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刘万春：从民国中将到共和国第三十六军军长》、《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百度百科"刘万春"词条、《绥远九一九起义档案史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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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北京的初冬已经寒意逼人。
一列从绥远开来的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车上有一位中年男子，他此行是来北京参加一场会议的。这个人叫刘万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
一年多以前，他还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手握重兵驻守绥远。1949年9月19日，他在绥远和平起义的通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排在董其武、孙兰峰之后，位列第三。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我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原职使用"的政策，刘万春被任命为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享受着组织给予的充分信任。
可就在火车进站、刘万春准备下车的那一刻，几个便衣已经在站台上等候多时。
刘万春被带走了。
刘万春，字寿山，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河北省交河县（今属泊头市）一个回族家庭。
交河县地处华北平原腹地，自古以来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刘万春的家境在当地算得上殷实，这使得他从小就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许多有志青年都把从军报国视为改变命运的途径，刘万春也不例外。
1920年，二十岁的刘万春考入了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军官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培养初级军官的重要机构，为各路军阀输送了大量的军事人才。
在这里，刘万春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和作战技能，为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基础。
1921年，刘万春从预备军官学校毕业，随即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继续深造。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学府之一，创办于1912年，前身是清朝的北洋陆军速成学堂。
这所学校培养出了大批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军事人才，蒋介石、白崇禧、陈诚、顾祝同等人都曾在此求学。能够考入保定军校，本身就说明刘万春具备相当的军事素养和学习能力。
在保定军校的三年时间里，刘万春接受了更为系统和严格的军事训练。
步科的课程涵盖了步兵战术、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等多个领域，还有大量的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训练。
这段求学经历，不仅让刘万春掌握了扎实的军事技能，也让他结识了一批日后在军界崭露头角的同窗。
1924年，刘万春从保定军校毕业，被分配到直系军阀王都庆的第二十一混成旅任职。他从最基层的少尉见习官做起，历任中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营长等职务。
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末期。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今天联合，明天反目，战争此起彼伏。刘万春作为一名基层军官，在这样的乱世中摸爬滚打，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1925年9月，王都庆的第二十一混成旅被改编为北洋暂编陆军第七师，刘万春升任中校副官长。
这是他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次重要晋升，标志着他已经从一名基层军官成长为中级指挥人员。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长江流域。
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中，许多北洋军阀的部队纷纷投向国民革命军，刘万春所在的部队也不例外。
1927年5月，暂编第七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军，刘万春被任命为上校团长。这一年，他刚刚二十七岁，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团级指挥官。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刘万春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那是1927年初的一天，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临时决定到湖北视察部队。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各部队都措手不及。
当蒋介石一行来到独立第八师驻地时，师长刘春荣匆忙接待，并带领蒋介石到一团参观。
刘万春时任一团团长，当时正带领官兵们在操场上进行日常训练。他们练习刺杀、跳木马、做单双杠，训练场面热火朝天。
蒋介石在一旁观看了许久。他注意到，这个团长并没有像其他军官那样站在一旁指挥，而是亲自和士兵们一起操练。这种作风，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并不多见。
蒋介石对刘万春的训练方式表示了赞赏。临走时，他特意对刘万春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能同士兵一起操练，这样做很好。
这句话，看似平淡，却改变了刘万春此后的命运。
此后几年，刘万春的仕途开始变得顺遂起来。1927年9月，他调任第二军上校团长。
1928年1月，第七十一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刘万春任第一团上校团长。同年11月，独立第八师缩编为第四集团军暂编第一师第三旅，刘万春改任上校参谋长。
1929年1月，刘万春调任第十四师第四十二旅上校参谋长。4月，又调任第四十一旅第八十一团上校团长。
