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紧急访华有三件急事，韩国外交正在被现实纠偏

2026年1月4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自2019年文在寅访华以来，韩国总统时隔6年再次踏上中国土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访问，而很可能是韩国在中美日三方博弈中的一次战略纠偏。从“过度押注美日同盟”，重新回到“经中安美”的平衡路线。

李在明此行的最大背景，是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这一点，与2019年文在寅访华时的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中日关系正因历史认知和领土争端持续紧张，而中韩关系也刚从"萨德"危机阴影中走出来，呈现出整体"回暖"但还未完全"解冻"的状态。文在寅访华之际，正值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这一时间上的巧合被广泛解读为韩国在向中国释放政治善意，意在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携手应对日本右倾化趋势所引发的潜在风险。

这一次也差不多，只是情况更复杂。

韩国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位置，就好比是一个"战略三明治"，被夹在中美日之间，回旋空间十分有限。华盛顿把美日韩三边合作视为“印太战略”的关键，紧盯韩国的外交动向不放；日本软硬兼施，也想把韩国纳入对华牵制的框架；而中国则对美日韩同盟时刻保持警惕。在这个地缘结构中，韩国向任何一方明显倾斜，都会引发连锁反应，代价难以预估。换句话说，在三方博弈中，韩国几乎没有犯错的空间，只能通过“平衡外交”来确呆国家利益。

但是尹锡悦不信邪，上台之后就推行“亲日疏华”路线，使中韩关系跌入了底谷。两国政治互信冻结、经贸合作收缩、安全环境恶化、民意对立加剧，几乎抹平了文在寅时期积累的外交成果。这种一边倒的战略选择，也成为了尹锡悦执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在明接替尹锡悦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对韩国的对外战略进行纠偏。但是李在明就任总统之后，第一个访问的还是日本，接着是美国。这一度引发外界猜测，担心他是不是要走回尹锡悦“亲日疏华”的老路。

其实，李在明这样做正是吸取了尹锡悦激进政策失败的教训。因为在地缘政治框架的禁锢下，韩国新总统上任，首先安抚盟友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惯例。更何况，在韩国国内的政治结构下，过于激烈的方向调整不仅难以推进，反而容易引发反噬。因此，李在明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不是“掉头转向”，而是试图通过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在中美日之间找新的平衡点。

所以，他一边强调"美韩同盟是基石"，"韩美日合作是关键"，让华盛顿放心；同时与日本保持"斗而不破"的关系，既不一味讨好，也不彻底撕破脸。而另一边，又在经贸领域向中国倾斜。但随着高市早苗在台海问题上对华挑衅，中日关系迅速降至冰点，东北亚安全局势骤然紧张。在这一背景下，继续维持低调、缓慢的模糊平衡已难以为继，李在明政府不得不加快修复中韩关系的节奏。

举个例子：2023年9月，尹锡悦在东盟峰会期间打破政治惯例，刻意使用了“韩日中”这个表述，把日本排在了中国前面。韩国称这是为了强调韩日更紧密的合作。先不说这个理由能不能站得住脚，但它却是尹锡悦政府发出的，明确疏远中国的一个政治信号。李在明上台后没有立即进行纠正，而是在前不久，中方先后推迟了原定在澳门举行的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以及2026年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后，青瓦台才宣布：将东亚三国官方表述统一为“韩中日”，把中国重新放回日本之前。

这个看似细微的措辞变化，反映的不只是简单的外交修辞调整，而是李在明政府在国家利益层面的一次务实回归，同时也将小国外交的精打细算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李在明此次访华，正是这种精打细算的集中体现。

首先，在时间选择上，这是一次刻意释放信号的首访安排。李在明把北京作为2026年开年的首次出访目的地，是在用行动回应外界对他是否延续“亲日路线”的质疑。更重要的是，这一行程还叠加了高度象征性的安排——2026年既是“韩国国父”金九诞辰150周年，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旧址设立100周年。在访华行程的最后一天，李在明将前往上海参加纪念活动。这和2019年文在寅访华时的安排有异曲同工的效果，都是在用历史当杠杆，撬动现实的外交困局。

