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为何要把六大名著变成四大名著？被淘汰的两部老少皆知

一、名著提法的前世今生：从 “奇书” 到 “四大” 的演变

很多人不知道，“四大名著” 并非古已有之的说法。

1949 年之前，中国古典小说的合称五花八门。

明朝王世贞将《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列为 “宇宙四大奇书”。

冯梦龙则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称作 “四大奇书”。

清朝金圣叹更极端，评出 “天下六大才子书”，包含《庄子》《离骚》《史记》等。

民国时期，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研究中提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唯《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

这些说法里，从未同时出现如今 “四大名著” 的完整组合。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领域迎来重大变革。

195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肩负起古典文学整理的重任。

从 1952 年到 1954 年，该社陆续推出《水浒传（七十回本）》《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

随后其他出版社跟风跟进，这四部书的发行量呈爆发式增长。

据统计，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4 月，它们分别出版了 646 万册、267 万册、379 万册、284 万册。

海量发行让 “四大名著” 的说法逐渐深入人心。

而所谓 “六大名著”，并非官方明确界定，而是建国初期民间对热门古典小说的统称。

除了最终入选的四部，还包括《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

这场从 “六” 到 “四” 的筛选，背后是深刻的时代需求与文化考量。

二、被淘汰的《聊斋志异》：鬼狐故事里的消极与批判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生都在科举路上挣扎。

他 19 岁考中秀才，此后连续四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

直到 71 岁，才勉强成为贡生，获得一个虚衔。

这种坎坷经历，让他对科举制度的腐朽有切肤之痛。

他在《聊斋志异》中，用大量笔墨讽刺科举。

《司文郎》里，盲僧用鼻子嗅文章，竟能分辨优劣。

那些被考官推崇的 “佳作”，在他看来臭不可闻。

这背后，是蒲松龄对考官昏聩、选材不公的愤怒。

除了批判科举，书中的鬼狐故事还暗藏对时政的不满。

《促织》讲述官府征缴蟋蟀，逼得百姓家破人亡。

成名之子为救全家，化身蟋蟀，才换得安宁。

这种对封建暴政的控诉，直白而尖锐。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它看似是神魔故事，实则是现实的镜像。

但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凝聚人心。

当时的文化政策，强调文艺要为建设服务，传递积极向上的精神。

《聊斋志异》中弥漫的消极避世情绪，与时代基调格格不入。

书中很多故事，主角在现实中失意，只能在鬼狐世界寻找慰藉。

这种 “逃离现实” 的价值观，不符合新中国鼓励人们奋发图强的导向。

更重要的是，书中对科举的全盘否定，与当时的人才培养理念冲突。

新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却需要建立新的人才选拔体系。

《聊斋志异》对考试制度的极端批判，容易引发对新制度的质疑。

因此，在古籍整理筛选中，它被移出了核心名著序列。

三、落选的《儒林外史》：科举制度的辛辣解剖刀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出身安徽全椒官宦世家。

祖上三代为官，家境优渥，但他看透了官场的虚伪。

33 岁时，他变卖祖产，移居南京，潜心创作。

亲身经历让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深刻洞察。

《儒林外史》没有主线情节，由几十个独立故事构成。

每个故事，都是一把解剖科举制度的手术刀。

范进中举的故事，至今家喻户晓。

范进寒窗苦读半生，54 岁才中举人。

得知喜讯后，他狂喜之下疯疯癫癫，丑态百出。

这个故事，辛辣讽刺了科举对人性的扭曲。

除了范进，书中的严监生、周进等人物。

要么吝啬贪婪，要么迂腐不堪，都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胡适曾评价：“《儒林外史》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

它不仅批判科举，还揭露了官场黑暗、世风日下。

地方豪强通过贿赂考官，让亲族冒名顶替。

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却打着 “为朝廷效力” 的旗号。

这些情节，真实反映了封建末期的社会乱象。

但建国初期，国家需要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

《儒林外史》的批判过于尖锐，充满了对旧制度的全盘否定。

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文艺作品应 “扬弃” 旧文化，而非单纯批判。

书中对知识分子的负面刻画，也与国家急需人才的现状相悖。

新中国需要鼓励知识分子投身建设，而《儒林外史》中的读书人。

大多是无用的庸才或道德败坏之徒，容易误导大众对知识分子的认知。

因此，它与《聊斋志异》一样，未能进入四大名著行列。

四、四大名著的入选密码：批判与建构的平衡艺术

四大名著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核心在于它们实现了 “批判与建构” 的平衡。

《三国演义》是历史与艺术的结合体。

作者罗贯中以东汉末年三国鼎立的历史为蓝本。

七分虚构，三分真实，既有对乱世纷争的批判。

更有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对忠义精神的推崇。

书中的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物，成为忠义智勇的象征。

这种对传统美德的弘扬，符合任何时代的价值导向。

历史学家吴晗评价：“《三国演义》是通俗历史的典范。”

它让普通百姓通过阅读，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脉络。

这种 “以史为鉴” 的价值，是《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不具备的。

《水浒传》讲述了农民起义的故事，看似是 “犯上作乱”。

但书中的核心是 “替天行道”，反抗的是贪官污吏，而非皇权。

梁山好汉 “劫富济贫” 的行为，契合了大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毛泽东曾特别指示，《水浒》的三种版本都要出版，并附上鲁迅的评语。

