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溥仪与我》、《我的丈夫溥仪》、相关历史档案
部分章节仅代表客观史实记录
1997年6月9日，北京朝阳医院的一间病房里，72岁的李淑贤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病床前围着几位医护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肺癌晚期的折磨已经让这位老人瘦骨嶙峋，每一次呼吸都显得格外艰难。可她的意识依然清醒，眼神里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坚定。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询问她关于身后事的安排。按照常理，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正式妻子，李淑贤百年之后应该与丈夫合葬在一处。
1995年，她还亲自主持了溥仪骨灰迁移到河北易县华龙陵园的仪式，那里为溥仪修建了墓地，旁边预留的位置显然是为她准备的。
可李淑贤用微弱却坚定的声音说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她要把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拒绝与溥仪合葬。
工作人员试图劝说她改变主意，夫妻合葬是几千年的传统，何况她是溥仪唯一合法的遗孀。可李淑贤的态度异常坚决。
她说，溥仪生前当了半辈子傀儡皇帝，死后不能再让他当招牌。她的语气平静，可话语间流露出的决绝让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
几天后，李淑贤因肺癌去世。她的骨灰按照遗愿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长眠在华龙陵园的溥仪永远分隔两地。
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议论。人们纷纷猜测，这对夫妻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让李淑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出如此决绝的选择。
是三十年守寡积累的怨气，是对那段婚姻的彻底失望，还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隐情。
【一】从三次婚姻到末代皇后的曲折人生
李淑贤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
1924年9月4日，李淑贤出生在浙江杭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她本名李茹，童年并不幸福。
10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幼小的她失去了最亲的人。16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留下她和后母相依为命。
可后母对她并不好。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后母急于把她嫁出去，减轻家庭负担。于是，还未成年的李淑贤就被迫嫁了人，开始了她坎坷的婚姻之路。
李淑贤的第一任丈夫名叫刘连升，是北平伪警察局的一名警察。1943年，两人正式登记结婚。
那个年代的警察局鱼龙混杂，刘连升在里面混口饭吃，对李淑贤倒也没有特别的虐待，可也谈不上什么感情。
李淑贤跟着刘连升过了十几年，日子平平淡淡。她没有想到的是，1955年，刘连升被政府逮捕。经过调查，刘连升被查明是反革命分子，最终被判处死刑。
丈夫被枪决，李淑贤成了反革命家属。那个年代，这样的身份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她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歧视，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1957年，李淑贤遇到了第二任丈夫陈庆之。陈庆之是人民银行的一名普通会计，工作稳定，为人老实。
李淑贤当时已经33岁，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不幸，急需一个依靠。陈庆之看中了她勤劳能干，两人很快就结了婚。
可这段婚姻依然不幸福。陈庆之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两人之间缺乏沟通。