1930年4月，第十四师扩编为第三方面军第二十军，刘万春升任补充第一旅少将旅长。这是他第一次晋升为将官，时年三十岁。
这一时期，中国政局动荡不安。1930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刘万春所在的部队也卷入了这场混战。
中原大战最终以蒋介石获胜告终。刘万春所部在战争中被第二十六路军缴械，他本人不得不离开部队，回到天津赋闲。
1931年7月，赋闲半年多的刘万春重新出山，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上校参谋。这标志着他投入了阎锡山的晋绥军系统。
1933年10月，刘万春调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总司令部上校参谋。这个时期，蒋介石正在全力"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刘万春作为参谋人员参与了相关的军事行动。
同年，蒋介石决定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对国民党军队的中高级军官进行轮训。1934年1月，刘万春被调任庐山军官训练团交际课上校课长。
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亲自挂帅的机构，副团长由陈诚担任。能够被调到这个训练团任职，说明刘万春已经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
在庐山期间，蒋介石曾多次接见刘万春，对他的工作表示肯定，并鼓励他要踏踏实实做事。这些接见，进一步拉近了刘万春与蒋介石之间的距离，也为他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
1935年5月29日，刘万春被正式叙任为陆军步兵中校。
1936年11月，刘万春调任独立第七旅少将参谋长。独立第七旅的前身是正太护路军第三旅，旅长是马延守。这支部队驻扎在山西、绥远一带，担负着护路和边防的任务。
也就是在这一年，刘万春第一次来到了绥远。
绥远省位于内蒙古中部，是当时中国的边疆省份。这里地广人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日本侵略者对这片土地觊觎已久，不断扶植蒙古族上层人物发动叛乱，试图将绥远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傅作义指挥所部，对日伪军发起反击。
刘万春所在的独立第七旅奉命参战，协同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三师第二十旅孙兰峰部，向盘踞在绥东地区的日伪军发起进攻。
这是刘万春军旅生涯中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对日作战。战斗十分激烈，独立第七旅伤亡惨重，但也取得了不小的战果，缴获了日军的枪支、山炮、汽车和坦克等武器装备。
绥远抗战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也让傅作义的名字响彻全国。
刘万春作为参战部队的参谋长，在这场战役中积累了宝贵的对日作战经验，也与傅作义建立了上下级的隶属关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12月，刘万春调任第三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少将参谋长。此时的第三十五军，正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这次调动，意味着刘万春正式成为傅作义系统的一员。
1938年4月，刘万春调任绥远省游击军第二旅少将旅长。1939年3月，又调任绥远第二游击区少将司令。
在此后的几年里，刘万春一直驻扎在内蒙古地区，与日军进行着艰苦的周旋。
游击战争是一种特殊的作战形式，需要指挥员具备灵活机动的头脑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刘万春在这一时期的表现，证明他具备了这些素质。
1942年7月，刘万春升任新编骑兵第三师少将代理师长。骑兵是绥远地区的重要兵种，在广袤的草原上，骑兵的机动性是步兵无法比拟的。
刘万春开始接触骑兵的指挥和训练，这为他日后在绥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3年2月10日，刘万春被正式晋任为陆军步兵上校。同年7月22日，他调任暂编第十七师少将师长。
1944年10月23日，刘万春迎来了军旅生涯中的又一次重要晋升——他被任命为第三十五军少将副军长。
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起家部队，能够担任这支部队的副军长，说明刘万春已经成为傅作义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1945年6月28日，刘万春被正式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同年8月，他还兼任了新编骑兵第四师师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长达八年的抗战岁月中，刘万春从一名旅参谋长成长为军副军长，经历了绥远抗战、忻口会战等重大战役，为抵御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然而，抗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内战的阴云已经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空。
刘万春的命运，也将在这场新的风暴中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关系迅速恶化。
1945年8月，在美国的调停下，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了谈判。然而，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蒋介石坚持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共产党方面则坚决拒绝这一无理要求。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调集大军，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在短时间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
在华北战场，傅作义的部队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力量。傅作义本人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善于用兵，治军严格，所部战斗力较强。
蒋介石对傅作义既想利用，又有所防范，这种复杂的关系贯穿了整个内战时期。
刘万春作为傅作义的部下，自然也被卷入了这场内战。
1945年11月，刘万春被免去了新编骑兵第四师师长的兼职，专任第三十五军副军长。
1946年3月，刘万春调升绥远全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绥远省保安司令部的司令由傅作义兼任，刘万春作为副司令，实际上负责绥远地区的军事工作。
这次调动，意味着刘万春从野战部队转入了地方保安系统，但他的实际权力并没有减少。