其次，在行程衔接上，李在明又把“平衡术”摆到了台面上。结束中国行后，他还将马不停蹄地前往东京，与高市早苗就安全合作展开会谈。这种“先北京，再东京”的紧凑安排，本身就说明：韩国承认中国的经济分量无可替代，但在安全上还得依靠美日韩框架。

但抛开这些政治象征不谈，李在明选择在中国元旦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访华，是因为韩国有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需要中国帮忙。

第一，是给韩国经济尽快“止血”。

2025年，韩国经济同时遭遇增长乏力与成本高企的双重挤压。多家国际投行将韩国GDP增速下调至1.6%左右，出口明显下滑，通胀却迟迟不退。更关键的是，韩国最重要的外部支撑正在松动。作为连续16年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韩国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中韩贸易顺差从2022年的580亿美元，骤降到2025年前三季度的120亿美元；半导体对华出口占比从32%跌至18%，现代汽车的在华份额已经不足1%，

对青瓦台来说，如果中韩经贸关系继续降温，韩国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可以替代中国的市场和供应链节点。无论是出口规模、产业配套，还是投资回报率，美国、日本乃至东南亚，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承接中国所留下的空间。因此，李在明此次到北京就是要止住对华合作的下滑趋势，给韩国经济"止血"。至于怎么止血，这个我放到后面再说。

第二，是对冲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

过去几年，韩国在安全上持续向美国靠拢，但在产业和经济层面却越来越被动。无论是半导体、汽车，还是钢铁，韩国核心产业都遭到了美国的全面霸凌。谁都说不准以后美国还会不会对韩国产业轮起关税大棒。说白了，美国政策的高度不可预测性让韩国感到非常的焦虑。李在明此行，就是希望在美方政策再次剧烈摇摆前，先把中韩经济纽带稳住，给韩国争取一个回旋的空间。

第三，是打破半岛局势的僵局。

尹锡悦时期的对朝强硬路线，使韩朝关系全面恶化。李在明上台后虽然紧急踩刹车，叫停了对朝的扩音广播，解决了民间往朝鲜投传单的问题，想缓和关系，但朝鲜并不买账。随着朝鲜军事实力持续增强、与俄罗斯关系日益加深，单靠韩国自己已经无法破冰，只能求中国帮忙打破僵局。用韩国外长 赵显的话来说 就是：“想让朝鲜回到谈判桌，必须跟中国合作。”所以，李在明这次访华也是想让北京出面当“话事人”，撮合韩朝关系。这不仅关乎半岛和平，更关系到他当初承诺的“务实外交”能否兑现，直接影响到他的政治信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韩国不太愿意明说、却格外现实的因素，那就是日本的教训太深刻了。

随着中日关系恶化，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遭受重创，这让韩国商界看得心惊肉跳。他们终于明白，地缘政治闹僵了，真的会砸饭碗。所以韩国商界急于向中国表态：我们不想当反华的急先锋，只想踏踏实实做生意。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次访华才会出现一个罕见场面——一个几乎倾巢而出的韩国经贸代表团。

据韩联社报道，这次跟着李在明访华的经贸代表团阵容特别豪华，堪称“韩国商界天团”：三星的李在镕，SK的崔泰源，现代汽车的郑义宣，LG的具光谟，据说都要亲自来。这四家企业在韩国的地位不用多说，但必须强调一点：他们平时在国内是竞争关系，尤其是在芯片、电池、汽车这些关键领域打得你死我活，如今却罕见地联袂访华，可见背后意义不一般。而且除了这四大巨头，后面还跟着200多家企业的代表。这根本不是象征性的商务陪同，而是一次国家级的经贸总动员。

