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世土——近世的琉球与战争（4）

日治时代

琉球亡国后，中日之间的交涉还延续了一段时间。在得知日本设立冲绳县后，总理衙门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向日本施加压力，首先抬出各国驻华公使的意见，均认为日本处理琉球问题非光明正大之举，借此表示道义和国际舆论站在中国一方，随后又通过正在中国游览的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作为调停人向日本施压。1879年7月4日，格兰特前往日本进行调停。美国的介入使日本很为紧张，如果西方列强、特别是正欲在亚洲势力范围争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美国如果介入琉球问题，无疑增添了很多不安定因素。为此，日本对格兰特的来访极为重视，以国宾相待。

在著名游览胜地日光，格兰特与伊藤博文、陆军卿西乡从道、驻美公使吉田清成举行秘密会谈，转达了中国方面的意见，并首次提出了中日两国分割统治琉球的建议:“中国认为，日本的所为非友好国家之道，特别是往年在台湾事件中受到屈辱，犹为不平。我虽不能确言，但据我所闻，若在琉球岛屿之间划分疆界，将太平洋的通道让与中国，中国或许是可以接受的”。

当年9月，日本报纸称中国正在大量购进美国武器，准备一战。11月，日本驻德公使发回急电，称欧洲各国风传中日开战在即，为了保护通商，英德将各派两艘军舰前往远东。12月，驻厦门日本领事密报外务卿，称当地盛传清政府已决定如果三个月之内谈判未果即诉诸武力，近日已有四艘军舰进驻厦门港。在厦门的西方人都断定这是清政府在备战，就连当地领馆雇用的中国人也兴高采烈地宣称这是为了发兵琉球而来训练的，要求日本政府尽快调查情报真伪。一系列的坏消息显然加剧了日本政府的不安，开始考虑接纳格兰特的建议。

琉球独特的“龟背墓”，在中国大陆的福建和浙江可以看到与之相似的墓地。二战期间，许多龟背墓遭到破坏

1880年3月，日本政府提出可以将琉球最南端的官古、八重山列岛割让给中国，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应修改日清通商条约，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此案对于中国是一个让步，但实质上彻底否定了琉球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可能性，因此遭到了李鸿章的拒绝。4月4日，李鸿章向日本秘使竹添进一郎提出了强硬的反建议，即琉球北方五岛划归日本，冲绳本岛作为琉球王国继续存在，南方的宫古、八重山划归中国。萨摩吞并奄美列岛已有270年，若日本接受李鸿章的“三分方案”，则在费了半天工夫后将一无所获，因此断然加以拒绝。此后中日双方再度反复交涉，此时中俄正在新疆问题上交恶，边界形势危急，日本抓住这一点，宣称俄国正在和日本商谈结盟之事，不愿两面树敌的清朝开始倾向于以日本的“分岛改约”案为基础进行谈判。

此时，清政府出于维系传统东亚朝贡政治体系的思路，计划在划归中国的宫古等小岛上重新恢复琉球国，并要求日本将软禁在东京的尚泰王交还中国，以维持琉球王统，遭到了日本的拒绝。清政府随即设想将逗留天津的琉球王族幸地亲方立为新国王。1880年10月，清政府接受了日本的分岛改约方案，双方进入了等待各自政府签字的程序。此时清政府才将谈判结果通知琉球。对于渴望中国“主持正义”的琉球官员来说，分岛案无异于晴天霹雳。震惊之余，独立派琉球官员出现了意见分歧，一方认为可以先在宫古岛等清领地复国，以此作为最终恢复旧王国的根据地，另一方则认为宫古岛等地瘠人稀，不足以建国。反对派逐渐占据了上风，幸地亲方直接面见李鸿章，哭诉反对分割琉球。

琉球民间的迎神驱鬼仪式，因神女使用琉球语演唱，因此在日治时期遭到官方命令禁止

由于琉球反对派的影响，李鸿章指示总理衙门暂时延缓谈判，因为宫古、八重山实在太小，没有回旋余地，琉球即使复国也难以自保。同时，广东福建等地方政府也上书中央反对签约。更为重要的是，中俄新疆问题缓解，西部边疆的隐患消失，对日本的妥协似乎也就失去了紧迫性和必要性。1881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发出最后通牒，表示如果清政府再不签约将负破约的全部责任，没有得到任何答复。20日，日使离开北京，在上海登上金刚舰回国，中日琉球谈判破裂。

2月24日，中俄签订圣彼得堡条约，伊犁问题解决，6天后光绪帝指示总理衙门重启琉球谈判。同年8月，日本也再次试探，秘密委托香港总督充当调停人，促使中国接受日本的提案。但是流亡中国的琉球官员坚决拒绝分岛改约，并说服了李鸿章，中国反而提出了琉球全岛划出日本的主张，双方不欢而散。琉球问题从此成为悬案。至1895年《马关条约》，连明确属于中国的台湾和澎湖都被割让给日本，至于原本允诺划给中国的宫古、八重山列岛，自此也就顺其自然地被日本“接收”，琉球全境遂被吞并。