1947年12月，华北的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为了挽救华北的危局，成立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
华北"剿总"的成立，标志着傅作义成为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刘万春也随之调任华北"剿总"驻绥部队指挥所中将副主任。
驻绥指挥所的主任是董其武，刘万春作为副主任，是指挥所的二号人物。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
这一年的9月，东北野战军发动了辽沈战役。短短52天时间，东北野战军就歼灭了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
这场战役的胜利，彻底改变了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国民党军队从此陷入了全面被动的局面。
东北的失败，对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傅作义所部虽然还有50余万人，但已经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的夹击之中，形势十分危急。
1949年1月，刘万春被任命为第一一一军军长。第一一一军下辖第三一九师、第三二〇师、第三二六师三个师，是驻绥部队的主力之一。
这个时候，傅作义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继续与解放军作战，还是走和平的道路？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军队13万余人被全歼，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天津的失陷，使北平彻底成为一座孤城。
面对这样的局势，傅作义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接受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是解放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和平解放，不仅保全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为和平解决其他城市提供了范例。
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的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
绥远省位于北平的西北方向，是傅作义的起家之地。驻绥部队虽然名义上归华北"剿总"指挥，但实际上与傅作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这些部队包括董其武指挥的第一一一军、孙兰峰指挥的骑兵部队，以及省保安部队等，总兵力约有六万余人。
伟人高瞻远瞩，提出了"绥远方式"的构想，即有意保留绥远的国民党军队，暂时不予改编，待条件成熟后再行解决。
这一方式的核心思想是：不急于求成，给对方以观察和考虑的时间，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1949年3月，绥远方面与华北人民政府开始接触谈判。双方代表多次会面，就军队驻防、铁路通车、商业贸易、通邮通电等问题进行磋商。
谈判的过程并不顺利。绥远方面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有人主张起义，有人主张观望，还有人暗中与国民党方面保持联系。
刘万春就是态度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
作为第一一一军的军长，刘万春掌握着绥远地区最重要的一支武装力量。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绥远问题的走向。
从公开的表态来看，刘万春似乎是支持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他曾说过"东北失败，华北孤立，坚守下策，和谈为上"这样的话，表明他认识到了继续作战的困难。
但在实际行动中，刘万春却表现得相当暧昧。
1949年初，中共方面的先遣人员进驻归绥，准备开展工作。然而，这些人员刚到归绥，就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强行搜查，还发生了开枪射击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
这起事件发生在刘万春的辖区内。我方要求刘万春严惩凶手。刘万春确实派人将凶手抓获，但令人费解的是，他没有经过任何审讯程序，就将凶手就地枪决了。
这种做法，明显是在掩盖什么。但出于大局考虑，我方没有深究此事。
1949年7月，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国民党政府派遣徐永昌飞赴绥远，试图阻止董其武等人起义。
徐永昌带来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和大量黄金，还带来了一系列许诺：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拨给部队更多的武器装备和军饷。
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用高官厚禄来拉拢绥远的将领，阻止他们投向共产党。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刘万春的态度暴露无遗。
据史料记载，刘万春曾私下对徐永昌表示，他"永远是党国忠诚的将士"，即使参加起义，也将"隐蔽为内应，坚持到光复的那一天"。
这番话，清楚地表明了刘万春的真实立场。他参加起义，并不是出于对新政权的认同，而是一种权宜之计。他在心里，仍然效忠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
刘万春还有另外一层考虑。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从1927年的那次偶然相遇开始，蒋介石多次接见他、提拔他，使他从一个普通的团长成长为中将军长。这份"恩情"，刘万春一直铭记在心。
正是这种复杂的心态，为刘万春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1949年8月下旬，傅作义亲赴绥远，安排起义事宜。
傅作义是绥远起义的关键人物。作为原华北"剿总"司令，他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已经完全转变了立场，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此次来绥远，就是要做好部下的工作，促成绥远的和平解放。
在傅作义的努力下，绥远方面的态度逐渐明朗。董其武表示愿意率部起义，孙兰峰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也表示同意。
但还有一些人仍在犹豫，刘万春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傅作义进行了大量的劝说。他向部下们分析形势，指出继续追随蒋介石只有死路一条，只有走和平的道路才有出路。
在傅作义的反复劝导下，刘万春终于同意在起义通电上签名。