韩国政商界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其实也是无利不起早。

本质上，韩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也就是韩国企业的困境。就拿韩国四大巨头来说，他们的总销售额占了韩国GDP的40%，但现在个个都遇到了麻烦。现代汽车出口出现五年来首次下滑；三星电子利润腰斩；造船和电子产业在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全面失势。可偏偏，这些企业又高度依赖中国——韩国对华进口依赖度接近30%，其中电池原材料93%来自中国；现代汽车的零部件60%到80%要靠中国供应；三星在西安的闪存工厂，占了全球四成的产能；LG和SK的电池厂，跟中国的锂材料企业绑得死死的。

说白了，韩国经贸代表团这次不是来看热闹的，而是来找“出路”的。既是为韩国经济“止血”找药方，也是为韩国企业与中国企业更好地合作找机会。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推动中韩自贸协定升级。中韩自贸协定签了好几年了，但在服务贸易、投资准入、数字贸易这些关键领域，进展一直很慢。韩国想推动自贸协定升级，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扩大合作范围，给企业在中国长期发展划个清晰的“政策边界”。这既是为了多做生意，也是为了对冲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风险。

在此基础上，韩国还希望重新搭建与中国的长期产业合作框架。过去几年，美国《芯片法案》等政策不断要求选边站，韩国企业被迫在中美之间反复权衡：向美国靠拢，意味着中国订单流失；试图保持弹性，又面临潜在制裁风险。与此同时，中国加速推进产业“自主可控”，在存储芯片、电池、面板等领域快速追赶，进一步压缩了韩国企业的生存空间。结果就是，韩国企业在上游受制于美国技术限制，下游又承受着来自中国企业的成本与规模竞争，处境愈发被动。

在这种背景下，深化与中国的结构性合作，就成为韩国企业绕不开的现实选项。

随着中国新修订的外贸法将于2026年3月生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取消，并重点鼓励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业态，这为韩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制度窗口。通过更深度的产业协作，韩国既有机会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也能参与到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中。

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智能终端、绿色能源等领域，中韩之间既存在竞争，也具备明显互补性。韩国财阀的算盘是：与其被中国同行“卷死”，不如通过联合研发、标准共建和市场协同，把产业蛋糕做大。比如现代汽车想借中国的产业链优势扩大电动车产能，三星想在中国推广它的半导体解决方案，LG想跟中国企业一起制定下一代电池标准。这种合作，已经不再是韩国出技术，中国出工厂的简单分工，而是面向未来的风险共担与利益绑定。

总体来看，李在明这次访华，阵仗足够大、准备也相当充分，修复中韩关系、缓解经贸压力的意图非常明确。但问题在于，这次访问能取得多大实质性成果，本身就存在一个天然上限。

这个上限并不取决于北京的态度，也不完全取决于首尔的诚意，而是卡在韩国始终无法摆脱的那条主线——所谓的“平衡策略”。

比如，经贸代表团本来是韩国政府组织的，却让一个商会牵头，并被包装成了“民间行为”。这种一方面既想同中国展开合作，又不想刺激美日的做法，反映出韩国在发展中韩关系时的妥协与顾虑。毕竟美国的政治干预，始终是悬在首尔头上的一把剑。

尽管如此，李在明仍然要施展韩国外交的极致平衡术。

他赌的是，中美日韩竞争虽然激烈，但并不会完全脱钩，各方都要留一个"灵活渠道"，而韩国正好充当这个渠道。在这种设想下，韩国的战略价值反而会上升——北京需要首尔作为“减压阀”，防止美日韩彻底合流；华盛顿需要首尔作为“粘合剂”，维系三边同盟的稳定；东京也需要首尔作为“缓冲垫”，避免中日对立直接外溢。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空间，本质上是一条钢丝。只要地区局势维持在可控范围内，韩国还能左右腾挪；可一旦台海或中美出现重大失控，阵营对抗压倒一切，韩国几乎不可能继续保持模糊立场，最终仍将被迫作出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在明访华，或许能够在短期内缓解韩国的经济焦虑和外交压力，却难以从根本上破解困局。因为当大国竞争进入结构性对抗阶段，小国的“自主外交”往往就只能在夹缝中短暂存在，而难以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战略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