尽管日本在强行封锁王宫的同时向琉球官员允诺一切待遇不变，但以三司为首的琉球官员却一致拒绝接受不是来自藩厅的命令，采取了“拒绝上岗”的消极抵抗政策。1879年4月，松田命令三司官以琉球国王的名义号召全体琉球人服从“新政”，遭到了三司的抵制。相当一部分琉球官员持强硬态度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坚信中国不会任由日本吞并琉球。首里、那霸的士族秘密签订血书誓死不为新政府工作，并供养因反抗政府而丧命者的家属。此后还发生了数百人将一名为新政权工作的下层官员殴打致死的事件。唯恐反日情绪高涨的松田一面派遣日本警察前往各岛检查和扣押逃亡中国的琉球官员，一方面收缴琉球的武器。日军共收缴了大炮14门，炮弹830发，小炮72门，1030发炮弹。

1879年6月，逃往中国的龟山亲云上从福州返回琉球，四处宣扬中国不日即出兵来援。这令抗日势力士气大涨，三司官和士族公开表示拒绝为日本政府服务，所有的学校一律停课，甚至士族按照旧制直接从农村征收租税。恼羞成怒的锅岛终于开始了公然的镇压。首先拘捕了龟山，将其拷打致死。同时下到乡村，挨家挨户搜捕抵抗士族，监禁并进行拷问。在当局的淫威下，琉球的旧官僚层不得不放弃抵抗，被迫答应所有官员重新为政府服务。1880年，日清谈判无果而终，使得琉球亲华官员大失所望。1884年，最后一批坚持独立的琉球官员渡海到中国寻求政治避难，琉球岛内的反抗逐渐平息。

在软硬兼施稳定了琉球局势、特别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不满、抵抗后，日本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压制与同化政策。其特色就是政治上歧视、经济上压迫、文化上同化。在政治上，日本一方面将明治宪法规定的臣民的三大义务“纳税”、“义务教育”和“兵役”强加给琉球人，可一方面却没有给与琉球人参与日本国内政治的参政权，直到1912年才在冲绳实施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昭和年间冲绳的一处“国民初等小学”，可见校舍之破烂

在经济上，日本破坏了琉球旧有的经济结构，强行将琉球经济纳入日本经济的轨道，比如轻视对粮食作物的种植，而大力强制性地推广甘蔗的种植，以解决日本本土对砂糖的需求和出口需要等，还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和税制改革，但是比起日本本土其他县，冲绳在租税上仍然偏重。

当时日本政府在本土采取重点扶植重工业发展的“殖产兴业”政策，农业为主的冲绳得不到国家的财政支持，为此，不少冲绳青壮劳动力移居阪神工业带从事重体力劳动，向海外移民的也不在少数。而教育方面，日本在冲绳只普及了小学教育，对中学以上的教育则很消极，这导致了冲绳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于本土的情况。

斋场御岳，琉球最神圣的宗教场所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直到二战爆发为止，日本对冲绳的统治目标并不在于提高冲绳人的生活质量，而在于为了日本本土的需要改造和利用冲绳。这种将冲绳作为“工具”的意识必然导致了对冲绳的歧视。最能体现歧视的事例就是1903年在大阪召开的第五届劝业博览会，这次博览会上，为了显示本民族的高贵性，陈列了几种“劣等族群”，包括台湾高山族、北海道阿伊努人和冲绳人。展览会将两名冲绳妇女作为展品，介绍冲绳的民风，解说员也称她们为“东西”。在冲绳人聚居的大阪地区，不少出租房屋者都写明“不租与朝鲜人、冲绳人”等条件，种族歧视可见一斑。

在歧视的同时，日本对琉球加强了同化措施。要注意的是，这种同化并不是要将琉球人同化为日本人、进而使他们享受与日本人相同的待遇和权利，而是通过同化来向他们灌输冲绳人就是日本人的观念，抹煞琉球人”在文化和民族上的特性，消灭其民族意识,扑灭残存的琉球独立精神。1893年，《琉球新报》创刊，其宗旨就是“冲绳县民向日本的同化”。该报文章号召冲绳人一切都要向日本本土学习，一位学者讽刺道:“(这种同化论)没有首位一贯的主张，从酱汤到大便，只要和本土一样就是好的。言语风俗自不必说，连打哈欠和喷嚏也应该模仿大和人。不管好坏都要全盘照抄其他(本土)各县的”。

同化工作首先从语言开始。为了消灭琉球语，严禁小学生在学校使用冲绳方言，不小心说方言的小学生会被挂上写有“方言”的牌子，挂到这个学生发现另一个说冲绳话的学生为止。一时间，小学生之间告密监视之风盛行，人心惶惶。

1930 年代在首里城正殿前广场举行的空手道表演。空手道是发源于琉球的民间武艺，又称为“手”或“唐手”

另一项重要的同化政策就是在各级学校进行彻底的“皇民教育”，对于作为“外人”的冲绳人，灌输和培植这种愚民思想则更下一番力气，全日本第一家配置天皇“御影”的学校就是冲绳师范学校，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除了消灭琉球语言外，琉球固有的宗教也被当做“邪教”禁止，原有的宗教圣地“御岳”多被摧毁，神女和巫女被迫转业，代之以神道教神社和神官。凡是不顾禁令偷偷去“御岳”祈祷的妇女，一旦被发现或被别人检举，就会以“散播邪教”的罪名逮捕。

在日本的高压政策和和冲绳本地亲日知识分子的彻底洗脑下，冲绳人的独立愿望和意识迅速泯灭，在国家沦亡、语言消失、没有思想、没有自由的压抑气氛中，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吞并后的60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