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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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的安徽泾县，寒风呼啸，草木凋零。
茂林地区的山谷间，枪炮声已经持续了整整七天七夜。9000余名新四军将士在这片狭长的山地中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进行着殊死搏斗，弹药逐渐耗尽，伤亡不断增加，突围的道路被层层封锁。
七昼夜血战之后，这支队伍几乎损失殆尽——叶挺在与对方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壮烈牺牲，9000人仅有约2000人突出重围。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而就在同一时间，千里之外的苏北盐城，另一支新四军部队正在整装待发。
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叫陈毅，他麾下有9个团的兵力，就在几个月前，这些部队原本也在皖南军部的序列之中。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宣告成立，陈毅被任命为代理军长，开始主持重建工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全军下辖四个支队，共计10300余人。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至江西南昌。同年4月，军部又迁至安徽泾县云岭地区。云岭位于皖南山区腹地，群山环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军部在此驻扎长达两年多时间。
新四军成立之初，所辖四个支队分别活动于不同地区。第一支队由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一团、第二团，共计2300余人。第二支队由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三团、第四团，共计1800余人。
第三支队由张云逸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下辖第五团、第六团，共计2100余人。第四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第七团、第八团、手枪团，共计3100余人。
1938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先后从皖南出发，挺进苏南敌后地区。
第一支队在陈毅率领下，于5月中旬进入江苏境内，在镇江、句容、丹阳、金坛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第二支队在张鼎丞、粟裕率领下，于6月中旬进入苏皖边界地区活动。
1938年6月17日，粟裕率领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韦岗地区伏击日军车队，毙伤日军少佐土井以下官兵30余人，击毁军车4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这是新四军挺进江南后取得的首次战斗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韦岗战斗后，新四军在苏南地区的影响迅速扩大。陈毅率领第一支队以茅山为中心，逐步开辟了茅山抗日根据地。
茅山位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之间，山势险峻，森林茂密，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
新四军以茅山为依托，向东延伸至京沪铁路沿线，向西控制宁芜铁路以东地区，形成了一块相对稳定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下半年，新四军在苏南敌后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第一支队主力在茅山地区站稳脚跟后，陆续派出小分队向四周发展。
6月至8月间，新四军先后袭击了新丰车站、句容县城、高资车站等日伪据点，破坏铁路交通，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与此同时，第二支队在苏皖边界地区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张鼎丞、粟裕率部活动于高淳、溧水、溧阳、宜兴一带，与第一支队遥相呼应，形成了对日伪军的夹击态势。
然而，新四军在苏南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38年秋季开始，日军对苏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多次扫荡，企图消灭这支活跃在其后方的抗日武装。
新四军依托山区地形，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多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但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更为严峻的是，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活动也日益不满。新四军在苏南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与当地的国民党武装产生了摩擦。
一些地方实力派视新四军为"眼中钉"，暗中设置障碍，甚至公开制造冲突。这种复杂的局面，给新四军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分析了抗战形势，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伟人在会上指出，华中是联系华北与华南的枢纽地带，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必须大力发展华中地区的抗日力量。
会议还特别强调，新四军应当"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即向苏南敌后纵深发展，并适时渡过长江，向苏北地区扩展。这一战略方针为新四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多次致电新四军军部，督促其贯彻"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8年11月9日，伟人致电项英，明确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这份电报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向东、向北，是新四军的战略出路。
