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4师副政委带兵“借”物资！洪学智要处分，军长愿意扛责任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初，华东地区天气还带着晚秋的暖意。就在这时，一道紧急命令突然传到第九兵团：所有部队停止休整，马上向北开拔。当时，兵团下属的第二十七军还在长江以南驻扎。许多战士身上只穿着江南地区配发的薄棉袄，脚上是单层胶鞋。

运兵火车一路向北。过了山海关，车窗外绿色渐渐消失，大地变得灰黄荒凉。列车在沈阳站短暂停靠。站台上堆着刚从仓库调运的厚棉衣。前来协调补给的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看到战士们身上单薄的衣着，他马上签字，调拨了五千件棉大衣给这支部队。

但前线战况紧急，火车停留时间太短，只有靠近车门的少数战士领到了大衣。大多数人只能把单衣裹紧，想着到了前线总能领到冬装。他们并不知道，前方朝鲜的盖马高原，寒冷足以冻裂一切。

部队跨过鸭绿江后，严寒立刻扑面而来。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二十七军第九十四师最先体会到这寒冷的厉害。白天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夜里更是冷得呼出的气都像刀子。南方的薄棉袄根本不顶用，寒风一吹就透；胶鞋冻得硬邦邦的，在雪地上直打滑。

师部很快统计出物资缺口，全师还缺少两千多双棉鞋、四千副手套。每个连的粮食只够吃三天。冻伤药早已用完。卫生员只能用雪给战士搓揉冻僵的手脚，但效果有限。

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报告不断送到师长邬兰亭桌上。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仅行军途中，二十七军已有超过三百人因严重冻伤无法行动，其中九十四师情况最严重。邬兰亭前去察看地形时看到，雪地里有的战士手指冻得发黑，双脚肿得穿不进鞋，却仍拄着木棍咬牙跟着队伍。

十一月二十六日傍晚，战前会议在师指挥所的掩体里召开。气氛比外面更凝重。副政委杨家华面前摊着刚送来的伤亡统计表。这位三十二岁的政工干部盯着数字沉默良久，随后向师长邬兰亭提出一个大胆建议，说师部附近有一个志愿军后勤二分部的仓库，能否先去“借”一批棉衣和弹药应急。

邬兰亭没有马上回答。他清楚，没有经过批准动用仓库物资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但他看到纸上那些冰冷的数字，耳边仿佛能听到帐篷外风雪中战士们冻得发抖的声音。沉默片刻后，他对杨家华点了点头，“动作要快，也要把借物资的手续办妥。”杨家华站起身，“我带队伍去。出了问题，责任我来承担。”

当晚，顶着刺骨的白毛风，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出发了。夜里十一点，杨家华带队赶到后勤仓库。仓库守备团长坚持要有正式调令才肯放行。双方在风雪中对峙。杨家华没有让战士们硬闯，而是先让大家帮忙清理仓库门口厚厚的积雪。铁锹铲雪的声音打破了紧张气氛。

清雪结束后，杨家华再次向守备团长解释，前线战士实在冻得没办法作战，再没有御寒物资，仗就没法打了。团长仍面露难色。时间紧迫，不能再等。杨家华下令暂时看管住仓库人员，同时特别叮嘱战士，“动作轻点，把物资清点清楚。我们是借，不是抢，借就要有借的样子。”他让随行文书准备好纸笔，开了张借条。

经过两个多小时搬运，队伍从仓库取出五千套棉衣裤、三十万发子弹和五千颗手榴弹，以及一批药品。所有物资装车后，杨家华把事先写好的借条签上名字和职务，交给守备团长。借条上清楚列明所借物品和数量。守备团长接过借条，也写下一张“收到九十四师副政委杨家华借条一张”的收据，签字后交还。这两张纸条由双方各自保存。

仓库被“借”一事很快通过后勤系统上报。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得知情况后，脸色严肃。他马上召集会议，严厉提出，“今天九十四师能‘借’，明天其他部队就可能来‘拿’，后天就会有人‘抢’！后勤纪律一旦松懈，几十万部队的补给如何保障？”

他随后要求彻查此事并严肃处理。当天，志愿军司令部向各部队发出紧急通报，再次严令不得擅自挪用后勤仓库物资。洪学智如此坚决，是因为必须守住后勤供应这条生命线的纪律。

几乎同时，二十七军军长彭德清在军指挥部也得知了情况。他明白自己部队、尤其是九十四师当前的困难，也完全理解洪学智为何要坚持原则。

下午，彭德清主动接通洪学智的电话。他直接说明二十七军的实际困难，上千战士冻伤，部队战斗力因严寒严重下降。他承认九十四师的做法违反规定，但也诚恳表示，“洪司令，情况确实特殊，能否特殊处理？战士们不是怕打仗，是快要冻死在阵地上了。”

停顿片刻后，彭德清接着说，“我是军长，领导责任在我。上级若要处分，我接受任何决定。”这次通话没有客套，把前线指挥员面临的生死考验和后勤主管必须把守的大局，直接摆在了一起。

那批“借”来的物资很快分发到九十四师战士手中。穿上棉衣，虽然仍难以完全抵挡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但至少让许多战士保住了手脚，身体有了些许暖意。在随后爆发的长津湖战役中，凭借这批物资，九十四师的冻伤情况比周边一些兄弟部队稍好。穿着稍厚棉衣的战士们，在冰天雪地的柳潭里等地山头上，和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展开殊死战斗。

战役结束后，如何处置“借物资”事件成为问题。洪学智坚持纪律的态度没有改变，而彭德清主动承担责任，加上九十四师确实为维持部队战斗力、且借取时手续相对完整，这些因素都被考虑在内。最终，上级没有对九十四师及杨家华本人给予严厉处分。但此事作为典型案例，被用于教育全军，无论情况多紧急，都必须严格遵守后勤管理制度。

后来，副政委杨家华于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后任解放军第二十八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军长彭德清一九五五年获少将军衔，后调到海军工作，参与指挥东南沿海重要战斗。

而九十四师因在长津湖战役中伤亡过重，于一九五一年初撤销番号，余部编入其他部队。那张写着“收到借条”的收据或许早已遗失，但它记录了在极端条件下，规则、人情究竟该如何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