路。

咱们不妨开个脑洞，如果这个“不定时炸弹”没有死，硬是活到了六年后的第一次北伐，蜀汉的命运究竟是会逆风翻盘，还是会走向一场更可怕的崩盘？

首先咱们得打破一个滤镜。

很多人觉得马超投奔刘备后“碌碌无为”，是因为能力不行或者被打压了。

其实不是能力问题，是他“不敢行”，刘备也不敢让他行。

这哥们履历太黑了，坑爹、背主、是一方诸侯出身。

他在蜀汉高层眼里，始终是个巨大的雷。

诸葛亮治蜀那几年能那么安稳，某种程度上真得“感谢”马超走得早。

一旦这头西凉猛虎活到公元228年北伐开启，诸葛亮手里那把羽扇，估计得时刻提防着会不会被自己人给折断。

第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变数，就在汉中誓师大会上。

史书上说，第一次北伐时，老将赵云为了争先锋，差点拿头撞柱子。

那是赵云的最后一舞，悲壮得不行。

但如果马超站在旁边，这戏码就变味了。

赵云代表的是荆州元老系，是刘备的铁杆。

可马超呢？

他和曹魏那是灭门之仇，而且北伐打的是哪？

是雍凉，是他的老家！

他绝对有理由去抢这个先锋大印。

这时候诸葛亮就难办了。

用赵云吧，马超肯定心里不痛快，这种级别的武将一旦有了怨气，在后方搞点小动作，那比敌人还可怕；用马超吧，这就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旦杀红了眼，违背丞相的战略部署，诸葛亮那种精细化的步步为营战术直接就废了。

仗还没打，指挥系统先裂开了。

这种内耗，对于国力本就弱小的蜀汉来说，是致命的。

当然了，硬币总有两面。

如果诸葛亮真的豁出去了，敢放马超归山，那战术层面的收益确实诱人得可怕，甚至可能彻底改写街亭之战的结局。

咱们都知道，第一次北伐最大的败笔是马谡失街亭，导致陇右三郡得而复失。

但若马超在世，根本轮不到马谡去守街亭。

为啥？

因为马超在西凉那块地界，声望简直就是“宗教级别”的存在。

我查了一下《三国志》，马超在那个地区振臂一呼，氐族雷定等七个部落一万多人能瞬间响应。

这不仅仅是兵力的问题，这是一种恐怖的政治号召力。

试想一下，当蜀汉的大旗上写着一个巨大的“马”字出现在陇右，当地的曹魏守军和少数民族部落可能连抵抗的心思都没有，直接就跪了。

那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的投降速度绝对比历史上更快，甚至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连带着周边的扶风、京兆等地一同反水。

这哪里是打仗，简直就是一场针对曹魏的大型心理霸凌。

在那种局面下，街亭不再是一个需要死守的孤点，而会成为西凉铁骑反包围曹魏援军的猎场。

张郃来了又如何？

面对几万熟悉地形、且对马超死心塌地的羌胡联军，魏军引以为傲的骑兵优势直接归零。

可以说，有马超的北伐，拿下长安以西的雍凉全境，不仅是梦想，而是大概率事件。

但是，所有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这就要说到第三种，也是最致命的“不可控局面”：一场可能颠覆蜀汉政权的内部裂变。

诸葛亮一生唯谨慎，他最怕的其实不是曹叡，而是内部失控。

蜀汉阵营里一直有个“反骨”隐患叫魏延。

魏延自视甚高，提出了著名的“子午谷奇谋”，想带兵单干，却被诸葛亮死死按住。

魏延的痛苦在于找不到知音，也找不到盟友。

但如果马超活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你仔细琢磨琢磨，马超和魏延这俩人，性格简直太像了：心高气傲、勇猛善战，而且都对诸葛亮那种四平八稳的打法颇有微词。

一旦北伐顺利，马超重回西凉老家，手握重兵，再加上同样渴望独当一面的魏延，这两人极大概率会形成某种默契，甚至是政治同盟。

这可不是空穴来风，西凉这块土地自古就盛产割据军阀。

当诸葛亮身体越来越差，远在成都的后主刘禅又是个撑不起场面的，占据了雍凉富庶之地的马超和魏延，还会听从千里之外的调遣吗？

这才是最细思极恐的结局：蜀汉或许真的能光复旧都，拿下长安。

但在庆功宴的背后，是一个新的军事集团在西北崛起。

马超有威望，魏延有谋略，两人联手，完全可以效仿当年的董卓或韩遂，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拥兵自重。

到那时，诸葛亮面对的将不再是匡扶汉室的伟业，而是蜀汉政权的一分为二，甚至是红脸变白脸的内战。

从这个角度看，马超在公元二二二年的那场病逝，虽然带走了蜀汉最锋利的一把刀，却也无意中为诸葛亮拆除了一颗足以炸碎整个国家的引信。

历史的残酷之处往往在于，最好的棋子，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对手。

马超死后，蜀汉再无骑兵集群冲锋的壮观场面。

六年后的祁山，风很大，吹得诸葛亮的衣角猎猎作响，但他至少不用担心背后有人捅刀子。

那年马超四十七岁，走的时候很不安，但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告别。

参考资料：

陈寿，《三国志·蜀书·马超传》，中华书局，1982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魏纪》，中华书局，1956年。

杨景贤，《马超与蜀汉北伐的战略推演》，历史研究期刊，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