1949年9月18日，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
这一天，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在包头市银行礼堂举行。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绥远军政要人，以及各界代表共计三百余人参加了仪式。
签字仪式的气氛庄严肃穆。董其武首先在起义通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照事先的安排，第二个签名的应该是孙兰峰，但孙兰峰还在犹豫，迟迟没有动笔。
刘万春见状，便抢先在第三个位置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把第二个位置空了出来，留给孙兰峰。
这个细节，后来被一些人解读为刘万春积极支持起义的证据。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刘万春之所以急于签名，是因为他已经在私下对徐永昌作出了承诺，签名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姿态。
签字仪式结束后，傅作义的秘书长王克俊连夜赶回北平，向傅作义汇报情况。
第二天凌晨，在傅作义的再次劝说下，孙兰峰终于下定决心，在起义通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正式发布。通电宣布，绥远省军政人员决定脱离国民党政府，归向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份通电的发布，标志着绥远和平解放的正式完成。
9月20日，伟人和朱德总司令联名致电绥远起义人员，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嘉奖和慰勉。
电报指出，绥远的和平解放是全国人民的胜利，希望起义人员继续努力，为人民的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同日，绥远省各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傅作义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回顾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表示要与过去的错误彻底决裂，走人民的道路。
傅作义的讲话真诚恳切，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他特别提到，如果有人走了错路，那就要自己承担责任。这番话，似乎是在警告那些心怀二意的人。
会后，刘万春曾找到傅作义，提议向宁夏派驻军队，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事业。这个提议得到了批准。
从表面上看，刘万春似乎已经转变了立场，开始为新政权效力。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绥远起义后，根据我党的一贯政策，起义人员的原有职务和待遇基本保持不变。
董其武被任命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孙兰峰被任命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则继续担任第一一一军军长。
1949年12月9日，第一一一军在包头地区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
刘万春被任命为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樊折桂任参谋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
改编后的第三十六军下辖第一〇六师、第一〇七师、第一〇八师和骑兵旅，全军共有一万三千余人。
1950年1月，刘万春还兼任了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从国民党中将到解放军军长，刘万春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按照常理，他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好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绥远起义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全军开荒二十三万亩，生产了七百万斤粮食。士兵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开始逐渐认同新政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作为军长，刘万春也参与了部队的整训工作。他出席各种会议，听取汇报，部署工作，看起来与其他起义将领并无二致。
然而，在这平静的表象之下，暗流正在涌动。
1950年的春天，台湾方面开始加紧对大陆的渗透活动。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大量特工潜入大陆，试图在原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内线，为将来的"反攻"做准备。
绥远起义部队是特务渗透的重点目标之一。这些部队虽然名义上已经改编为解放军，但许多官兵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对新政权还存在疑虑。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给那些心怀二意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在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一场国际性的军事冲突。美国纠集十余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同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台湾方面欣喜若狂。蒋介石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一定会帮助他"反攻大陆"。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大肆渲染所谓"反攻在即"的论调，试图动摇大陆人心。
这些宣传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绥远，在原起义部队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他们认为，当初参加起义是迫于形势，现在形势变了，是不是应该重新站队？
刘万春就是在这个时候，作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他后半生命运的决定。
1950年7月的一天，刘万春秘密召集了他的辎重营营长李玉浩，交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情报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