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华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长沙会战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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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一个名字让无数中国人牢记在心——冈村宁次。
这位侵华日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官，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战争罪行。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战争罪犯在战后的审判中竟然逃脱了制裁。
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这一判决震惊了整个世界。
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战犯，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获得了"自由"。
冈村宁次从1932年参与"一·二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代表侵华日军签署投降书，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累累罪行。
他推行的"三光政策"造成无数中国平民死亡，他指挥的"大扫荡"让华北大地生灵涂炭。
然而，这样一个战争恶魔却在战后受到了意想不到的"优待"。
不但没有被送上绞刑台，反而在南京过着舒适的生活，甚至成为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
1949年1月26日，当审判长石美瑜宣读"无罪释放"的判决时，冈村宁次竟然露出了微笑……
【一】武士家庭的没落后代
冈村宁次，1884年5月1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街区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
这个街区因为靠近陆军士官学校，聚集了大量军人家庭。
村家虽然已经没落，但其父冈村宁永曾在江户幕府任职，家族仍保持着武士传统和荣誉感。
冈村宁次出生时体重很轻，由于日本孕妇有束腰的习惯，加上不足月份，所以他出生时非常瘦弱。
冈村宁永夫妇此前生过一个儿子，但夭折了，他们担心这个孩子也活不下来。
在给孩子起名时，冈村宁永取自己名字里的"宁"字，再加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字，就是"冈村宁次"，寄托了希望孩子平安长大的愿望。
从4岁开始，冈村宁永夫妇就教冈村宁次认识简单的汉字，并规定他每日的作息时间和识字进度。
这种严格的家庭教育为冈村宁次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1890年3月，冈村宁次进入坂町小学，开始了8年的小学时代。
1897年，冈村宁次小学毕业，考进了著名的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更名为早稻田大学）的附设中学部。
这所学校学费昂贵，冈村家显然负担不起，所以他仅仅读了一年多就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
1898年9月，14岁的冈村宁次身穿草绿色军装，参加了陆军幼年学校的入学典礼。
这一刻标志着他正式踏上了军人道路，也为他日后的侵华罪行埋下了种子。
在陆军幼年学校期间，冈村宁次表现优异，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00年，他以优异成绩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
这一期可以说是将星云集，他的同期同学包括后来在二战中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安藤利吉等人。
在陆军士官学校期间，冈村宁次展现出了对中国问题的浓厚兴趣。
他的专业方向是中国研究，在学生队中负责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工作。
这一经历让他对中国有了初步了解，也认识了后来在中国政坛叱咤风云的阎锡山、孙传芳、程潜等人。
1904年10月，冈村宁次以第16期第8名的优异成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分配到步兵第1联队补充副队长。
同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这给刚毕业的冈村宁次提供了实战经验的机会。
起初，冈村宁次被分配到麻布步兵第一联队担任补充部队小队副。
但年轻气盛的他并不满足于后方工作，多次向上级申请调往前线。
1905年4月，他如愿以偿地被调到步兵第四十九联队，作为新编第十三师团的小队长参加了库页岛战役。
库页岛战役是日俄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冈村宁次第一次真正的战场经历。
在这场战役中，他见识了现代战争的残酷，也体验了胜利的快感。
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几乎被日本清除干净，这让年轻的冈村宁次对日本的军事力量产生了盲目的自信。
战争结束后，冈村宁次先是驻扎在日本侵占的朝鲜。1907年至1910年的三年间，他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队中尉副队长。
由于他的专业是中国研究，主要负责中国留学生的教育。
在此期间，他与许多中国学生建立了联系，这为他日后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人脉基础。
1910年12月，冈村宁次被推荐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
这所学校是日本军事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专门为有发展前途的军官开设。
在陆军大学期间，冈村宁次升为大尉军衔，并于1913年11月以第25期第8名的成绩毕业。
同年，27岁的他与星野理枝结婚，次年10月得子冈村忠正。
【二】初涉中国与间谍生涯
1914年8月，刚从陆军大学毕业的冈村宁次被调任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
同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趁机夺取了德国在华势力范围——山东青岛。
这一事件为冈村宁次提供了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机会。
1915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冈村宁次等人赴青岛搜集资料。
冈村宁次在青岛期间，被时任黎元洪大总统顾问的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看中，调至北京做助手，主要负责对外联络、文牍书案等工作。
青木宣纯是日本第一代职业间谍，在中国活动多年，对中国政局有深入了解。
在他的指导下，冈村宁次开始系统地学习间谍工作技巧，包括情报收集、政治分析、人际关系处理等。这段经历对冈村宁次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北京的四年多时间里，冈村宁次深入接触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各个层面。
他不但学会了流利的中文，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熟读四书五经，擅长书法，甚至会写汉诗。这种深入的文化了解让他成为日军中知名的"中国通"。
1919年7月，冈村宁次返回日本，新职务是陆军军事调查部新闻班的少佐班员，主要从事沟通军队与国民之间的"感情"和处理军方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事务。
在这个职位上，他不遗余力地为日本陆军的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鼓吹造势。