皖南虽然地形有利于游击作战，但空间有限、补给困难，不利于大规模发展。只有跨过长江，进入苏北广阔的敌后地区，新四军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1939年初，陈毅开始积极筹划渡江事宜。他深知，要实现"东进北上"的战略目标，必须首先控制长江渡口，建立稳固的渡江通道。
1939年2月，陈毅、粟裕利用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请求新四军护送弹药过江的机会，派遣卢胜、陶勇率第四团一部渡过长江，进入江北地区活动。
这支部队后与梅嘉生部合编为苏皖支队，与活动于皖东地区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取得了联系。
随后，叶飞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也渡江北上，与管文蔚领导的江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合编，向吴家桥地区发展。
这一系列行动，使新四军控制了长江沿岸的重要渡口，形成了足跨长江两岸的有利态势。
1939年全年，新四军在苏南地区的战斗规模和频次都有明显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共作战4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500余支，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对新四军的限制也在加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新四军的活动严加控制，规定了狭小的"防区"，禁止新四军越界活动。这种做法严重束缚了新四军的手脚，使其无法充分施展。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之间发生了多次摩擦冲突。
在华中地区，顾祝同调动第三战区部队，对皖南、苏南地区的新四军形成了包围态势，并勒令江北新四军部队撤回江南。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新四军何去何从，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1940年，是新四军发展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华中地区的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在占领区实行"以战养战"策略，大规模修建据点碉堡，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
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新四军的限制和打压日益加剧。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新四军必须作出战略抉择。
1940年1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进入华中敌后，主持华中地区党的工作。
刘少奇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判断：苏北是华中地区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应当作为新四军的战略突击方向。
刘少奇的这一判断，是基于对苏北地区实际情况的全面分析。苏北地处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广大平原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和盐业基地。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主力西撤，苏北地区仅留下部分地方武装，力量相对薄弱。
日伪军虽然占领了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但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力有限。这种敌、我、顽犬牙交错的局面，为新四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更重要的是，苏北地处华北与华中的结合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如果新四军能够在苏北站稳脚跟，就可以与华北的八路军实现会师，形成南北呼应的战略态势，对整个华中地区的抗战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1940年2月10日，中央向华中地区发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这份指示还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陈毅所部应扩大至二万至三万人，并在苏南地区继续发展，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人。
这份指示表明，中央对华中地区的发展寄予厚望，而陈毅所部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力。
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军事压力骤然加大。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调动18个团的兵力，对苏南、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形成包围态势。
顾祝同还向新四军发出"限期北移"的命令，勒令江北新四军部队在限定时间内撤回江南。
这种做法的用意十分明显——把新四军压缩在皖南、苏南的狭小区域内，使其无法向外发展，进而逐步削弱、蚕食乃至消灭。
面对这种危险局面，中央迅速作出反应。1940年5月4日，伟人亲自起草了一份给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
这份指示明确指出：新四军在日、伪、顽夹击下，无法在苏南、皖南同时立足，必须作出战略调整。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应当是苏南、苏北广大敌后地区，尤其是长江以北。
"五四指示"还特别强调，军部应当考虑移至苏南，皖南部队也应相机向苏南转移。这实际上是在提醒新四军军部：皖南并非久留之地，应当尽早转移。
这份指示在新四军内部引起了不同反应。陈毅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部署，认为"东进北上"是新四军发展的正确方向，皖南、苏南的狭小天地不足以承载新四军的未来。