更重要的是，李淑贤的前夫是反革命分子，这个政治污点始终是他们之间的一道鸿沟。陈庆之的家人对李淑贤也颇有微词，认为她会影响家庭的政治前途。
婚后三年，两人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在1960年10月离婚。这一年，李淑贤36岁，又一次成了单身。
连续两次失败的婚姻，让李淑贤对感情彻底失望。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在北京朝阳区关厢联合医院当护士。
1954年，她从北京惠英诊所护理班毕业，先后在景山诊所、关厢医院工作。她心想，这辈子可能就要一个人过了，不再对婚姻抱有任何幻想。
可命运在1962年给了她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
那一年早春，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找到李淑贤，问她愿不愿意见一个人。李淑贤当时正在医院值班，沙曾熙神秘兮兮地说，这个人身份特殊，是末代皇帝溥仪。
李淑贤当场愣住了。溥仪，那个三岁登基、多次复辟、后来成为战犯的末代皇帝，怎么会要见她这样一个普通护士。
沙曾熙解释说，溥仪在1959年被特赦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现在已经是新中国的公民。
组织上考虑到他56岁了还是单身，希望帮他找个合适的对象。溥仪提出了几个条件：要出身贫苦，要是劳动人民，要有工作，要是新社会培养的女性，绝不要满清遗老家的小姐。
李淑贤符合这些条件。她出身普通，有过坎坷的经历，是医院的护士，而且37岁还单身。沙曾熙觉得她可能合适，就来做媒。
李淑贤犹豫了很久。一个是末代皇帝，一个是普通护士，这样的组合听起来太不可思议。
可她转念一想，自己都37岁了，结过两次婚都失败了，还有什么可挑剔的。见一面又何妨，就算不成，也能见识见识这位传说中的末代皇帝。
第一次见面安排在一个朋友家里。李淑贤拿着自己的照片去了，溥仪也带着照片。见面的瞬间，两人都打量着对方。
溥仪看到李淑贤，觉得她长相端正，举止大方，一身护士的白大褂显得干净利落。李淑贤看溥仪，发现这位56岁的前皇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威严，反而显得有些拘谨和小心翼翼。
他穿着普通的中山装，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说话轻声细语，很有礼貌。
溥仪对李淑贤的第一印象不错。他问她是做什么工作的，李淑贤说自己是护士。
溥仪一听眼睛就亮了，他说自己很喜欢医学，年轻时曾经想当医生，可没有机会。能找一个医护人员当妻子，正合他心意。
见面之后，溥仪提出要去李淑贤家看看。这让李淑贤犯了难。她租住的地方在朝阳门外吉市口三条，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小平房，原来是个男女混用的厕所改建的，一个月租金只要几毛钱。
屋里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就一张床、一张桌子、椅子，墙皮都在往下掉。
几把
李淑贤不好意思让溥仪来这么寒碜的地方，就婉言拒绝了。可溥仪很坚持，说不看看她的生活环境，心里不踏实。
一个周日，溥仪不请自来，带着介绍人突然到访。李淑贤当时正在家里洗衣服，听到敲门声吓了一跳。打开门一看，溥仪笑眯眯地站在门口。
李淑贤慌了手脚，家里一片狼藉，连个让客人坐的地方都没有。她赶紧跑去邻居家借了一把小板凳。溥仪进屋后，环顾四周，看到这简陋的居住环境，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对李淑贤说，这样挺好，说明她确实是劳动人民，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这正是他想要找的人。
后来，溥仪邀请李淑贤做一顿南方菜给他尝尝。李淑贤虽然在北京待了多年，可毕竟是杭州人，南方菜还是拿手的。
她精心准备了几道杭帮菜，溥仪在旁边看她做菜，看她熟练地切菜、配料、掌握火候，越看越满意。
可到了吃饭的时候，溥仪却一口都没吃。李淑贤不知道，溥仪从小在宫里长大，养成了在外面不吃东西的习惯，生怕被人下毒。这是他几十年来形成的条件反射，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
李淑贤不明白，以为溥仪是嫌弃她的手艺，心里有些赌气。她一个人坐下来，把所有的饭菜都吃光了，一点都没给溥仪留。
溥仪在旁边看着她大口吃饭的样子，反而觉得这个女人性格直率，不矫揉造作，更喜欢她了。
经过几次接触，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溥仪觉得李淑贤是个合适的人选——出身贫苦，性格温和，有工作，还是护士，将来可以照顾他的身体。