1921年，冈村宁次作为巡回武官被派往欧洲考察。
在德国莱茵河上游黑森林贵族城堡区的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他与儿时好友、陆军士官学校同学小畑敏四郎和永田铁山进行了一次秘密聚会。
这次聚会后来被称为"巴登巴登密约"，三人被称为"三羽乌"。
他们针对当时日本陆军被长州藩势力把持的局面，提出了两条主张：一是从长州藩掌控的陆军体系中打开缺口，瓦解陆军的僵硬人事管理体系；二是效仿德国，恢复国力。
他们还决定成立组织，吸纳在国外任职、不属于长州藩势力的少壮派军官。
不久之后，他们又发展了7个人，包括驻德国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瑞士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丹麦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孝太郎、驻法国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德国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以及驻北京武官矶谷廉介。
这11人组成的"巴登巴登集团"，成为日后日本军部的起源，也是日本法西斯的起点。
在这个集团的边缘，还有一个比"三羽乌"晚一期的后辈，在陆军士官学校期间只能给三位"学长"端茶倒水。
这个人后来的职务提升却超过了"三羽乌"，成为日本战时首相——他就是东条英机。
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这个集团最初得到了天皇的默许，几个人敢于向长州藩势力发难，背后有来自更高层的支持。
【三】再次来华与军阀顾问生涯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为了抗震救灾和维持秩序，日本政府成立关东戒严司令部。
刚晋升为中佐的冈村宁次被临时调到该司令部宣传情报部，负责戒严期间的新闻检查工作。
冈村宁次并不满足于宣传工作，经过频繁活动，他获得了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的调令。
1923年9月，他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担任武官。
此后的四年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活动，参与各种情报收集工作。
这一时期正值北洋军阀混战的高潮期，各路军阀为了扩大实力，纷纷聘请外国军事顾问。
冈村宁次凭借其在陆军士官学校期间与中国学生建立的关系，以及他的"中国通"身份，很快在军阀圈子里建立了广泛联系。
1925年至1927年，冈村宁次担任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
孙传芳是冈村宁次在陆军士官学校时期的学生，对这位"老师"非常尊重。
在担任军事顾问期间，冈村宁次不但参与军事规划，还深入了解中国各派军阀的实力和相互关系，为日本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情报。
在江浙战争期间，冈村宁次更是浑水摸鱼，派间谍到交战双方阵营充当顾问，以"评判官"的身份操纵江浙地区的军阀混战。
这种做法让他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也为日本后来的侵华行动做了充分准备。
1927年，冈村宁次返回日本，担任第13师团第6联队联队长。
由于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工作，他对带兵并不熟练，下属对这个"空降"的长官颇有微词。
为了拉近与部下的关系，他时常组织聚会，亲自到下属家中拜访。
1928年，北伐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出兵山东。
冈村宁次率领第6联队作为济南派遣军的一部分开赴中国。
这一次，他不再是以"顾问"身份，而是作为侵略军直接参与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1928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
在这次事件中，日军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向中国军民开火，造成中国民众死亡1700余人，受伤2000余人。
冈村宁次作为现场指挥官之一，直接参与了这次屠杀行动。
"济南惨案"标志着日本对中国从政治渗透转向军事侵略，也是冈村宁次从幕后走向台前的重要转折点。
在这次行动中，他展现出的冷酷和残忍给日军高层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他日后的职务晋升奠定了基础。
事件结束后，冈村宁次被调回日本，担任参谋本部战史课课长，主编《中国事变（济南事件）出兵史》。
在这部"史书"中，他极力为日军的暴行辩护，将屠杀中国平民的行为描述成"正当防卫"。
【四】关东军副参谋长与"三光政策"起源
1932年2月，冈村宁次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指挥"一·二八"事变中的军事行动。
这一制度后来被日军在各个占领区推广，成为日军侵华期间犯下的严重人道主义罪行之一。
同年4月，冈村宁次晋升为少将。8月，他被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前往中国东北。
在关东军任职期间，面对东北地区抗日义勇军的顽强抵抗，冈村宁次制定了一系列残酷的镇压政策。
他首先通过"满洲国"政权加强所谓"法制"建设，制定了《治安法》《暂行惩治叛徒法》《暂行惩治盗匪法》等法令，将抗日义勇军污蔑为"叛徒"和"盗匪"，为大规模屠杀提供"法律"依据。
在军事行动方面，冈村宁次提出了"三光政策"的雏形——对抗日武装及其支持者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残酷镇压。
他还建立所谓"谋略部队"，收买土匪、招募伪军，让中国人打中国人。
1933年2月，冈村宁次兼任驻伪满洲国武官。5月30日，他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遣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
这次谈判实际上是日本将事先拟好的侵略条件强加于中国的仪式，最终签署了《塘沽停战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强迫中国承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实际上等于认可华北平津地区成为第二个"满洲国"。
同时，非武装区的设立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了通路。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录中将此协定视为自己一生的"杰作"。
1935年，冈村宁次转任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成为日军大本营决策侵略战争的核心人物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历任第二师团师团长、第十一军司令官等职务，参与了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等重大军事行动。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冈村宁次遭遇了他军事生涯中的重要挫折。
在万家岭地区，他指挥的第106师团被中国军队包围，经过13昼夜激战，日军损失1.4万人，几乎全军覆没。
这次失败让一向自负的冈村宁次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1939年9月，为了挽回颜面并进一步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冈村宁次集中10万余兵力，兵分三路向一个地方发起攻击。
然而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成了日军的噩梦，每一座山头、每一条河流、甚至每一个村庄，都有人在顽强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