他立即着手准备北渡长江、挺进苏北的各项工作。
1940年6月底，苏北形势骤然紧张。驻扎在泰州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部队，突然向新四军驻守的郭村发动进攻。
郭村位于泰州以东，是新四军控制的长江北岸的重要据点。如果郭村失守，新四军在江北的立足点就将丧失，整个"东进北上"的战略计划也将落空。
郭村战斗在6月28日打响。新四军挺进纵队在叶飞指挥下，英勇抗击来犯之敌。经过三天激战，新四军击退了进攻的敌军，保住了郭村这个重要据点。
但郭村战斗也暴露出一个问题：新四军在江北的力量过于单薄，如果不能迅速加强，很难抵挡更大规模的进攻。
郭村战斗后，陈毅果断决定：亲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渡过长江，挺进苏北。
1940年7月上旬，陈毅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7000余人，分批从扬中、泰兴等地渡过长江，进入苏北地区。
这是新四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重心开始从皖南、苏南转向苏北。
渡江之后，陈毅立即着手整编部队。7月中旬，江南指挥部改编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指挥。
所属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叶飞任司令员、刘炎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由王必成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治委员；第三纵队由陶勇任司令员、刘先胜任政治委员。三个纵队共编9个团，总兵力7000余人。
整编完成后，苏北指挥部随即向东挺进，目标是占领黄桥，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黄桥位于江苏泰兴县境内，地处通扬运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冲积平原上。
这里地势平坦，河网密布，交通便利，是苏中、苏北地区通往苏南的重要门户。黄桥镇本身是一个商业重镇，人口稠密，商贸繁荣，有"金黄桥"之称。
新四军如果能够控制黄桥，就可以获得重要的物资补给基地，并以此为跳板，向苏北纵深发展。
1940年7月下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抵黄桥地区。当时驻守黄桥的是一支地方保安部队，兵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
新四军到达后，这支部队未作抵抗，主动撤离。7月28日，新四军进驻黄桥镇，开始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进驻黄桥后，陈毅立即开展了紧锣密鼓的工作。军事上，加紧构筑工事，整训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政治上，积极宣传抗日主张，争取民心。统战上，广泛联络当地士绅名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统战工作方面，陈毅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多次拜访黄桥镇的知名人士朱履先，诚恳地向其介绍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
朱履先早年曾留学日本，是苏北地区有影响的士绅。陈毅对他以礼相待，推心置腹，终于赢得了他的信任和支持。
在朱履先的影响下，黄桥地区的工商界人士纷纷向新四军捐款捐物，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的建设。
与此同时，陈毅还积极争取苏北地方实力派的中立。当时苏北地区存在多股地方武装，其中势力较大的有驻泰州的李明扬、李长江部（约2万人）和驻海安的陈泰运部（约4000人）。
这两支部队虽然名义上属于国民党系统，但与嫡系部队之间存在矛盾，对中央军的排挤深感不满。
陈毅抓住这一矛盾，通过各种渠道与李明扬、陈泰运建立联系，向他们阐明利害关系，争取他们在新四军与顽军冲突中保持中立。
这种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李明扬、陈泰运虽然没有公开支持新四军，但在关键时刻没有参与对新四军的进攻，为新四军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1940年8月中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主动出击，攻打了黄桥以南孤山、西来等地的日伪据点，歼灭日军30余人、伪军100余人。
这次战斗进一步扩大了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的影响，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然而，新四军在苏北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不安。
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对新四军进入其"地盘"深感恼怒。韩德勤认为，新四军占领黄桥，是对其权威的挑战，必须予以"惩罚"。
1940年9月初，韩德勤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对黄桥地区的新四军发动进攻。与此同时，他还派人向李明扬、陈泰运施压，要求他们配合作战。
但由于陈毅此前的统战工作，李明扬、陈泰运对韩德勤的要求虚与委蛇，并没有真正参与进攻。
9月中旬，韩德勤集中主力向姜堰进逼。姜堰位于黄桥以北，是苏北地区重要的水陆码头和粮盐集散地。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同时也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陈毅决定主动撤出姜堰，将其交由李明扬部接管。这一举动表明了新四军团结抗日的诚意，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但韩德勤并没有因此收手。他把新四军的退让视为软弱可欺，反而更加坚定了"围剿"新四军的决心。
1940年9月下旬，韩德勤调集了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等部队，共计26个团约3万余人，准备对黄桥发动总攻。
与此同时，日军也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沿江的韩德勤部队还劫走了船只，企图断绝新四军的退路。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1940年10月初，苏北地区的局势已经剑拔弩张。