他认为，书中的反抗精神有积极意义，能激发民众的抗争意识。

这种 “有限度的批判”，既满足了对旧制度弊端的反思。

又不触及根本的价值体系，符合当时的文化政策。

《西游记》表面是神魔故事，实则暗藏深刻隐喻。

孙悟空大闹天宫，反抗的是强权压迫。

西天取经，体现的是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

这种反抗与坚守，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反抗侵略、建设国家的历程高度契合。

书中的神魔形象，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

而是对人性、权力的多重思考，具有丰富的解读空间。

它的批判是隐晦的，建构是明确的，容易被不同时代接受。

《红楼梦》被称为 “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

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线索。

描绘了封建贵族的日常生活，看似是爱情故事。

实则是对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深刻洞察。

书中融入了大量的古典文化、诗词歌赋、礼仪制度。

被誉为 “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它的批判是含蓄的，通过家族的兴衰暗示制度的腐朽。

而非直白的控诉，这种 “温柔的批判” 更容易被主流接受。

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价值极高，能让读者了解古代的社会风貌。

这种兼具审美价值与思想深度的作品，自然成为名著的首选。

五、历史背景：建国初期的古籍整理与文化导向

建国初期的古籍整理，有着明确的政治与社会背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

文化领域面临着 “破旧立新” 的艰巨任务。

当时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与新政权相适应的文化体系。

1953 年，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明确了古籍整理的方向。

古籍整理要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成立的古籍小组成员，包括郭沫若、茅盾等文化界泰斗。

他们制定的筛选标准，核心有三条：

一是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

二是符合时代发展的价值导向；

三是能为大众提供积极的精神滋养。

四大名著之所以入选，正是因为它们满足了这三条标准。

而《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虽然文学价值极高。

但在价值导向层面，与当时的时代需求存在偏差。

当时的出版政策，也对名著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出版社，其出版目录具有风向标意义。

四大名著的集中出版，配以详细的注释和序言。

让它们成为学校、图书馆的必藏书目。

而《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则多以 “通俗读物” 的形式出版。

没有获得重点推广的资源，影响力逐渐被四大名著拉开。

此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也推动了四大名著的传播。

周恩来曾明确表示，《红楼梦》《水浒》不能当作 “四旧” 摒弃。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多次点评。

让这两部书成为干部群众的必读书目。

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广，让四大名著的地位日益巩固。

六、后世争议：被低估的文学瑰宝与时代的局限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落选的争议，从未停止。

学界普遍认为，这两部书的文学价值，丝毫不逊于四大名著。

《聊斋志异》开创了文言短篇小说的新高峰。

它的叙事技巧、人物塑造、意境营造，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老舍评价：“《聊斋志异》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它的鬼狐故事，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关怀。

书中的很多女性形象，聪明、勇敢、独立。

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女性的附庸地位，具有超前的思想性。

《儒林外史》的现实主义手法，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鲁迅曾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儒林外史》是第一部真正的讽刺小说。”

它的 “白描” 手法，不加褒贬，却能让人物的丑态跃然纸上。

这种创作风格，影响了茅盾、巴金等现代作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重新审视这两部书的地位。

他们认为，建国初期的筛选，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当时的文化政策，过于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

而忽视了文学作品的多元价值。

《聊斋志异》的消极情绪，在今天看来，是对人性困境的真实反映。

《儒林外史》对科举的批判，也为我们反思人才选拔制度提供了借鉴。

事实上，这两部书从未被遗忘。

它们一直以 “古典名著” 的身份流传，多次再版，深受读者喜爱。

很多学校将它们纳入课外阅读书目。

影视改编也不断涌现，《倩女幽魂》《范进中举》等作品家喻户晓。

这说明，优秀的文学作品，终究能跨越时代的隔阂。

它们的落选，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选择。

而它们的文学价值，早已得到历史的认可。

七、历史回响：名著筛选背后的文化思考

从 “六大名著” 到 “四大名著” 的演变，本质上是文化选择的过程。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导向和价值标准。

建国初期的筛选，是为了适应新政权的建设需求。

四大名著的入选，是因为它们能在批判旧制度的同时。

为新社会提供精神滋养和文化认同。

而《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的落选，并非因为它们不够优秀。

而是因为它们的批判过于尖锐，价值导向与当时的时代需求存在冲突。

这场筛选，也反映了新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不是简单的否定，也不是全盘的继承。

而是 “扬弃”—— 保留积极向上、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

摒弃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部分。

这种态度，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我们既要珍惜。

又要学会用现代视角解读，挖掘其中的当代价值。

《聊斋志异》中的人文关怀、《儒林外史》中的批判精神。

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们提醒我们，要警惕制度的僵化、人性的扭曲。

要始终追求公平正义，坚守人性的美好。

四大名著的地位固然不可撼动。

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优秀作品。

同样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值得我们深入阅读和研究。

名著的数量或许是有限的，但优秀文学作品的价值是无限的。

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星空。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八、当代审视：多元视角下的名著价值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

对名著的评价，也有了更丰富的视角。

人们不再仅仅关注作品的政治导向。

更注重其文学价值、思想深度和人文关怀。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的重新走红，正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年轻人通过影视改编、网络解读，重新认识了这两部书。

他们被《聊斋志异》中浪漫的爱情故事打动。

也被《儒林外史》中深刻的社会批判吸引。

学者们也从更广阔的视角，解读它们的价值。

有人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有人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探讨《儒林外史》中科举制度的弊端。

这些多元的解读，让这两部书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也让我们明白，名著的价值是永恒的。

但对名著的理解，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

建国初期的 “四大名著” 选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它为我们保留了最核心的古典文学精华。

而今天，我们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包容的心态。

可以接纳更多优秀的古典作品，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无论是四大名著，还是《聊斋志异》《儒林外史》。

它们都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

它们承载着古人的智慧、情感和思考。

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历史、反思现实的镜子。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需要再纠结于 “几大名著” 的划分。

而应该敞开心扉，拥抱所有优秀的传统文化。

从这些作品中汲取力量，传承精神。

让古典文学的光芒，照亮我们的现代生活。

这，或许就是这场 “名著筛选” 留给我们的最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