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运动初期,全国各地形势尚且一片前景大好,毛主席甚是称赞、且信心百倍。1967年7月初时,由于武汉的几个群众组织之间发生数次武斗情况,故而毛主席决定亲自前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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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专列后,毛主席立即开始工作。他先是让人叫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让他汇报北京地区的目前情况。
一路上,火车每过一个城镇,都会看到十分醒目的大字标语。行至郑州一带的时候,毛主席看到两条根本对立的大标语:
“大局已定,二期公社必胜!”
“二七公社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
毛主席说:“在工人们的阶级内部,其实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为何他们不能联合起来?”
说完,他让跟随在侧的杨成武上将,将这句话告诉他们。
抵达武汉后,毛主席被安排住在他之前下榻的旧地——东湖甲所。此地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梅岭一号”,周总理向来办事极为缜密。而此时正值“文革”运动期间,为了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排,他一路费尽心思、诸般考虑。
在毛主席决定要去湖北武汉的时候,他马上就给远在重庆做工作的谢富治打电话,让他立即赶去武汉。因为彼时的谢富治乃公安部长,让他负责毛主席安全一事,乃其职责所在。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让同在重庆的王力,一同赶往武汉。王力和谢富治到了湖北武汉后,还顾不上稍作休息,立即都来到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中。
他们冒着炎热酷暑到大街上看大字报、大标语,之后又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带领下去到武汉大学。在群众和学生中,王力、谢富治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甚至与当地造反派交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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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是此次的小插曲,则为之后发生的“7.20事件”埋下重大伏笔。至于当年他们二人到武汉的真实情况,多年后,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力,在晚年时作了这样的回忆:“7月13日晚上,总理给谢富治打电话,让他立即到武汉接受一个紧急秘密任务。当时谢富治提出,王力和余立金、以及带去的红卫兵一同去,总理同意了这个方案。”
“我原本不想去,因为主席分配在西南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于是我就给关锋打电话,为为什么要改变计划?到底是什么任务?能不能不去?”
“关锋说此事在电话里不能讲,上面让去就马上去!14日的时候,我们在中午赶到武汉,是李作鹏亲自开车到机场接的。那时候周总理已经在我们之前到了武汉,之后他在东湖宾馆给谢富治、李作鹏、我、余立金四人开会,传达了毛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会议指示。”
“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周总理就先一步赶到武汉作布置,将整个宾馆的人都换了。宾馆之前的工作人员都是‘百万雄师’造反队的,后来换成另一派。”
说到这里,王力停顿了一下,紧接着又说出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他说当时周总理还下令,不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保护毛主席的安全,而是把重任交给了空军。
王力当时就认为不妥,不过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早就定下的。当天晚上,毛主席抵达武汉。岂料,谢富治当天就闯了大祸!他非要到街上看大字报,他们和重庆来的人一同去了,结果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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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各派开始敲锣打鼓地到处摇旗呐喊、放炮打鼓,到处贴满欢迎他们的标语。而正是因为谢富治等人泄露身份、行踪,所以后来才发生“伟人住处被冲击”一事,也就是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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