韩德勤调集的3万余人，分三路向黄桥进逼。东路为第八十九军主力，由军长李守维亲自率领；
中路为独立第六旅等部队；西路为保安旅团。三路大军气势汹汹，叫嚣着要将新四军"一举歼灭"或"赶到长江里喝水"。
而此时，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兵力仅有7000余人，其中战斗人员约5000人。双方兵力对比约为1:6，悬殊之大，令人瞠目。
面对强敌压境，陈毅、粟裕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经过反复推敲，他们制定了"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具体部署如下：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作为主要突击力量，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一带，待机出击。
第二纵队另派两个营向北实施运动防御，诱敌深入。第三纵队负责坚守黄桥镇，并监视东西两路敌军的动向。
这个作战计划的核心思想是：避免与敌人全面硬碰硬，而是利用敌人各路之间的间隙和时间差，集中优势兵力，先打薄弱之敌，各个击破。
1940年10月4日拂晓，黄桥战役正式打响。
韩德勤的主力第八十九军从东路发起进攻，首先攻击新四军的外围阵地。新四军第二纵队按照预定计划，且战且退，将敌人一步步引向黄桥方向。
10月4日下午，第八十九军先头部队独立第六旅逼近黄桥镇北面的营溪、分界一线。该旅旅长翁达急于抢功，不等左右两翼配合，便率部冒进。
陈毅、粟裕抓住战机，命令隐蔽待机的第一、第二纵队突然出击，将独立第六旅包围于营溪地区。
经过数小时激战，独立第六旅被全歼，旅长翁达在绝望中自杀身亡。这是黄桥战役的第一个重大战果。
独立第六旅被歼的消息传来，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大为震惊。他急忙调整部署，命令主力加速前进，企图挽回颓势。但新四军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10月5日，李守维率第八十九军主力向黄桥逼近。新四军第三纵队依托黄桥镇的工事，顽强抗击。
与此同时，第一、第二纵队在完成对独立第六旅的歼灭后，迅速转移，向第八十九军侧后迂回。
10月5日夜间至6日凌晨，新四军主力对第八十九军发起猛烈攻击。双方在黄桥镇周围展开了激烈的混战。
新四军指战员英勇顽强，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殊死搏斗。战斗中，新四军充分发挥近战夜战的优势，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在最关键的时刻，黄桥镇的群众给予了新四军巨大的支持。镇上的66家烧饼店日夜赶制烧饼，送往前线。
男女老幼推车、挑担、肩扛，从四面八方为新四军送饭送水。当地群众还主动为新四军带路、送情报、抬伤员。这种军民鱼水情深的场面，成为黄桥战役中最感人的画面。
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第八十九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军长李守维在溃逃途中落入河中淹死，第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第一一七师参谋长张治吴被俘。
第八十九军残部四散奔逃，建制完全被打乱。
与此同时，韩德勤的其他部队见势不妙，纷纷后撤。新四军乘胜追击，席卷海安、东台等地。韩德勤率残部1000余人仓皇逃回兴化。
黄桥战役历时三天，新四军共歼灭顽军1.1万余人，俘虏32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800余支以及大量军用物资。新四军以7000人的兵力，战胜了3万余人的进攻，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黄桥战役的胜利，彻底打开了苏北的局面。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的军事优势由此确立，韩德勤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
黄桥战役胜利后仅四天，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第六团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团在东台县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
这次会师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标志着活动于华北的八路军与活动于华中的新四军实现了战略上的对接，苏北抗日根据地与华北抗日根据地从此连成一片。
1940年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
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代总指挥（总指挥叶挺仍在皖南军部），统一指挥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这标志着华中地区的抗日武装实现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至此，陈毅率领的新四军苏北部队，已经在苏北站稳脚跟，建立了以盐城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部队经过黄桥战役和此后的发展，兵力已从渡江时的7000余人增加到2万余人。
根据地的范围也大大扩展，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运河两岸，南临长江北岸，北达陇海铁路沿线。一个生机勃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正在形成之中。
就在陈毅率部在苏北大展宏图之际，皖南的形势却在急剧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对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军事包围日益收紧，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电报，即著名的"皓电"。
这份电报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地区，否则将予以"严惩"。
"皓电"的发出，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的矛头，主要指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