李淑贤也觉得溥仪虽然当过皇帝，可现在很谦和，对她也很尊重，比前两任丈夫都好。
1962年4月，溥仪向全国政协领导汇报了自己的婚事。政协专门派人调查了李淑贤的情况：37岁，护士，结过两次婚，第一任丈夫是反革命分子被枪决，第二任丈夫是银行会计，已经离婚。
调查人员还发现，李淑贤的文化水平不高，小学只念过几年，连写一封完整的信都很困难。她自称高小毕业，实际上有些夸大。
可这些都不是问题。组织上认为，溥仪已经56岁了，能找到一个愿意嫁给他的女人就不错了，何况李淑贤各方面条件都还可以。
1962年4月30日晚上7点，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溥仪与李淑贤举行了简单的结婚典礼。婚礼很低调，只有几十位亲友参加，没有什么排场。
溥仪穿着朴素的中山装，李淑贤穿着一件普通的连衣裙，两人在众人的祝福声中交换了信物。
李淑贤成了溥仪的第五任妻子，也是最后一任妻子。
此时的溥仪已经不是皇帝，只是个普通公民，所以李淑贤也不享有什么皇后的头衔。可在私底下，清室后人还是给她上了一个谥号——"孝睿愍皇后"。
【二】五年婚姻背后的难言之隐
婚后，李淑贤搬进了溥仪在东城区张自忠路的住所。
那是一套普通的两居室，面积不大,陈设简单。屋里有几件红木家具，是溥仪从宫里带出来的旧物，其他都是普通的桌椅板凳。墙上挂着几幅字画，也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李淑贤原本以为，嫁给末代皇帝，怎么也应该过上富裕的生活。可她很快发现，溥仪并不富有。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百多元，除了日常开销，所剩无几。
他那些所谓的珍宝古玩，大部分都在战乱中丢失了，留下的也早就上交给国家了。
不过，溥仪对她很体贴。他会主动帮她洗碗、扫地、收拾房间。他会在她下班回家时，给她倒好热水。他会陪她散步聊天，给她讲宫里的趣事。
溥仪还对李淑贤说过一番深情的话。他说，以前在宫里，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夫妻感情。
那些所谓的妻子，只是他的玩物和摆设，连他自己都是别人手里的傀儡。直到遇见李淑贤，他才第一次体会到人世间还有爱情这种美好的东西。
这番话让李淑贤很感动。她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溥仪虽然当过皇帝，可现在是个真心对她好的普通人。
可婚后不久，李淑贤就发现了一个让她难以接受的事实——她和溥仪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溥仪三岁进宫，在太监宫女的包围中长大。宫里的太监为了讨好小皇帝，教给他一些不良的习惯，导致他的身体发育出现了严重问题。
加上多年的精神压力、不规律的生活、过度的纵欲，溥仪早就丧失了正常的性功能。
李淑贤37岁，正是女人最成熟的年纪。她嫁给溥仪，不是为了享福，也不是为了虚名，她只是想有个正常的家庭，有个真心对她好的丈夫，如果可能的话，还想生个孩子。
可现在，这些最基本的愿望都成了奢望。李淑贤内心的失望和痛苦可想而知。
她曾经找好朋友倾诉。据当年国民党军统少将董益三的夫人宋伯兰在日记中记载，李淑贤经常去她家聊天，大部分时候都在发牢骚。
她说自己命苦，嫁了个不能尽夫妻之责的丈夫，这辈子算是完了。说着说着，她就会哭起来。
李淑贤还曾经向周恩来总理哭诉过。她说，溥仪对她很好，可这种好只是精神上的，她作为一个女人，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她甚至提出过想要离婚。
周总理耐心地劝导她。他说，溥仪的特殊经历造成了他的身体问题，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谁的错。
溥仪已经改造得很好了，对她也是真心的，希望她能够理解和包容。作为溥仪的妻子，她的存在对溥仪的稳定情绪、安心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李淑贤最终没有离婚。她想，自己都37岁了，已经结过两次婚了，如果再离婚，这辈子可能真的就完了。
而且，溥仪除了身体上的问题，对她确实很好，也很依赖她。她不忍心抛弃这个可怜的男人。
于是，李淑贤选择了隐忍。她把这种不满和委屈深深地埋在心底，尽力扮演好一个妻子的角色。
可这种隐忍是有代价的。她知道自己注定不会有孩子，不会有完整的婚姻，她的后半生就要这样陪着一个不能尽夫妻之责的男人度过。
这种遗憾和怨念，在她心里慢慢积累，成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1965年，溥仪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他经常感到口渴、乏力，体重迅速下降。李淑贤凭着护士的职业敏感，觉得情况不对，催促他去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了——糖尿病。医生说，溥仪的血糖指标很高，需要长期治疗和控制饮食，否则会有严重后果。
