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封市委书记向毛主席要官遭开除永不录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上下正大力整肃干部作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个人谋私行为。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位战功赫赫的开国功臣，因一封直接寄给中央和毛主席的信，彻底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成为党史上一段引人深思的往事。

这位功臣名叫戴季英，1906年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那个走出两百多位将军的“中国第一将军县”。他的革命资历确实深厚，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就参与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为起义总指挥部成员，还兼任七里区农民义勇队总指挥。起义失败后，他跟着队伍转入木兰山区坚持游击战，后来成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委委员，是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

戴季英的家人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活活烧死，母亲被地方劣绅打死，五个兄弟中有四人牺牲在战场上，整个家庭只剩他一人幸存。这份家仇国恨，让他在早期革命斗争中格外英勇。红军时期，他的职务一路提升，1931年成为鄂豫皖省委委员，出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政委，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他留在根据地重建红二十五军并担任相关领导职务，当时徐海东还是该军第七十四师师长，算得上是他的下属。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整编后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戴季英担任参谋长，他与战友们率领不足四千人的队伍一路牵制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为主力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最先抵达陕北的长征部队之一。

可这位猛将身上，却有着让人难以接受的固执与偏执。早在鄂豫皖苏区时期，张国焘推行极左路线，戴季英当时担任省保卫局审讯科长，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在肃反中采取“逼供信”的手段，参与了大量错捕错杀行动。红二十五军的许继慎、熊受暄等高级将领在这一时期遇害，这起冤案的主导者是张国焘，戴季英作为具体执行者负有直接责任。1935年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后，他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又把鄂豫皖的那一套带到陕北，掀起了肃反扩大化的风波。当时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几乎全被逮捕，包括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也被他关押入狱，遭受严刑拷打，两百多名党政军干部惨遭杀害。幸亏中央红军及时抵达陕北，毛主席当即下令“刀下留人”，派遣王首道等人接管保卫局，刘志丹等人才得以获救。事后中央查明这是冤案，给予戴季英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撤销领导职务，可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有错，还在审查时极力辩解，连周恩来都怒斥他：“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后来中央监察委员会明确，陕北肃反“应当由当时中央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

抗战爆发后，戴季英被派到新四军第四支队担任副司令员，后来升任政委，还曾代理过司令员职务。1944年，他受中央委派返回河南，担任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河南军区政委，之后又成为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在中原突围战役中牵制了国民党三十多万兵力，为解放战争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这段时期，他在抗日游击和根据地建设上确实有不少实绩，陈毅就曾高度评价过他参与指挥的半塔保卫战，称其为“黄桥决战的序曲”。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任命戴季英为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还是河南省会，这个职务在旁人看来已是高配。可戴季英却满心不满，他总觉得自己资历老、功劳大，早在20年代就是省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又当过河南区省委书记，如今的安排完全“屈才”。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倚老卖老，自我标榜功劳，根本不把河南省委的领导放在眼里，多次发表与省委意见相左的言论，甚至在干部会议上公开指责省委领导是“左派”，制造内部矛盾。

1951年底，戴季英索性直接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猛烈攻击河南省委的工作，罗列自己的革命功绩，明目张胆地伸手要官，明确要求组织任命他为中央委员和河南省委书记。这封信送到毛主席案头后，一向重视干部作风的毛主席看后勃然大怒，怒不可遏地批示：“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1955年，毛主席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做结论时，还特别提到：“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

戴季英的一生充满争议，他为革命流过血，家人为革命付出了惨痛代价，可他却在肃反中犯下严重错误，又在功成名就后迷失了方向，把功劳当成向组织要价的资本。历史对每个人的评价都很公正，功绩不会被抹杀，错误也不会被掩盖。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禁会想：究竟是权力腐蚀了人心，还是初心的失守注定了结局？