李淑贤立刻承担起了照顾溥仪的全部责任。她每天给溥仪测血糖，记录数据，监督他按时吃药。
她严格控制溥仪的饮食，不让他吃甜食，减少主食的摄入，增加蔬菜和粗粮。她还督促溥仪适当运动，陪他散步、做体操。
溥仪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血糖控制得不错，他的精神状态也好一些。可有时候血糖突然升高，他就会昏昏沉沉，什么都不想做。
1967年初，溥仪的病情急转直下。糖尿病转为尿毒症，肾功能开始衰竭。医生说，情况很不乐观，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溥仪被送进北京医院，住进了特护病房。李淑贤每天都守在病床前，寸步不离。她给溥仪喂饭、擦身、端尿盆，陪他说话，想方设法让他舒服一些。
溥仪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清醒的时候，他会握着李淑贤的手，感激地说，这辈子能遇到她，是他最大的幸运。如果没有她，他可能早就死了。
李淑贤听着这些话，心里五味杂陈。她为溥仪付出了这么多，可这段婚姻给她带来的，更多的是遗憾和痛苦。她牺牲了自己作为女人的幸福，陪伴了一个不能给她完整婚姻的男人。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溥仪停止了呼吸。临终前，他拉着李淑贤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最后的遗言：我还不应该死啊，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
溥仪的手松开了，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李淑贤趴在病床上，哭得撕心裂肺。
她不知道自己哭的是什么，是为溥仪的离去而悲伤，还是为自己这五年的婚姻而哭泣，还是为自己今后孤独的人生而绝望。
那一刻，43岁的李淑贤成了寡妇。她和溥仪结婚五年，没有夫妻之实，没有子女，也没有什么财产。溥仪留下的，只有一些手稿、几件旧衣服和一些书籍。
溥仪去世后，李淑贤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否要为他守寡。
在那个年代，43岁还不算老，完全可以再婚，重新开始生活。可李淑贤犹豫了。她已经结过三次婚了，三次婚姻都不幸福，她已经没有勇气再去尝试了。
何况，她现在的身份是末代皇帝的遗孀。这个身份既是光环，也是枷锁。如果她改嫁，不知道会引起多少非议。
李淑贤最终选择了守寡。她从公众视野中淡出，搬到一套普通的住房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政府考虑到她的特殊身份，给她安排了一些照顾，发放抚恤金和补助，保证她的基本生活。
可就在她以为可以安安静静度过余生的时候，一场关于遗产的纷争开始了。
1980年，溥仪去世13年后,政府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溥仪的骨灰被重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附舍。溥仪生前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再次引起关注。
1987年，中国和意大利合拍电影《末代皇帝》，意大利方面提出，要获得《我的前半生》著作权所有者的授权才能签约。
这时候，一个名叫李文达的人站了出来，声称自己也享有这本书的著作权。
他说，这本书虽然署名溥仪，可实际上是他根据溥仪的口述整理修改完成的。没有他的辛勤工作，这本书根本出不来。他付出了巨大心血，应该享有署名权和收益权。
李淑贤坚决不同意。《我的前半生》是溥仪留给她的唯一有价值的遗产，她绝不允许别人染指。
她认为，李文达虽然参与了整理工作，可那是组织安排的任务，不能算是合作创作。所有的版权和收益都应该归她所有。
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对簿公堂。这一打，就是整整十年。
李淑贤为了这场官司，耗尽了全部精力。她四处奔波，收集证据，咨询律师，出庭作证。这场漫长的诉讼，消磨着她的健康，也加速着她的衰老。
可她没有想到的是，在官司即将胜诉的时候，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了她面前——溥仪的骨灰该何去何从。
1995年，一个名叫张世义的商人找到了她，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